第15章 赤子与星斗(11)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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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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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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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266字

“道”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上,也就是具体操作层面上,以什么作为载体呢?余英时认为:“在汉代统一帝国的格局之下,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基本上是怎样建立并维持一种合理的群体秩序。”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由君王与酷吏所建构的统治秩序显然是司马迁所不能接受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尽载当时所不尽人情,流血千里,若奸宄无以自咎者,而终之以大群小群轻犯法而不可禁”刘辰翁、倪思《班马异同》卷三十。,目的还是为士人寻求一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让士人真正成为权力关系中起制衡作用的重要的一极。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所体现的,是以文化的传薪自任,高举着理想主义的火炬,秉持理性思考的特质,发为文章,为天下清流,发展出对整个文化与社会的深厚关怀。


我为什么写《香草山》?我为什么写《香草山》?ぁ—答客问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问:在读者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一个写作者的生命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剑拔弩张”的。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这些气质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所忽视,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就是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上发现我的这一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我对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对人生来说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我在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圣经》中说:“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5:8》)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朋友们更加珍惜和重视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其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使用的是你的真名;书中涉及到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与某协会的官司等),也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真实的;而涉及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的女孩,而现在她就在我的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上帝让她进入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提升我的生活。


《三国演义》标榜说“三分历史,七分虚构”,而《香草山》则可以倒过来说,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的名字——《纪实与虚构》。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够走多远。《香草山》有很大的自传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香草山》描述的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失望的。


我想写作一种新的


问:我发现,《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


答: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原生态”的意义,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精心安排和设计。全书分为九章,每一章又分九节,一共九九八十一节。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而所有的章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接起来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我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香草山》成为一个“四不像”。


同时,我认为,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发展,离传统的形态已经很远了。每一本“不像的”的出现,都是对外延的一次拓展。在二十世纪,在形式上的创新,与这个世纪所发生的革命一样,让人目不暇接。许多以“怪”的方式轰动一时的,后来却成为一种经典、一种范式。


本来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我们自己又岂能执著于“什么是”的“伪问题”,并因此而“作茧自缚”呢?


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诗化的。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他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他认为,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可惜的是,后来他的这一尝试被迫中止了。


我认为,“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观念。这也是导致中国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我愿意承接沈从文先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大家对的既定观念、改变大家单一的习惯。我想通过这本告诉读者朋友:读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


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我自己认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丝毫不担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我与李敖有着本质的不同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爱情。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曾经说过,李敖的第一部《北京法源寺》,与其说是,不如说是政论。正如我前面所说,中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也不能只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的强项。


台湾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中国时报》总编的高信疆先生不久前说:“二十八岁的余杰的文章,比李敖二十八岁时还要写得好。”高先生是李敖的好朋友,他很熟悉李敖的文章。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够自信地说:我的比他的好。


问:在《上山·下山·爱》中,李敖有大量“色情”的描写,而你在《香草山》中却只有“爱”而几乎没有“性”。从这一区别中,是否能够看出你与李敖对爱情和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呢?


答:我对李敖近年来的许多文章和言行都不认同。


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李敖在内心深处不尊重女性,他在自传中肆无忌惮地描写自己放荡的性生活,并发表诸多女友的照片。我认为,这对那些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认为爱与性是完美融合的,而且爱的前提是尊重对方。


李敖认为一生可以爱无数次,我认为真爱只有一次。李敖认为爱情是游戏,我认为爱情是真理。李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显著的地位上,他是一个中了传统文化的毒的“男权主义者”;而我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我最厌恶的就是大男子主义。


问:写完这本之后,你是否会把自己创作的重点转向写?


答:写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今后我肯定会继续写,当然是写与《香草山》迥然不同的。


我会不断地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传记、报告文学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也将努力突破旧有的文体上的划分。


我不会放弃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脱离了学院和学术界,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发表多少论文来获得学位和评定职称,也无须得到权威人士的承认和褒奖,我更愿意做一种有“野狐禅”特色的学问、一种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学问。


当然,我还会继续杂文的写作,在杂文写作中也要求新、求变。这是一块我所喜爱的“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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