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死亡变得如此悲壮、如此高贵。在我看来，死亡不是爱的死亡，恰恰相反，是战争和暴力的死亡。那些美丽和那些青春被毁灭了吗？没有，那些美丽和那些青春“向死而生”。作者在前言中说：“我总想理解自己这一代人，总想弄明白，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怎样做到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死，不是吗？可是——死了。”正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在死亡的边缘处，严厉刻板的准尉意识到，自己不是姑娘们的“上级”，而是她们的“哥哥”，他要姑娘们像母亲一样亲切地叫他“费佳”。这个妻子已经背叛、儿子已经夭折的三十出头的男人，这个长期以来被苦难所笼罩的男人，在这一刹那间抓住了一个字——爱。正是出于爱，他必须阻止那些邪恶的、企图毁灭美的力量。正是出于爱，他一个人爆发出了神奇的力量，只身生擒了所有残余的法西斯鬼子。他虽然没有保护好身边的女孩，但他最后终于粉碎了德国人的阴谋——站在他身后的是那些女孩纯洁而高贵的灵魂，她们在天国含笑祝福他。那些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与他们对阵、并将他们击败的，居然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五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女兵。暴力真的如同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让我想起了弗洛姆说过的一段话：“暴力本身决不创造新的事物，新的事物必须已经存在在那里。主要的是给爱设置障碍的社会形式必须由促进爱的那种社会形式所替代。保持的是这种希望：即人们认识到由于缺少爱而引起他们自己的痛苦。从这一痛苦中将孕育出对爱、从而也是对生活的新的和强烈的冲动。”在这场战争中，法西斯分子们堕落为残暴的野兽，而俄罗斯女孩们则被锤炼成像贞德一样的女神。

我一边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想：原来战争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静悄悄的控诉比声泪俱下的控诉更有力量。我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愿意站在柔弱而美丽的女性那一边、站在良善与正义那一边，永远与邪恶和暴力对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姑娘们心灵成长的过程，她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她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也正是我被它深深感动的原因。与那些浅薄的进化论的战争观截然不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向我们传达的是远离战争、制止战争和捍卫和平的理念。赫德尔在《关于促进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凡是不是被迫进行自卫、而是疯狂地进攻一个安定的相邻民族的战争，是一种不人道的、比凶猛的兽行还要可恶的行为，因为它不仅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威胁要杀害和劫掠它所进攻的民族，而且使进行这场战争的民族也不应该地和可怕地蒙受牺牲。对于一种高等生物来说，难道能有比两支相互对峙的军队未受***而相互屠杀更为可厌的景象吗？而战争的后果——比战争本身更可怕——是疾病、野战医院、饥饿、瘟疫、抢劫、暴行、土地的荒芜、情绪的粗野化、家庭的破坏、几代人的道德的败坏。一切尊贵的人们都应当用温暖的人情传播这种思想，父亲和母亲应当向孩子们灌输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战争这个可怕的字——人们多么轻松地说出这个字——不仅受到人们的憎恶，而且几乎敢于用同样的恐惧称它为或者把它写成为神经抽搐病、瘟疫、饥荒、地震、黑死病。”这不正是瓦西里耶夫想说的话吗？战争不仅戕害人的肉体，而且毒化人的精神；战争不仅威胁寂静的黎明，也损害大自然的和谐。当我们面对着那群俄罗斯姑娘鲜花般的面庞、草莓般的胸脯、垂柳般的腰肢以及银铃般的笑声和浸润在温情之中的心灵的时候，我们还会愚昧无知地颂扬战争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正是用一个哀伤的故事告诉我们：珍惜你身边的宁静、珍惜你身边的美丽吧。

梦想里的“庄园”

契诃夫一生都不富有，虽然他创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完整时代的巅峰”（安·别雷语），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舒适的日子。这位被莫斯科如此“温柔地爱着的”作家的灵柩，是由一节绿色的车厢运回来的，车厢的门上写着几个大字——“运牡蛎专用”。这不是契诃夫的耻辱，相反，这是一个漠视文化、敌视文化甚至戕害文化的专制帝国的耻辱。

契诃夫在库丘克有一个小小的居所，那是在科伊村中的一所两层楼的白色房屋，简朴而安宁。在契诃夫生前，高尔基曾被邀请到这里做客。后来，高尔基在回忆录中详尽地描写了那次做客的经历。当时，契诃夫非常认真地告诉高尔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所庞大的庄园——不过，这所庄园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那么，梦想里的庄园是留给谁的呢？留给妻子、子女或者文化界的良师益友们？面对高尔基疑惑的目光，契诃夫微笑着揭开了谜底：“如果我有很多钱，我就要在这里为生病的乡村教师们建立一所疗养院。您知道，我要建成一座明亮的楼房——光线十分充足，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养蜂场、苗圃和果园；可以举行农艺学、气象学方面的讲座。一个教师应当了解一切，老兄，一切！”

因为激动，契诃夫猛烈地咳嗽起来，那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咳嗽之后，契诃夫依然露出他那亲切的微笑，这种微笑被后人们在许多文章中生动地描述过，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这微笑永远具有如此令人倾倒的吸引力，并激起了人们对于他的言谈予以特别敏锐的注意”。

休息了片刻，契诃夫接着说：“您听了我的这些幻想感到枯燥无味吧？而我却喜欢这方面的事。如果您能知道，俄罗斯乡村是多么需要好的、聪明的、有学识的教师，那就好┝耍…教师应当是一个充满热情、醉心于自己事业的演员或艺术家，但我们这里的教师却是一个粗工，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竟然是怀着一种去流放的心情去乡下教育孩子们的。他吃不饱肚子，备受折磨，因有可能丢掉饭碗而担惊受怕。应当让教师成为乡村中的头号人物，让他能够回答庄稼汉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让庄稼汉们承认他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尊敬的力量，使得谁也不敢呵斥他、贬斥他的个性。……真不能让这样的人衣衫褴褛，在潮湿的、有很多窟窿的校舍里冷得发抖，煤气中毒，伤风，还不到三十岁就患上喉炎、风湿病、结核┎…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对从事着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的人进行侮辱和嘲弄呢？您知道，当我看见一位教师时，我在他面前很难为情，既因为他的羞怯，也因为他糟糕的穿着，我好像觉得，我本人对教师的这种贫困是犯有一些过失的……真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以后，又沉默起来。思索了一会儿，他又挥一挥手，轻声说道：“多么荒谬、蠢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

这个细节是契诃夫那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契诃夫看到了乡村教师们悲惨的命运，也就看到了农村中孩子们黯淡的未来。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乡村教师们，能够满足孩子们那凝聚着渴求和探寻的目光吗？如果孩子们身边没有充满智慧的引路人，孩子们心灵的世界荒芜了，那么俄罗斯的明天还有希望吗？契诃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社会疾病的症结所在。可惜的是，那些在奢华的宫殿中把酒言欢、流水开宴的王宫大臣们，不会听到他那愤怒的指责和殷切的呼吁。罪恶的依然罪恶着，困苦的依然困苦着，契诃夫那“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依然只能是梦想。

然而，尽管无法实现，那却是一个高贵而纯洁的梦想。至少，契诃夫梦想过、期盼过、奋斗过、挣扎过。这个梦想展示了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良心的重量。否则，他们的历史只能与我们的历史一模一样——仅仅是一段漫长的、单调的、幽暗的隧道而已。正是有了像契诃夫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契诃夫这样的梦想，俄罗斯的文化在屡次遭到压抑、侵略、残害和扭曲之后，依然获得了凤凰浴火般的重生。

我经常感怀于契诃夫的梦想，感怀于那些困窘而善良的乡村教师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与契诃夫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乡村教师。他们像是乡村中田埂上的泥土，被踩在鞋底、沾在脚上；他们像是原野里的野草，风里生，雨里长，他们像是农家赖以耕作的“一家之主”——老黄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劳任怨。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说的大概就是他们吧。我的许多同学就是地地道道的乡村教师，每次回家乡我都要抽点时间跟他们聊聊。毕业多年，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昔日“同学少年”的意气，回忆起来仍然让我们泪光闪闪。他们曾经离开家乡求学，后来又回来了。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却是出于无奈。他们已经送走了好几批学生。给我倒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指上还沾着没有擦洗干净的粉笔灰。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穷困、他们的烦恼以及他们受到创伤的尊严，但也只能是“知道”而已——也是一介书生的我，又能给他们什么切实的帮助呢？其实，我也跟契诃夫一样，有一个关于“庄园”的遥远的梦想，却没有告诉他们——不是“不能”，而是“不忍”。在北京这座庞大的都市里，有许多来自乡村却忘却了乡村的人。然而，还是有人忘不了那片土地。在我的身边，许多老师和朋友，比如钱理群教授、比如摩罗，都有过漫长的在穷乡僻壤乃至最底层的村落教书的生涯。那段生涯决定了他们对生活、对写作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基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我所尊敬的老师吴福辉和朱珩青夫妇，一位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一位是作家出版社的老编辑，他们都曾经是家境贫寒而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学语文老师。他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可是在千沟万壑之间，这样幸运的学生又有几个呢？

契诃夫微笑着，那微笑中包含着苦涩的滋味。契诃夫咳嗽着，一边咳嗽一边讲述着他的梦想。

那是他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梦想。

从杜甫到今天，同样的一个梦想，我们已经做了一千多年。

这个梦想，我们还要做多久呢？

在寒冷中舞蹈

诗人霍达谢维奇是古米廖夫的好朋友，当古米廖夫被新政权枪杀以后，他写下了不少文字回忆古米廖夫生前的音容笑貌。其中，最让我动容的一个细节是古米廖夫在寒冷中舞蹈的场景。

那是1920年的圣诞节，也是古米廖夫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年，古米廖夫四十四岁。艺术史学院安排了一次舞会，那是在一个空旷而寒气彻骨的大厅里——灯光微暗，还有冰冷的蒸汽。壁炉放出的是浓烟，烧的是发潮的木材。这使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写到过的一个情节：一个严寒的冬夜，家里没有燃料了，日瓦戈不得不冒险外出，悄悄拆除街角的栅栏，然后抱着木板回家，给妻子和孩子生火取暖。而他那已经当上克格勃军官的兄弟，正在远处阴郁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因为还没有认出他来，便准备将他“绳之以法”。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个情节。是的，温暖、温暖，火的温暖和心灵的温暖，在那个时代以及在有人类生存的所有时代，都是稀缺的。

那次舞会，彼得堡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人都到场了。乐曲在轰鸣。人们在昏暗的光亮中挪动着，都挤到壁炉跟前。这些知名人物都是怎样的一副打扮呢？“毡靴、高领毛衣、破破烂烂的毛皮大衣，就是在舞厅里，这些东西也脱不下来。”写到这里，霍达谢维奇的笔调也变得辛酸起来。突然间，古米廖夫来了，迟到得很适度，挽着一位穿深开胸连衣裙、冻得直打哆嗦的贵妇人。古米廖夫神态执拗，目空一切，穿着燕尾服，在舞厅中穿行。他冻得颤抖，却傲岸又殷勤地向周围的人颔首致意。他使用上流社会的语调和熟人交谈，然后跳起舞来。他的舞姿依然是那样娴熟而优美，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他的整个外表分明在说：“什么也没有发生。革命？没听说过。”

诗人通常就是那种“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人，是天真而固执的孩子。诗人保罗·艾吕雅有一次曾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古米廖夫和他的那些同代人们——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曼德尔诗塔姆们——都拥有这种气质。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视力：有时，他们连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趋势也看不见，他们处于惊人的“近视”状态，显得比一般人要愚蠢得多；有时，他们却像射线一样具有无法阻挡的穿透力，他们能够洞察到像海市蜃楼般的未来。他们本该在宽容的环境中自由地呼吸，可是他们这一代人不幸地生活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之中，而夹缝中恰好是最寒冷、最黑暗的。那么，如何抵抗这彻骨的寒冷和无边的黑暗呢？古米廖夫失去了财产、失去了房屋、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可能，他还剩下什么呢？他还有孩子般的稚气和君王般的尊严，他还有那像钻石般坚硬的诗歌。他在寒冷和黑暗中翩翩起舞，他要证明给寒冷和黑暗看——你们阻止不了我们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温暖！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这样谈到一名作者：“当他是坏人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是优秀的诗人？”他又说：“描写春天的早晨易如反掌，谁也不需要它，然而要做一个像春天的早晨那么朴实、明朗而又出人意表的人——这却太难了……”舞厅中的古米廖夫就是这样一个像“春天的早晨”的人，他在舞蹈中让艰难的现实生活成了一首美不胜收的诗歌。他把“春天的早晨”带到了这所像冰窟一样的舞厅里。无论革命的浪潮如何猛烈，他都不为所动。当暴力和邪恶如同沼泽地一样即将吞噬他的时候，八岁就开始写诗的古米廖夫，心目中依然还葆有那位永远的“美女郎”——那是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出版的一本诗集的名字。他不愿遵从革命的铁与血的准则，只愿意遵从诗歌的准则。他要让读者能够“看懂星星之书”，让“海浪同大家说话”。然而，这一切，显得多么地不合时宜啊。

霍达谢维奇还写到与古米廖夫的一次会面，接待的方式就像是“两位国君晤面”。在空荒、饥馑、弥漫着咸鱼味道的彼得堡，两个人都饥肠辘辘，形销骨立，穿褴褛的外衣和有洞眼的半高腰皮鞋，在没有生火和凌乱的办公室，彼此之间客套地交谈。这时，古米廖夫要请霍达谢维奇喝茶，可是话一出口，语气分明有些犹犹豫豫。客人立刻就猜到了：主人肯定没有糖。于是，霍达谢维奇婉言谢绝了主人的建议，这样才没有让古米廖夫太难为情。这是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尊严。

古米廖夫不可能“跟上革命的步伐”。尽管他并非有意要与革命为敌，但他在寒冷中舞蹈的姿态，本身就挑战着革命的权威。当一个现代体制取代传统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时候，诗人们突然发现：新世界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存身之地。诗人们的命运早已经被安·别雷写在他的诗句里：“我相信金色的光辉，却死于太阳射过来的箭矢。我以世纪的思考揣度，却不会把生命安度。”别雷比古米廖夫聪明，所以他匆匆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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