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呈现这段历史，没有人愿意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而施暴的人像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了。仅仅过去了三十年，就很少有人再提及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而后人更是茫然无知。他们喝着可口可乐，唱着港台流行音乐长大，他们不再相信这段历史。他们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能因此而责怪他们吗？

而对历史的规避、篡改，就是又一次的犯罪。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并无丝毫的逊色。剥夺后人对历史的知情权，就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丧失了对灾难的警惕，灾难的降临就在眼前了。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以发生、何以恰恰在北大这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摇篮的学校里发生？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的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并因此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产生过关键的影响。在这里，北大人的鲜血曾经为自由和民主而流。然而，同一所大学，在半个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民主的急先锋。

大学是一个社会里思想最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有天然的不协调的品性。自大学诞生之初，就产生了对社会现实较强烈的反抗的一面。纵观二十世纪世界大学的历史，在东西方，大学都曾经显得动荡不安、风云四起。

在六十年代欧美的大学中，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美国各大著名学府中，在经历了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之后，青年的理想主义和新一代的社会良知终于被新的呼唤所唤醒。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们将会胜利”的誓言成为新一代学生积极分子的口号。黑人大学生沉毅的勇气成为大家的榜样和鼓舞力量。矢志以非暴力手段谋求改变的学生，纷纷到南方去参加争取公民权的游行。全国学生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赢得自由主义派父老的称赞和支持，连保守分子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自古以来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的梦想加强了这些学生的意志，这个梦想就是：站在好的、对的一面，同时证明自己不顾、反对甚至违反法律是正确的。就连向来以保守著称的哈佛大学，也成为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当他们的校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到母校的时候，他们包围了他的汽车，并以他是哈佛出身为耻。

在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中，也有偶尔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非暴力一直是主流的声音。全世界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流了这么多的血。西方大学生的学生运动，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自主的，很少像“文革”时期的北大一样，成为最高层政治斗争的筹码和工具。青春激情和受到官方鼓励暴力倾向相结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北大短短的一百年的历史，似乎是用鲜血写成的。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自己流了血，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掀起血的海洋。

在“文革”时代，北大已经成为邪恶的统治区，而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它已然“沦丧”了。这一时期，青春、激情和正义都已经沦丧了，赤裸裸的权力诉求主宰了美丽的燕园。没有人有心思欣赏湖光塔影，未名湖成了不少自杀者选择的葬身之所。

吞噬了无数人鲜活生命的未名湖，你的湖水还清澈吗？你的波光还闪亮吗？

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和大学生、大学教授的耻辱。不承认这一耻辱，就是彻头彻尾的卑鄙。

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直到此时，人们才恐惧地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

在这场运动中，是否真正出手打过人，并不是判断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就死死咬住自己没有动手打过人，从而拒绝进行任何的忏悔，并且张扬自己当年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比打人更加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中，“我”的精神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他们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参与了“打人”。对打人的行为表示了认同和默许，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他们同样是“打手”——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许多人正是充当了这种隐形的打手。他们在运动一结束，就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一个新的时代获取新的资源。

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先生在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面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一点往事》。这篇小文章却是迄今为止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面当年的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它是一次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一次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洪子诚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

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

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

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经扮演过“批判者”的角色。

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

临近毕业，洪子诚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洪子诚教授写道：“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的反省。”

把一九五八年自己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联系起来，洪子诚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用佛家的说法，就叫做“报应”。“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角色的转变是轻而易举的。没有绝对意义的无辜者。

而王瑶先生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洪子诚先生动情地写道：“在王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最后，洪子诚教授回顾了北大的风云沧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当大学沦落为暴力和权力的附庸的时候，大学便从文明的象征变成了权术的舞台。学者萧雪慧评论说：“权力强加的***使某些大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它不再能无视社会权力机构的意向就重大问题独立而公正地发言，被迫地或者自愿地附和权势，干起精神上指鹿为马的勾当；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在政治入侵和强暴下荡然无存，教科书排斥和贬抑公理，美化无价值的东西，教学过程由师生之间通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来传播和发展知识蜕变成教师的精神自虐和对学生的精神施暴。自虐表现为被迫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而自我糟踏，一方面屈就党同伐异的文化政策，把课堂变成政治大批判场所，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使人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性视而不见；施暴表现为向学生强行灌输一套颠倒的价值体系，取消学生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并取消他们对社会问题作出独立反应的能力。”这正是那段岁月中北大状况的真实写照。

直面北大历史中的不健康的因素，我们才能够走上一条真正的“大学”之路。鲁迅先生在总结北大的校格的时候，曾经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北大不仅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也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北大内在于中国，因此不可能完全“出淤泥而不染”。北大必须彻底地清除自身的毒素，才能够重现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辉煌。

在另一个一百年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