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是在古代的森林中，还是在现代的都市中。都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森林。古代的时候，人们从这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这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从见到这个人到即将见到下一个人，要经过漫长的森林与旷野；而今天，人们忙碌在城市中，几万人行走在同一条街道上，几千人居住在同一座高楼里，几百人拥挤在同一辆公交车中，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缩小了，但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距离却扩大了。在城市森林中，每一个人都是单个的精灵和虫子，尹珊珊的就是关于这些精灵和虫子的。她告诉我们，虫子也是需要梦想的。我想，这样的句子一定会拨动你久已蒙尘的心弦——

“重新回到街上，好像从一棵树上下来然后爬向另一棵树。我发现眼前的人一半为了爱而去了解，一半为了了解而爱，他们一半痛苦，一半幸福。但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关于视角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空白的年代，这也是一个幸福很少而快乐很多的年代。人都是现实的，但我们有时也会想看见梦想者。”

我同意珊珊关于幸福与快乐的区分，这种区分像小李飞刀一样，只见刀光一闪，就已经镶嵌在了对方的骨髓里。现实主义是的一种，但我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绝对不是第一流的，因为的本质是可能、是偶然、是自由、是梦想。推而广之，写作也就是人类探寻可能性与偶然性、追求自由与梦想的重要活动之一。跟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年轻的珊珊更早地开始了这次艰难而快乐的冒险。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语的根源处，而不是根据其消费情况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以最大的兴趣来尹珊珊的每一篇新的文字，也对她未来的文学成就抱以十分的希望。

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

《论语》一书，千百年以来被中国人当作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来读，我却认为它是一本很幽默的书。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夫子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他周游列国不获重用，自嘲说：“我惊惊惶惶的，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犬”；他去看“生活作风不好”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学生子路有意见了，他就指天划地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让老天来惩罚我吧。”由此可见，孔门应该是有幽默传统的。遗憾的是，许多朝代过去了，衍圣公的后人们却逐渐丧失了幽默的能力。直到孔门第七十三代传人孔庆东的出现，孔门的幽默才算又接上了涓涓细流。在寒冷的冬夜，交替地孔庆东的新作《47楼207》和《空山疯语》，不由你不会心大笑。笑声穿过结了冰花的窗户，惊飞窗外的小鸟。

《47楼207》，是一个很古怪的书名，就像是克里斯蒂的一部扑朔迷离的侦探，又像是希区柯克的一部扣人心弦的悬念电影。这是老孔跟读者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47楼207者，乃是北大普普通通的一座研究生楼的一个单元而已。老孔讲述的，乃是八十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一群研究生的凡人轶事。

《47楼207》是全书的一篇“主打文章”，曾经收在一九九八年风靡全国高校的《北大往事》中。《北大往事》以回顾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原生态的生活为主，作者全是北大八十年代的才子才女们。北大的才子才女，人人有一手绝活，篇篇文字都是才华横着溢、纵着流，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在《北大往事》里，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却是老孔的《47楼207》。人们说，很久没有读过这种味道的文章了，那种本色的、有个性的幽默，就像是一位不施粉黛、风华绝代的美女，她很美，你又说不出她美在何处。

《北京青年报》特意整版转载这篇文字，并加上编者按说，这是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文学。这种说法当然并不一定妥当，但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我以为，老孔的幽默与钱钟书的幽默并无可比之处。钱氏的幽默，有一种高级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与刻薄，不近人间烟火气，高妙固然高妙，却显得有些虚无；而老孔的幽默，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源头活水，粗陋而驳杂，却别有一番鲜活的生命气象。

书中的另一篇“主打文章”，是同样脍炙人口的《北大情事》。这篇文字在《英才》杂志发表后，立刻被读者们过目不忘，然后口耳相传。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的爱情，真的如同老狼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浪漫而悠长。

《空山疯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名，书名来自于老孔的歪诗“空山疯语起苍黄，百万熊狮过大江”。为什么真话都得以“疯语”的方式出现呢？这也许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尴尬。老孔自诩为打油高手，这是老孔何等得意的两句歪诗。老孔说，这十四个字说的其实是一种人生无可奈何的况味，渡江者，本为鱼、鸟等轻巧灵便的小动物，而熊和狮乃庞然大物，无法渡江也来强渡，是强熊狮之所难也。然而，编辑们理解不了他的幽默，认为他有隐射“伟大领袖”之嫌，强令他非删去这两句不可。老孔本来不忍割爱，力争了许久，依然没有能够说服那位“杯弓蛇影”的编辑人员，乃不得不忍痛割爱。那么，改一句什么样的说法来代替呢？他灵机一动，将其改为：“空山风雨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又是一种妙趣横生。

老孔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神采传达得惟妙惟肖，让迟生了数年的我辈羡慕不已。那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那是一个真自由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们写诗喝酒，睡懒觉做学问，活出了完完整整的自我。每间宿舍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个床铺上都有趣味横生的人物。他们有个性，有缺点，但他们都很“可爱”。不像今天的大学生，成天忙着背英语单词考托福或者打印自我简介找工作，找不出几个“不一样”的人来。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许多都像外企里的白领阶层，拼命加入到“主旋律”中去充当一个微不足道的音符。这样的大学生真让人“望而生畏”。

两个时代的置换，让老孔的这些文章产生了双倍的魅力。

往往是失去的东西，人们才知道要珍惜。老孔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同龄人来说，是辉煌而忧伤的记忆；对于比他们年轻几岁的、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则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美丽的石头会唱歌”。

老孔在文章里嬉笑怒骂，表面上看颇有些王朔气，实际上他在骨子里是哀伤的，只是这种哀伤一般人读不出来罢了。当然，在书写这段过去不久的历史的时候，老孔也将它们戏剧化和神圣化了。记忆也有将过去的生活过滤和美化的作用，这是今天的我们应当警惕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固然会比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好玩，但也不可能达到老孔所写的那样鬼灵精怪的程度。有位读者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不是老孔笔下的同学们好玩，而是老孔本人好玩。

《47楼207》的压卷之作是《遥远的高三·八》。以《47楼207》开场，以《遥远的高三·八》收尾，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我读后者比读前者还要受感染。孔庆东回忆了自己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的学生生涯，比起北大的学生生涯来，似乎有更深的感情。有一次，我与孔庆东到福州，有几名中学生偷偷跑来找我们聊天，他们感叹说：“不看不知道，还有这样神奇的高中生活！”而老孔告诉他们，这完全是写实，没有任何的夸张。老孔比那些伟大的画家还要高明，寥寥几句话，就让一个同学活龙活现起来。这篇文章里的幽默，更加本色，也更加纯净，几乎就没有经过理性的提炼过程，自然而然地就流了出来。

在快要结尾的地方，老孔这样写道：“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感情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这里，同样有一种忧伤，一种青春不再的忧伤；也有一种怅惘，一种纯真年代不再的怅惘。

老孔在序言中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古人早就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倚伏。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

我以为，真正的北大是属于民间的。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你读不出酸腐的学院气，而充满着鲜活的、暧昧的民间色彩和平民感觉。正是这种“山野之气”，使孔庆东比起许多拥有跟他一样学位的、然而面孔和文字却无比苍白的人来，更见性情面目。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比他是最高学府的博士要重要得多。所以，尽管我并不同意老孔的许多学术观点，我的文风也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我依然认为，一向“冠冕堂皇”的北大，应当有几个老孔这样的家伙，才能给象牙塔带来几分“烟火色”。

老孔既然身处北大，也得做学问。他做的是怎样的学问呢？他研究青楼文化、研究通俗，这些领域都是某些自以为高雅的先生所不愿触及的。而正是在这些领域里，老孔最见性情，也最见功力。他研究武侠颇有心得，指点金庸古龙，自称“野腔无调”、“指鹿为马”、“华山混剑”。殊不知，“混剑者”比“比剑者”还要高明。“混剑者”看出了“比剑者”的虚妄，乃旁观之，游戏之，撕破他们道貌岸然的面具，让他们露出“庐山真面目”来。

当然，老孔的某些剖析社会问题的文字，其观点我并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有一群年轻的博士、硕士，统统成了“新左派”的得力干将。他们许多都是老孔的同学，都是年龄三十多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估计出现了不可原谅的偏差，他们把对当下的批评和对“文革”的怀念勾连起来。他们生搬硬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涂抹上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居然在九十年代思想匮乏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些市场。他们甚至说，样板戏是了不起的艺术作品。这种说法，正如说清代的汉学是如何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一样。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以千百万民众被屠杀和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为代价，换来那一丁点考据的成就，难道是一件有价值的买卖吗？同样，以剥夺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自由乃至生命、并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为代价，换来八个所谓“精美绝伦”的样板戏，值得吗？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一般数学成绩都太差，连这样简单的账目都算不清楚。

老孔本人虽然没有他的同学们走得那么远，但也染上了某些病菌。老孔对“文革”、对毛泽东、对“革命”的许多看法，都是我坚决反对的。对这些问题，我与老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师友之间严厉的批评和激烈的讨论，本来就是北大最优秀的传统。

老孔的文字、老孔的幽默，是道学家的死敌。道学家最怕两件事，一是谈女人，二是说幽默的话。道学家会无耻地玩女人，却不谈女人，因为那太“下流”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肥皂》中所写的高老夫子，脸上写着“正义凛然”四个字，却是满肚子的坏水。道学家更害怕幽默，而幽默轻易就让道学家丢盔卸甲，就像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在嬉笑怒骂中摧毁政治人物们几十年营造起来的“尊严”。我在报刊上看到好几篇批评老孔的文章，都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连声喝骂“成何体统”——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鲁四老爷一流的人物，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幽默，他们的生活准则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但他们居然反应如此激烈，这也正说明老孔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老孔锋芒所及，凡社会人生、大千世界，涉笔成趣，妙笔生花。谈教育、谈电视、谈赈灾、谈新加坡人的自以为是、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都别开生面，鞭辟入里。书中尤其对高校和文坛学界中的怪现状有针针见血的猛刺。例如，他在谈到近年以来连连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时说：“我不赞成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但不能因此就奉为***大师。”比起引经据典的分析来，这样的文字文如其人，是“孔武有力”的。

《47楼207》和《空山疯语》是两本奇妙的书，在千人一面的旧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能够读到这样两本好书，是我们的幸运。古人说，好书当以烈酒下之，老孔的幽默就像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川菜，确实需要预备一瓶好酒来相配。那么，来一瓶什么样的酒呢？

还是让老孔自己来“点将”吧。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近来大发议论，骂遍天下。他自诩为民间、底层和体制外的代表，因此便获取了批评的豁免权。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谁”，他骂了谁，谁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如金庸者，使用太极拳法回应，最后也在这场争论中越陷越深，让王朔躲在角落里阴笑。

于是，其他被王朔谩骂的人物，一般都采取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而自认倒霉的态度，不理不睬。连一向以政府发言人的形象说惯了伟大正确的话的白岩松，也对王朔无可奈何。他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只好说：“只要王朔不骂我娘，我是不会应答的。”十大杰出青年不愧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点把柄也不给对方抓住。

电视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虚伪，但这是一种“明枪”般的虚伪；而我认为，躲在书页中的王朔更加虚伪，他的虚伪是一种“暗箭”般的虚伪。王朔说话似乎坦坦荡荡、无遮无掩，但是他守住了一个底线：绝不骂权势阶层，绝不说一句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的话。他才是演技派的“伪君子”。

王朔的我一部也没有看过，曾经翻开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俄罗斯和法兰西的长大的，我有我自己的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作为一个家的王朔艺术成就究竟如何，我无法作出评价。

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影视编剧和策划的王朔，以及作为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朔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两种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家，他已经“王郎才尽”。因此，在九十年代，作为影视制作者和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家的王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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