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技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著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骜不驯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咤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著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三个克格勃人员。

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家，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日在权术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叶利钦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品质不是善于跟踪敌人和把政界分为‘自己人’和‘异己人’的这种能力。”

当民主制度逐渐巩固之后，将军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岗位上。人民安居乐业，将军和士兵也各居其位。而叶利钦所期望看到的具有“高尚的气度、文化修养、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柱”的新型的将军们，正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

透明的账户

在这本回忆录中，叶利钦公开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据我所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自己的财政状况的国家元首。

在沙皇时代，“朕即国家”，沙皇的私人财产与国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挪用国库的存款为自己修建巨大的宫殿。没有人敢于“说不”。给“家国不分”的沙皇当财政大臣，是一件真正的苦差使。

在斯大林时代，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简朴而严肃。这样一位领袖，大概不会有“贪污腐败”的行径。因此，有人说，斯大林的性格固然残酷而冷漠、斯大林的政策固然有过失误与偏差，但是斯大林本人是廉洁的、朴素的，他的个人生活是经得起推敲的。然而，许多曾经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士撰写的回忆录有力地否认了这一点。斯大林其实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即使在大饥荒年代里，斯大林在别墅里举办晚会，场面简直就是“酒池肉林”，连西方国家的来客也叹为观止。难怪受到斯大林热情接待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回国之后会对媒体说：“谁说苏联饿死人了？苏联比英国还要富有。”

而在斯大林死后，警卫打开他的保险柜，发现里面有天文数字般的巨款。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领袖拿它又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得而知。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对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国库与他私人的财产没有什么分别。苏联领土上所有的一切，都归他所有、都由他裁决。制度的不透明，使得帷幕背后、保险柜之中，都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同助手讨论普通公民工资过低的问题，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是靠工资过活的。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学去火车站卸货挣钱。知道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吗？卸下三个麻袋或箱子的货扔到那边，一个麻袋留给自己。全国的人都这样干的嘛。”勃列日涅夫用来维系各级干部的不是理想和信念——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有实现的那一天，而是现实利益——也就是贪污腐败的机会。他知道，官员们越贪污，他通过克格勃掌握了他们贪污的证据之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忠心耿耿。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腐败风气。与热爱名车的父亲不同，她喜爱黄金、钻石和名贵的古董。她常常跟内务部长的妻子一起，到商店购买大批贵重首饰。她们的“买卖”闻所未闻地奇特，她们交给商店的不是钞票，而是两张纸条，上面写着保证近日来还账，还有她们的签名。商店的经理吓得瑟瑟发抖。这个“近日”恐怕是遥遥无期的。

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像普通公民一样申报财产、依法纳税。在欧美国家，政府首脑这样做，不会得到人民的赞美——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那些正在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做了，却能够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对法治的完善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在实行“阳光政策”的韩国，比如在与腐败作斗争的俄罗斯。

官员们财产状况的透明度与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两者是同步的。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指出：“民主依赖于消息灵通的民众能够参与公共政策，而又不担心会受到法律惩罚，除非他们的指责是恶意中伤，这取决于民众不在过度保密造成的无知状态中受到严重伤害。”在苏联时代，没有多少公民会积极参与投票等政治生活，因为高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完全在黑幕背后。公众的冷漠是独裁者们逼迫的。因此，对于叶利钦来说，恢复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首先就得从自己做起。

叶利钦在书中坦诚地写道：

“我没有有价证券、股票和期票，没有位于国外的不动产和私人地皮，没有外国账户，没有宝石，没有油井，也没有游艇、飞机和直升机。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从未在瑞士、英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里开过账户，从未买过外国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位于国外的城堡、别墅、地皮、工厂和矿井。所有一切都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

“那么我有多少钱呢？在这里应该用准确到戈比的数字来说话，为此我拿出我最后一次的收入申请表。截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在俄罗斯银行里我共有存款八百四十三万六千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