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初，王朔全身心地炮制了电视连续剧《渴望》。这部极其煽情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抚平了此时此刻人们创伤的心灵，起到了一剂精神鸦片的作用。这是一个怎样的哀痛的时刻？王朔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插科打诨，大肆施加麻醉剂。他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他参与了对记忆的抹杀和改写，他也就成为了权力结构中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我从这部电视连续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朔的立场，实际上比官方还要“官方”。他就如同戏曲中的丑角，充当衙内的帮忙、帮凶和帮闲。他在拼命地向主流话语献媚，并以此为资本，希望受到权力者的眷顾，从而在商业运作之中得到回报，能够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王朔经常以“民间”的代表自居。披上“平民化”的外衣之后，他说话也就理直气壮了：我就是老百姓，我代表着他们的情趣和爱好，你们知识分子要批评我，那不就是批评老百姓、与全体平民为敌吗？正是这样的一种荒唐的逻辑，让许多人在面对王朔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不敢给予回击。正是这样的一种“天生正确”的心态，让王朔获得了逍遥于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的氛围之外的“超然感”。

其实，说王朔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从小就跟真正的“民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有一定职位的军官。他从小就享有那些胡同里平民百姓的孩子无法得到的一系列特权。他一贯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理解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贫苦百姓家的孩子的辛酸与匮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解放军都是钢铁长城、都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于是，饥饿、死亡、鲜血和吃人交织在一起的“文革”，在王朔的眼睛里和心灵中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军队大院自有其独特的“亚文化”症候。我也有过一段真切的军队生活的经历，我知道那套有形无形的规则，如何泯灭人的温柔和同情心，将人变得粗暴和热爱暴力。王朔在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看不惯谁，就抡起砖头来灭谁。他从小就参加残酷的群殴，见到鲜血就兴奋。现代的民主与法制观念，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对他谈话中的语言暴力深感厌恶。而这种语言暴力在一定的时刻，很容易立刻就转化为行动暴力。

王朔有一本书的书名叫《无知者无畏》——是的，“无知”必然导致“无畏”，这是王朔说出的唯一的半句真话。但是，他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无信者无畏”。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价值理念在背后支撑的人，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人。

这些年来，王朔活得风风光光，是媒体的宠儿，是央视的大腕，是电影导演的亲密战友，是各大出版社的香饽饽，又是平民阶级的代表，真是黑白两道畅通无阻。现实生活中的王朔，呼风唤雨，地位简直就不亚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亲自出演的那个帮派老大，在北京最有名的莫斯科餐厅中接受数百名流氓的朝拜。一个人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能够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王朔在左右两边都游刃有余，原因何在？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一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玩弄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也不老”。

“无畏”是人类面临的一种最可怕的状态。没有畏惧和信仰，没有爱和同情，一切罪恶都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纳粹时代的德国是如此，“文革”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无畏”是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的最为显性的代码。迄今为止，在各种对王朔的批评之中，曾经在军队院校任教的学者朱学勤的批评最为到位。朱学勤认为：“这种痞子文化，实际上是大院之中的痞子文化，是他父辈湖南农民运动中那个痞子文化的隔代相传，如果用这种痞子化的东西来否定表明崇高的痞子化的意识形态，似乎痛快，实际上是再复制一次痞子文化。”以毒攻毒的最终结果，依然是毒素统治我们的生活。以恶压恶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邪恶占据我们的心灵。

最不“民间”的人，却成了最“民间”的人。许多人对王朔有如此错位的认识，恰恰说明关于“文革”的研究还没有展开。朱学勤揭示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深远，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王朔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朱学勤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文革’前十七年，他们是杀死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毁灭了平民来冒充平民！这个社会被他们糟蹋了两次，而不是一次。”

就是王朔这样一个热爱血腥、崇拜权力、敌视文化、痛恨知识分子的家伙，居然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某些人的喝彩。这才是天大的笑话。他的每一句“真话”都经过了严密的推敲，他的“锋芒”仅仅针对那些地位比他低、权势比他弱的人——他以欺负弱者作为自己发迹的一大策略，在强者的面前，他立刻就改变了嘴脸，浮现出一脸的媚笑。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艺术”。在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王朔之流的文化流氓，鲁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洞若观火。也正因为王朔自己的那一点伎俩被鲁迅看穿了，他也就特别地讨厌鲁迅——一有机会，他便向死去的鲁迅发几只暗箭。反正鲁迅已经没有办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回应他了。其实，鲁迅早就料到在他死后许多年，照样会有这类的苍蝇来骚扰他。

古代的痞子们，如梁山好汉，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痞子们，如王朔者流，则已经堕落到连贪官也不敢反，而只会流着唾液盯着铜板汪汪叫。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痞子，更具有了特殊的迷惑性——被他们两次糟蹋的社会，模模糊糊地向他们敞开了胸怀，让痞子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正如朱学勤说论：“痛心的是，这个社会却不自觉，还把这两次糟蹋搬进搬上银幕，傻不几几地跟在后面起哄，像不像股市向下突破时的放量下跌？强奸一次是强奸，再强奸一次就成夫妻了？”

让无知者不再无知，让无畏者不再无畏；让痞子成为热爱和平的人，让流氓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赤子其人

我与“三苏”算是大半个老乡。我的家乡离这三位大文豪的家乡眉山只有几十里路。在川西平原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小村落里，苏东坡是一名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古代文人。那些头上包着白布、背上背着背篓的乡亲们，经常用羡慕和热爱的口吻谈论苏东坡。尽管他们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读过苏东坡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歌，他们却知道苏东坡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并且把苏东坡作为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榜样。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述眉山，他写道：“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有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林语堂大概没有到过眉山，全是凭想象写来。因此，有着实际生活体验的我总觉得还有点“隔”，总觉得他还没有把这片土地的“好”写完、写透。不过，我同意林语堂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性情乃至文风，与他诞生的地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东坡浩瀚的才情与纯净的童心，得益于眉山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也只有这片桃源般的土地，方能孕育出一位旷达的赤子和一颗温润的文心。

苏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之一，林语堂在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苏东坡最为精妙的概括。在这诸多身份中，一般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得耗尽一生的心血。而苏东坡一边玩乐一边工作，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半点功夫。我分析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有极高的天赋；二是他有赤子之心。苏东坡曾经对弟弟苏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隐藏在这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之中。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既是一本“无一字无来处”的学术著作——他所作的考据和引证不亚于正统的历史学家，同时更是一本情趣盎然的——也只有采用这样自由烂漫的文体才能够凸显传主的神采。就品性和才华而言，在二十世纪诸多第一流的文化人中，林语堂最为接近苏东坡。我一直认为，传记是一种最难写的文体。即使是最出色的传记作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各种类型的传主的传记写好——只有作者与传主在心性接近的情况下，作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茨威格与他笔下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与他笔下的贝多芬、斯通与他笔下的凡·高，都有一种“恋人”般心灵相通的关系。与之相似，林语堂堪称二十世纪活着的“苏东坡”。在一个世纪的革命浪潮、军阀混战、党派夺权和文人纷争中，林语堂逐步退向边缘乃至黯然去国。苏东坡命运多舛，不断遭到诽谤乃至于流放，最后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离开人世，再也都没有能够回到眷恋的故乡；而林语堂对“当代”的参与程度，远远赶不上苏东坡那么深切，他选择了一名身在异国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以保全自己相对的独立与自由。

对当下残暴的政治和喧嚣的文化的反感、疏离和厌恶，一千年后的林语堂与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大英雄，他们有限度地参与社会的变革，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始终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苏东坡身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夹缝里。在两派轮流当权的时期，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重用，因为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依靠良心而不依靠利益来做出关于“对”与“错”的判断，最后自然是左右都不讨好。不过，没有关系，苏东坡还可以做农夫呢，他真正拿起了锄头。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还有哪个士大夫能像苏东坡这样做呢？林语堂既赞赏又不无嫉妒地说：“苏东坡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海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的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只有在乡野之间、在村落之中，苏东坡的赤子之心才不至于被泯灭和扭曲。苏东坡从来不掩饰自己喜欢吃肉，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烹调大师，他创造的“东坡肉”至今依然是川菜中的“当家菜”；苏东坡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搜集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苏东坡也从来不遮掩自己对鬼神世界的好奇，面对邈然的未知领域，他总像一个可爱的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缺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和理直气壮的大道德家，更不缺乏聪明的诗人和圆滑的文人，偏偏最缺乏有真性情的人、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好奇心的人——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东坡是一个婴孩，一个饱经沧桑之后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在诗人之中，杜甫太拘谨，李白又太单薄，只有苏东坡兼有孩童的纯洁和思想家的敏锐。学者刘再复在一封给女儿的信中说：“知识与财富一样，积累得太多太饱的时候，也会危害身心的健康。……许多有学问的人，到最后不仅无法从学问中跳出，而且变得非常冰冷、世故，以至世故大于学问，就是被知识所危害。所以我觉得最幸运的学者是他获得知识并由此获得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穿透力与洞察力以后又有力量返回婴儿状态，所以我称之为‘生之凯旋’。”学问之于苏东坡，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从来不被学问所左右，学问却被他兴之所至地差遣。学问没有使他傲慢，反而让他更加谦卑。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完成了“生之凯旋”的文人之一。赤子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婴孩的眼睛是最深邃的眼睛，正是在怡然自得的“生之凯旋”中，苏东坡如清风明月般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皇帝的心思

在华文文学中，影响力能够与金庸武侠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高阳的历史了。就技巧而论，高阳深得传统之神髓，安排故事情节，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时时给读者以桃源洞口豁然开朗之感；塑造人物形象，则音容笑貌流淌于薄纸之上，常常让读者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就史学功底而论，出生于浙江钱塘望族的高阳，虽然没有在学院中接受过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但自小目熏耳染，经史子集尤其是典章制度、笔记野史，洞悉于胸，为一般“正途”出身的史学家远不能及。高阳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历史，自成一恢弘壮丽之文学世界。此一高阳的“文学世界”，可以与官修史书相互参照，如同一对双胞胎兄弟，各有优长、相映成趣。

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高阳的慈禧系列、胡雪岩系列、民国系列等。每一个系列都堪称一个曲径通幽的园林，既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也有梅兰竹菊之类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而目不暇接。最近，我读完高阳的“红楼”系列，则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又有崭新的体验和思想启示。高阳虽然不是所谓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但以他对清史研究之透彻和对《红楼梦》把玩之深切，着笔写曹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的盛衰荣辱，宛如一幅清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系列的“曹氏”中，高阳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体，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以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彼此诠释的精彩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