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洁、庄重的仪表纵然是应该提倡并受到尊重的，但生活中常会遇到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而对生活小节却毫不在意的朋友。遇到这样的朋友，有些人会因觉得丢面子而退避三舍，唯恐这样的邋遢朋友连累了自己的“高雅品位”，殊不知，因此而失去了比衣冠仪表更为重要的，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宽容会使我们以欣赏的心态愉快地接受朋友无伤大雅的可爱缺点，而真正地领会到朋友超拔于他人的人格魅力。人的魅力并不仅仅表现在外表，“衣冠禽兽”不也正是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写照？所以，选择朋友最重要的是朋友的内心，以貌取人往往是靠不住的。

比如，王安石拜相后，曾有人说他喜欢吃獐脯，他的夫人听后深感惊讶，因为她知道王安石在饮食方面毫不留意，从不挑食。于是便问究竟，对方回答，宰相大人每次总是把一盘獐脯吃完，其他的菜则根本不动。王夫人便问獐脯摆放的位置，对方说是摆在离王安石最近的地方，王夫人于是让他们下次把獐脯换个位置。后来发现，王安石只是关照自己近处的那道菜，位置稍远的獐脯他又置之不理了。人们于是知道，吃饭的时候，王安石只是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而已，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于是，“王安石吃菜就近”流走坊间，进而被大加附会，敷衍出各种说法。

比如，一次仁宗皇帝为群臣赐宴，但御膳用的鱼须由群臣在池中自己钓取。王安石不喜垂钓，同时也常常耽于沉思，于是把属于自己的一盘用面粉做的鱼饵吃光了。连宽宏仁厚的仁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这一举动也产生了看法，他对宰相说，误食一粒鱼饵可以理解，但一个人也不至于心不在焉到了把整盘鱼饵吃了也毫不察觉的地步。

比如，王安石身为宰相，连自己俸禄的具体数目也搞不清楚。

扪心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好笑的怪癖呢？人是非常有趣的，每个人几乎都有非常特殊的，仅为己有的癖好，只是有的表现得不很过分。

比如，有的人一看到卷起来的东西，内心就会非常抗拒；有的人每天刷牙之前，都会同即将进行的刷牙过程作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人每次出门之前，一定要在门框上擂三拳……表现过分的行为，就被看做是怪癖了。

名人的一些怪癖，往往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除了王安石“吃菜就近”，还有司马光为作《资治通鉴》以圆木做“警枕”；“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籍好赤身裸体独自饮酒，日复一日驱车至穷途末路后一番狂哭；近代文学家苏曼殊，因以为糖是小仲马笔下茶花女所喜之食，而疯狂恋糖，得以“糖僧”之号；清初文学批评家、狂人金圣叹，每睡前必把玩其夫人的三寸金莲，先闻其裹脚布，常赞有如臭豆腐之香味，闻之才能昏昏然渐入温柔梦乡；宋代大书画家米因跪拜奇石而有“砚颠”、“石癖”之称……正因为人具有丰富的情感，才会有如此种种让人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或哭笑不得的怪癖。如果我们怀有热爱生活的宽容之心，那么，人的各种无伤大雅，无害他人的特殊的行为，便会成为我们内心对丰富生活无限温暖的体会。

明晚期散文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癖好，有雅俗之别，却无好坏之分。人或多或少都有缺点，大概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莎士比亚在诗中说：玫瑰花有刺，银色的泉有烂泥，乌云和蚀把太阳和月亮玷污，可恶的毛虫把香的嫩蕊盘踞。

人的癖好如清溪中的水草，给澄澈的溪水增添疏影横斜的别致；人的瑕疵如青春面庞上的痘痘，宣告着生命旺盛的活力。

有癖好、有瑕疵的朋友，才是最值得我们交往的朋友，因为他们有不加掩饰的率真。相反，一个看上去完美无缺的人倒令人担心，因为完美的背后必定有深深的隐藏。

跟个人的特殊性情相比，王安石的执拗则更加有名。

《续资治通鉴》中曾对王安石有这样的评价：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意思是说，说王安石是心术不正的奸邪小人，这话可过分了；但是说这个人太书生气，同时又非常倔犟则符合实情。王安石的执拗可见一斑了！

王安石身为宰相，特立独行，生性倔犟，处世一门心思全凭己愿，充满了书生意味和理想色彩。他因位及人臣而声闻朝野，所以这一禀性在后世也广为传扬，被人们送了“拗相公”的外号，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一篇充满诋毁和谤讪的恶意调侃文字。

其实，王安石的所谓执拗，除了偏执和极端之外，另一个方面也是他作为革新人物的锐气锋芒、执著坚定以及理想人格的反映，他是一位清廉自守，执拗倔犟，勇于任事，敢于改革的坚毅政治家。

比如，为了抑制豪富，打击权奸，王安石一心贯彻新法的精神，在触动了皇族利益的时候依然义无反顾不改初衷。

为了加强改革的信心，王安石曾经在神宗皇帝面前说到“三不畏”，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对于自然界有悖常情的现象，古人非常重视，认为它们映现着人间的种种异端，比如彗星现身，地震频发，旱涝无度等，这些现象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就出现过，但王安石却说，凡此种种更不足以畏惧。须知，在王安石的时代，有这种态度并付诸言行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历来改革，除了考虑现实因素之外，还要求考虑历史要素，对于有崇古倾向的古人来说，王安石这种摧陷廓清的态度算是大逆不道的狂悖举动了。

而对于新法的种种诋毁、诽谤和攻击，王安石则鼓励神宗皇帝，所有这些根本不足考虑。甚至，在王安石得悉民众为了躲避到地方上早已变样的《保甲法》而截指断腕，忍痛自残的时候，依然毫无惜意，我行我素。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执拗专断的一面也是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反映，他不事谄媚，也不为谄媚所惑。

时人程师孟，是一个深谙官场之道，长于逢迎阿谀的小人，他曾求王安石替他写墓志铭，说是想借宰相大人的美誉让自己留名后世以图不朽，王安石问他做什么官，这可是墓志文字不可缺少的信息。对方居然说这个暂且留空，等到时候补上就对了。史称王安石虽笑不许，但内心对这种专事逢迎的小人非常鄙夷。

程师孟这样左右逢源、见风使舵的人什么时候都有，而疾恶如仇的人很可能因此而跟其过不去，在心里无数遍地谴责这种人的可耻。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能改变程师孟之流的禀性，反而让自己的心情受到无谓的折磨。聪明的办法就像王安石这样，落得个心如明镜，不留心事也不越原则。努力保持一份清静的心境，才是成就自己的最好状态。

当时有位县令叫郭祥正，他对王安石一味附和，毫无原则可言，只要是王安石的政敌，不管是台阁重臣还是封疆大吏，他都上书劾奏。因此博得神宗皇帝的关注，产生了提拔重用的念头，当他向王安石征询意见的时候，王安石说他了解此人，尽管颇有才具，但品性极差，不可大用。

没有原则的附和之后一定有着利益的驱使，暗藏着无限的杀机。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多少官员在阿谀奉承之下飘飘然失却原则，最终倒在口蜜腹剑之下追悔莫及。老子所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保持一份清醒和淡泊，需要理性和智慧。

在曰常生活中王安石有时执拗率真得有点可爱。

有一次，王安石去一位朋友家做客，对方拿出珍藏已久的极品好茶招待他，希望品茗论道同享乐趣，谁知茶泡好后，王安石居然拿出了随身的薄荷粉要倒进茶里，对方大惊而劝阻，但王安石却申发妙论，以个人喜好进行辩解。好端端的茶被破坏了不说，朋友的热情和雅兴也被扫得一干二净就更不必提了。

王安石曾有一首名为《谢公墩》的诗，更能见出他偏执的一面：

我名公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

不应墩姓尚随公。

这是王安石晚年居家金陵时的游戏文字，因他的宅子是东晋名相谢安的旧居，所以宅内有个园子依然称为“谢公墩”。恰好谢安的字跟王安石的名相同，因此，王安石便写诗调侃说，谁知我的名跟贤公您的字偶然相同，您已经长逝，但我现在的居处依旧以您的尊号命名，您已经走了，这个园子的主人则是我，那么这个园子怎么还能姓谢呢？

这纯粹是闲来戏笔，是王安石赋闲家居时聊以遣兴的文字，更何况一生坎坷蹭蹬饱经风霜，王安石岂有跟古人过不去的兴致？只是我们可以看出，虽届暮年晚景，王安石禀性中那股略有较真意味的真率依然没有泯灭。

与王安石的乖僻执拗相比，苏东坡则显得无比畅达随和。

苏轼的旷达情怀表现在他纯任天然，率直无隐的日常谈吐中，这些妙趣天成，诙谐幽默的天真话语成了优雅的中华文明的一道风景。

苏轼是有良知的读书人，他是坚持己见不改初衷的人，对看不惯的事情好发议论，如果让这种一任性情的人在是非面前沉默，真可谓如鲠在喉，务求吐弃。

比如，一次有人将自己咏竹子的得意之作呈给苏轼，等待这位文坛宗匠的嘉许，看到中间有两句这样写：“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苏轼呵呵笑道：“好固然是好，只可惜十条竿儿，一个叶子。”

一次赴宴，盘中有四只麻雀，有人吃了其中三只后让苏轼吃剩下的一只，苏轼俏皮地说：“还是你吃了的好，要不把它们给弄散伙了。”

关于苏轼的故事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走卒贩夫都非常热衷，主要的原因是无不欣赏他那种纯任天然的性情和随遇而安的襟抱。

苏轼说话一无挂碍，也曾经因言得祸，甚至差点遭到杀身之尤，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明证。

让我们备感兴趣的是，像王安石和苏轼这样个性鲜明，性情气质大异其趣的人，是如何相处的？

关于苏王的冲突矛盾，各种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记载不绝于书。让我们从王安石的文字学著作《字说》说起。

王安石是有大无畏精神的人物，他立身处世务求独自标树，每每以步武后尘为耻，史传有一次朋友来访，适逢王安石不在，朋友见到他书案上尚未完成的书稿而浏览了一番，事后谈话时王安石问朋友近况，朋友说正在从事著述并且以王安石书稿的内容回答，王安石听后觉得自己所写的东西已经有人涉足，因此默然自焚其稿。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王安石那种专心务实，追求一鸣之效的禀性。

王安石官居宰相的时候，为了对新法的推行进行鼓荡，曾写过不少的著作用以寄托自己的革新思想，甚至皇帝钦命他就选拔人才的教科书进行新的解说和修订。王安石的这些著作中就有一部纯文字学的著作叫做《字说》，因其对汉字随意说解，漫无体例，附会穿凿，缺乏科学精神，这部书在历史上饱受批评，也就难免湮没不闻最终亡佚的结果了。

但这部著作在当时的遭遇却大不然。

很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的身份是当朝宰相。

这部著作撰成后，王安石以非常隆重的仪式进献给了神宗皇帝，他希望借皇帝的力量，把寄寓着他革新变法思想的这部著作向天下推行，让士子传习。

在王安石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由于他受到神宗皇帝的宠幸，位居宰相，权倾朝野，他的《字说》便得到了煊赫一时的隆遇。

天子垂注，宰相撰写，属吏吹捧，门人鼓荡，士子传习，褒美备至，一时阿谀之习风行天下，举世滔滔。

连最初颇为自谦的王安石本人也以独任天命的口吻对自己这部著作非常自负，他曾说：“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意思是说，莫非是上天又要让文化兴盛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苏轼开始说话了。

苏轼以他惯有的诙谐幽默的方式，曾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比如，苏轼曾当面请教王安石“波”字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波者，水之皮也。”“波”就是水的皮，苏轼旋即说：“那么照宰相大人您的意思，‘滑’岂不是水的骨头了？”

关于《字说》一书，苏轼的调侃很多时候直切要害，但却无比辛辣，高居相位的王安石怎能接受。

比如，依照王安石的解释，“鸠”这个字本来是用“九”表示读音，用“鸟”表示其大致类属的，但王安石不这样理解，说“鸠，从九从鸟”，意思是说，在“鸠”字中，“九”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苏轼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诗经》里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鸠在桑，其子七兮’，桑树上的鸠爸爸和鸠妈妈加上七个鸠孩子，不刚好九个吗？”

我们可以想象王安石听到这种评论时的反应，因为苏轼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不是普通人可以相比的。

同样让王安石难以接受的评论还有：

世传汉末名士，著名作家杨雄的死是因为畏惧王莽的迫害而跳楼自杀，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杨雄投阁”，但王安石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并且，他根本不相信像杨雄这样的文人会为王莽的篡逆行为推波助澜而写文章鼓吹（史称“剧秦美新”）。于是在一次朝会的时候，苏轼一本正经地向王安石讨教：我有一事不明，想听宰相大人您的看法。王安石同样一本正经地问：何事？苏轼问道：我也跟您一样，对杨雄充满了怀疑，历史上有这个人吗？在场者无不为之哄堂大笑，王安石的尴尬难堪可想而知。

如果他们之间就只有这些生活的插曲、学术上的争鸣也就罢了，可惜的是，由于政见的不同，两人的冲突矛盾变成了大是大非。

风云际会的时代都在呼唤英雄人物。北宋神宗年间，挽救大宋王朝的任务落在了王安石的身上，只可惜王安石怀抱一腔热衷还远远不够，作为政治家，王安石缺少了很多。杰出的政治家需要的是宏伟的抱负，高远的追求，济世的情怀，敏锐的洞察，卓越的识见，强焊的意志，权变的谋略和富有魅力的人格。

王安石锐意图强，他想改变赵宋王朝日益贫弱，向北方的胡虏纳币求和的局面，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充盈国库，加强基本国力，但是银子从哪里来？

王安石由于偏执己见，用人失察，缺少权变而施政不力，因此新法在施行中非但没有充分实现既定目标，反而更加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

苏轼对王安石大刀阔斧的革新持有异议，在他看来，改革尽管必要，但无须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同时苏轼恪守“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这样的治国方略，而当王安石的新法客观上损害了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苏轼便站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抵制新法的阵营之中，与王安石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新政之初，虽然两个微有嫌隙，但毕竟都是格局不小、气量非凡的人物，但是，由于王安石身边小人的离间，两人的关系渐渐受损，分歧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