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博大宽容的精神品质，使得兄弟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中摒弃了一味的抗拒纷争，而采取了相互的接纳和认同，这一文化激荡的进程在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筑成了世界上最强焊的民族共同体一中华民族。

三、民族自治，无为而化

蒙古入主中原之初，曾有人提出过一个无比愚蠢，也相当残忍的建议：应该把汉人统统赶走，把他们的农田变成草场。在耶律楚材等明智大臣的干预下，元朝最高统治者才没有采纳这个荒唐的建议。

他们对中原地区一任其旧，维护旧制，发展农业。

近乎一千年前，蒙古人那种让蓝天之下都成为他们牧场的想法，我们只能当它做游吟诗人浪漫的浅吟低唱，抑或草原歌手天真烂漫的梦想。

因为，民族文化除了精神层面的存在外，还以具体的物质形式存在着。

对某一特定的民族而言，其文化和文明的形成都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所以在民族来往中，为了求得和谐的民族关系，能够长期友好地往来，在学习对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各自的文化、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

在民族关系中，如果单凭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衡量其他民族的一切，进行评判和裁决，甚至是蛮横的干涉和粗暴的奴役的话，最终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恶果。契丹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行在马背上，睡在帐篷里，过着逐水草移居的漫游生活，正如中行说所言，国家实现“战则兵，和则民”的民兵一体的政策。这种生活适合本民族的特点，符合辽国的国情，自然天经地义，但是，把它强加给占领区的汉民就很不明智，也不人道，这样，也引起了汉民的不满，出现了汉民逃跑，人口流失的现象，占领区自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了威胁安定的动乱因素。

于是，从他们的民族英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决心改变这种做法。他让俘获或者投奔来的汉民筑城而居，垦荒耕种，并模仿内地的模式为他们建了城市房屋，并且实现跟内地毫无二致的政策和制度。

这样一来，汉民们才安心生产、生活，不再逃亡，乃至出现了为躲避战乱和赋税，而前来投奔的中原汉民。

同样，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尽管辽太祖本人依旧保持着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一年之中大多时间不在首都，而是率领大臣四处巡守，但是为了适应定居耕种的汉族民众，习惯隶属于常设行政机构，如府、州、县这样的情况，他便在首都设置了一套专门管理汉族事物的中央机关，以处理相关的日常事务。

辽太祖发明的这种管理方式称为“二元制”，它被历史证明是明智之举，也是人道之举，因为他没有把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强加到农耕民族身上，而是从这些汉民的现状出发，制定出汉人乐于接受的政策和措施。

其实说起来，辽太祖好像什么也没做，他所做的，只是顺理成章地适应了汉人的习俗而已。但这恰好是辽太祖的高明之处，他的做法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倡导无为的治理思想，无为的核心就是以自然的方式面对自然的存在，让一切成为它本真自然的样子，人所做的，只是为这种天然的状态提供一种方便和助益而已。这就叫无为而无不为。

在处理民族关系中，高明的政治家往往会还自由于人，即便对其他民族有什么政治意愿需要实现，他也只会是顺势利导，以求水到渠成之效。

女真政权金朝，最初也实行兵民合一的政策，但是金在灭了辽和北宋以后，对占领区的汉民依然采用了府、州、县的行政和民政统治，游牧民族原有的政策只保留在女真人当中。

不扰乱其他民族的生活，还给他们自由，就是我们古已有之的民族自治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凡民族关系和谐的时代，无不是实行了这一政策，其中的精神一脉相承，只是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

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指南，依然隐藏在孔子和孟子这些古代贤哲的论述之中。

尽管孔子和孟子反复强调过“夷夏之辨”，也就是把汉族跟异族要区分开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眼光和视角并没有停留在地域和血统上，而是根据是否有礼乐这样的先进文化上。

古人对“华夏”即汉族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这个解释，看重的是发达的精神文化，让华夏民族骄傲的是他们有成熟完备的、以礼乐为中心和支柱的制度文化。

因此，在对待其他民族时，孔子决不支持武力征伐，他倡导一种文明的怀柔政策，正如孔子在谴责非正义的军事行动时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这就是说，对于跟自己对抗的其他民族，应该在国内实行文明的道德教化，要用开明的风气和政策的感召使他们主动前来归附，他们来了以后，则应该让他们感到安心。

个性十足，立场分明的孟子在谈到民族关系时，更加强调文明的力量，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呜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孟子说，就出身而论，连中国人非常敬仰的圣君舜，以及顺承民意、替天行道的周文王都是异族人，但是，他们所以能赢得后世的认可和尊重，主要是他们崇尚先进的文化，他们的异族出身根本不妨碍他们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人物。

这是非常开明畅达的思想，其中蕴涵着非常有价值的民族思想：首先，对于礼乐价值的普遍认同，使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有了一个强大的凝聚中心；其次，其他民族只要能认识并接受这个价值标准和尺度，就可以友善待之，可以引为兄弟民族；第三，这种思想可以让汉民族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时候，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评判，因此，只要对方有可取之处，就应该敞开胸怀积极接受；最后，这种价值观潜在地昭示世人，面对民族争端的时候，应该用温和的方式，采用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而不是一味地付诸野蛮的武力和残酷的战争。

把这种价值观放在孔子一贯弘扬的“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理想道德背景之下，就越发显出它的优越和伟大。

使各个民族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就需要不同的民族在多元和谐的前提下，相互促进，友善相处。

经过历史的考察，我们更加能感受到“和而不同”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参与，经过三千余年的砥砺、磨炼与整合，而最终得以完成的。正是多种异质的文化要素在相互的交流中碰撞、融汇，使每一种民族文化经历着丰富、完善和更新的过程。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历史事实是，随着每一次草原骑兵的南下，中原的汉族便会向南移，这种迁徙客观上推进了对江南的开拓；同时，草原民族占据中原，又会掀起对古老悠久、但也略显疲惫的华夏文明全面学习的高潮，客观上又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和生机。

中国的民族关系史，就是对“和而不同”这一伟大思想深邃内涵的生动演绎。

让我们从历史中考察这一思想在中国民族史上的具体展示。

在古人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的情况下，民族间的矛盾用非常人情化的方式处理，这未尝不是好事，这种方式就是政治联姻，古人则更为准确地称之为“和亲”。

“和亲”往往发生在两个民族阵营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之下，因为如果力量的对比悬殊，其结果是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征服。所以，与其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相互消耗，莫如以玉帛代替干戈，缔结秦晋之好。

半个世纪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有这样的怀古诗句：

汉武雄图载史篇，

长城万里遍烽烟。

何如一曲琵琶好，

鸣镝无声五十年。

诗是说，雄才伟略的天纵之骄汉武帝，为了万世功业而把战火烧遍了整个北中国，但是，他怎能想得通，一个女子和一把琵琶就熄灭了边地烽火，远胜于他的百万雄师和盖世武略！

这首诗说的就是远嫁朔方的弱女子王昭君。

胡汉历史上较早的和亲出现在开启大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和匈奴的英雄冒顿单于之间。

刘邦跟冒顿在白登之战中陷入重围险些丧生，此后胡汉之间互有胜负，此时，建信侯娄敬向高祖进言：匈奴盛强，一时难以制服，与其进行无益的战场消耗，还不如把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这样，冒顿在世就是汉家的女婿，他过世后，匈奴的新单于就是汉家的外孙，绝对不会与外祖父相抗。如此就可以无需作战而逐渐使匈奴臣服。

刘邦很赞赏娄敬的意见。汉高祖九年（前208年），刘邦派娄敬赴匈奴结约和亲，以宗室女冒充长公主，嫁给单于。和亲以后，汉、匈双方战事大为减少，为恢复饱受秦末战争影响和破坏的经济生产，营造了和平的环境，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因为娄敬出身社会底层，曾经身任车夫，靠出卖力气谋生，地位低贱，所以，司马迁曾给予娄敬这样的赞誉：“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也！”他慨叹，居然是这个拉车子的人，为天下太平献出了奇谋良策！

和亲政策在后世被屡屡使用，便足以说明它非同一般的效果。

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故事之一是“昭君出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