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成语，形容食之鲜美叫“脍炙人口”，“脍”就是将牛、羊肉“细细地切做臊子”，然后蘸上作料如葱、芥等生吃；“炙”则是将蘸好作料的牛、羊肉放在火上烧烤，现在风行南北的烤羊肉师傅，就在生动地演绎着“炙”的工艺。

古代还有“羌煮貊炙”之说。“羌煮”是指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羌人的涮羊肉；“貊炙”则是指古代东胡人留传下来的烤全羊。羌煮貊炙鲜嫩味美，传入中原后深受人们喜爱，火锅的煮涮便是这种“胡风蛮习”的结果。

草原民族历来有尚武的风气，连妇女也不例外，《木兰诗》有着生动的记载，因此他们习惯于窄袖短衣，以图干练便捷，这一点也影响了古代中国，试想“长袂飘飘”“吴带当风”的蛾冠博带怎么劳动，又如何打仗？

所以，赵武灵王为了国家强盛，提倡向胡人学习，在国内兴起了“胡服骑射”的移风易俗运动。

胡人对汉人服饰的影响在鲜卑族统一北方以后达到了高潮。

这是历史的记录：“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今天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皮鞋、皮靴，居然也是汉人对胡人服饰接受以后的产物，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所致。胡人逐水草而居，因此很多日常用品都非常简易，当今最方便的坐具马扎子就是草原民族的丁士卜贝献。

马扎子传入中原地区后，因为是胡人的用具，当时被称为“胡床”。胡床很快就流行起来，因为汉人的“坐”其实是跪，整个身体的重量让下肢承受，实在太不“人道”，自己也非常累，所以胡床给了屁股方便，同时也解放了下肢，人们自然会欣然接受。从此汉人席地而坐的“文明”礼俗便被马扎子攻破了。后来为了舒适，工匠给胡床增加了扶手和靠背，这就是交椅的起源。

今天，虽然热瓦普、冬不拉、马头琴这些乐器依然被人们当做非汉族乐器，但二胡、四胡、京胡和板胡等却被认为是汉族的乐器，岂不知这些乐器名字中的“胡”字已经为它们的来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们都属于古代的“胡琴”家族。

琵琶的出身也是如此。

我们翻开一本汉语词典，在“胡”字这个条目下就会看到这么多的物产：胡桃、胡饼、胡麻、胡椒、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胡萝卜……“胡”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物品的产地和来源，就好像很多物品上带有“番”、“洋”、“西”

这样的字就表明是舶来品一样。

这些美妙的标志，至今依然挂在人们的嘴边：番茄、番薯、洋葱、洋姜、西葫芦、西瓜等等。胡人创造的草原文明，在历史上留下的最集中的痕迹是对盛唐文化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足以说明，中原汉族的开放和包容，这也是华夏文明之中“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精神的写照。

盛唐精神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沉淀在中华文明的根基和血脉之中。

唐朝是中国古代登峰造极的发展阶段，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也是唐帝国空前兴盛繁荣的根本原因。

鲁迅先生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唐朝文化无不显示着它无比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开放。思想比较开明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对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学习、钻研、兼收并蓄，而外来文化从来也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这些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国化了，被用来为中国文化服务。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当时士大夫的治学传统，对新鲜事物的开放和宽容，则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对胡人习俗的容纳和接受就是一个例证：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装。正如元稹诗所说：

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

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衣装与打扮，成为时髦风尚。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曰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李白曾有诗这样写：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马蹄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首诗反映了唐人对胡人开放态度的另一个方面，即胡人开设的酒店随处可见，少数民族姑娘，也就是唐人所谓的“胡姬”，在酒店充当服务人员已经成为一种风雅和时尚。当时，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是一种时髦的社会风气，即所谓“胡姬侍酒”，这在唐诗中多有描述。这样的场景在盛唐时代诗人们的笔下随时都会出现，比如李白还曾这样写：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

更为有趣的是，为了追逐时尚，也出于新鲜猎奇的心理，一些长安贵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帐篷搭在了城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诗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蓝色帐篷，还在帐篷里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干脆在皇宫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他本人则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样，坐在帐前狼头下，亲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连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着西域人的衣裳。

繁华富丽的长安不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和客商，更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向往的地方。自唐初以来，诸蕃君长以及酋帅，定居长安的为数不少，贞观初年的文献这样说：“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他们生活在长安，有的还被朝廷任官赐爵，有的则与本地人通婚，定居下来，逐渐汉化。他们纷纷抛弃原来的蕃人姓名，借助于天子恩赐等方式，为自己和子孙取了汉家名姓，有的还攀附或冒认一个显赫的汉族祖先，以提高自身的名望。这些“皆归于文明之化”的四夷蕃客，为自己融入长安，成为唐人而感觉到无比的自豪。长安也因不同民族杂居而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场所。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它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把华夏民族的声威四海撒播。自唐以后的千百年来，西方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把华人称做“唐人”。唐朝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也成了中国人无限追忆的盛世梦想。

汉民族所具有的这种博大胸怀，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节奏。我们在考察历史，对自身今日的现状进行追问的时候，不能不意识到塑造成今日局面和结果的文化因素。

因为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生活在历史中。

与汉人认同草原文明，包容、接纳并消化吸收胡人的文明成果一样，北方的兄弟民族也在学习中原文明的过程中，向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最显著的代表，这决非一个特例。中国历史上，北方胡族在跟中原汉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汉化，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线索。

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中原文明的热爱和认同。

孝文帝改革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实现全面的汉化。

孝文帝也意识到民族特征最显著的表现是民族语言，因此他强令鲜卑人放弃在他看来落后的民族语言，全面推行汉语和汉字，并且要求官员作出表率，这一项要求对三十岁以下的人更加苛刻。

为了推进改革进程，加快汉化速度，孝文帝后来索性下令迁都洛阳，在中原文明发祥和沉淀已久的腹心地带，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革。他强令内迁的鲜卑人改易籍贯，甚至明确要求，改籍者死亡之后，只能在当地埋葬，不得移葬原地。

孝文帝更绝的一招是“改名换姓”，他以华夏始祖黄帝的后裔自居，以身作则首先将作为鲜卑身份标志的姓氏“拓跋”改为“元”，同时也要求王公贵族改为汉姓，使得几乎所有富有鲜卑民族特征的复姓，都变为了单姓。

汉化根本性的措施是胡汉通婚，这样从人种上彻底地打破了障碍和壁垒，为此，孝文帝同样率先垂范，他娶了手下汉族大臣李冲的女儿为妃，命令皇室成员跟汉族豪门高第攀结婚姻关系，并将公主嫁给汉人。

这一条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除了种姓方面的汉化，孝文帝还想从精神上对本民族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他非常关注教育。在迁都洛阳后，他立即恢复了先朝文物，广泛搜集书籍典册，建立了皇家图书馆，修建和恢复学校，将儒家典籍作为指定的教材，以图从精神品质和文化特征上彻底汉化。

在皇家命令之下，学习汉语、汉字书法，接受汉族文化，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的时尚，这个向往开化和文明的时代为后人留下的记忆就是“龙门二十品”一魏碑书法的杰作和珍品。

一代英主北魏孝文帝向往中原文明，力行改革，推进汉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的改革影响深巨，尽管后来北魏分裂，但是学习中原文明成了北朝的一个风尚，梁代才士，著名的文学家庾信出使西魏，就因为当朝统治者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而被强留，因此庾信客观上充当了一位文化使节，为民族的融合和历史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宝贵的自由，最终客死异乡，长眠在苍茫的北方。

当然，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并不都像北魏的孝文帝那样推行全面、彻底，乃至带有极端意味的汉化政策，他们在很多方面，依旧恪守本民族的风尚和习俗，但是，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他们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汉化却是无法避免，也不容避免的，并且汉化都成了最终的历史事实。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南下，几乎都以胜利告终。入主中原之初，他们摆脱不了游牧民族的作风，并且强行推广自己既有的习俗风尚，这就难免导致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政权的统一跟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文化跟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中原的新主人由于各种原因认识到这个定律的时候，学习汉族文化的新一轮热潮就开始了。

客观上说，这都是古老而疲惫的华夏文明整理更新的契机。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为了适应对北中国的管理和统治，同时也目睹了中原文明的优越之处，因此开始了对本民族的改易和迁化。他们从中央职官、地方行政、法律、礼仪、历法、服饰开始革新，最终形成了宋人所说的“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的局面。

为了加速汉化的进程，女真统治者也迁都南方，在这一举措遭到保守贵族阶层的抵制时，金国的海陵王曾有过这样极端的诏策：“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就是说，将原来皇宫的殿宇，豪门甲第的府宅以及女真人信仰所系的储庆寺拆毁铲平，把旧址改为农田耕种一北魏孝文帝的影子在数百年以后又出现了。

由东北的黑龙江迁到北京还不算，金人的都城后来迁到了中原的腹心之地一开封。

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占据中原后的女真人学习汉族文化也成了一种潮流。金朝的皇帝都有非常优秀的汉文化修养，据史书记载，金朝越到后来，他们的帝王对汉族文化越加钟情，从性情气质到治国理政都显得儒雅风流，女真人粗狂的本性和彪焊气质一扫而光，荡然无存了。曾经强焊无比的女真人后来跟赵宋王朝一样，没有摆脱灭亡的结局，他们往昔的辉煌在蒙古骑兵的践踏下，化作了历史云烟。元初学者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曾说“金以儒亡”，意思是说，金朝的灭亡是因为彻底汉化，丧失了自己民族优势的缘故。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历史的另一面却是，在女真贵族挥师南下颠覆了北宋，制造了“靖康之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启动了汇入大中华民族海洋的历史进程。尽管女真政权在蒙古骑兵的扫荡中灰飞烟灭，但是，自我更新后的女真民族却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更加厚实、更加广阔、更加博大的归属。

如果说金国帝王和女真贵族被中原文明的民俗、文化陶冶得无比风雅的话，这只是他们的个人修养，尽管是他们缩短并弥合了整个女真民族和中原汉族的距离，但是，他们只是以“武功”耀世而载入史册，并没有足以流芳后世的“文治”。因此，如果就南迁胡族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影响而论，自然要属颠覆明王朝而进入关内的女真民族的后人满族人了。清朝前期的帝王都是一代雄主，他们南北征战，为真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完备的条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清统治者入关后，为了强化统治，在进行严苛的文化高压的同时，也开始了浩大的文化工程建设。

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有精深非凡的汉文化修养，他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为了稳定统治而发愤图强，勤奋学习。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学习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语言修养显得无比迫切重要。

就好像英语在我们这个时代走红一样，清朝前期，通晓多种民族语言，就足以为立身之本，这些民族语言包括满、汉、蒙、藏，和就是精通这四门语言的人才，仗着这个，他才得以成了皇上面前的大红人。

自然，汉族文化是他们的首选。

乾隆皇帝喜欢作诗，他现存的诗作有一万余首，他的书法也独树一帜，显出盛世天子的雍容典重，同时也不无才人文士的飘逸风流，卢沟桥头的“卢沟晓月”四个字，就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亲书。

清代适逢古典文化的发展末期，再加上是以关外少数民族的身份君临中国，所以，清朝帝王在提高个人学养的同时，倡导、提议、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浩大繁复的文化工程的建设。

清代由官方主持纂集编修的丛书、类书、文集和辞书，规模庞大，品种齐全。

《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是清代文化工程最杰出的代表。至于以个人身份编纂撰写的各种图书文籍，则更加不胜枚举，浩如烟海。

清代后期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压迫，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之下，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在对待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民族的凝聚力日渐加强，共同的民族归属感愈益自觉。

中华民族的彻底融合，民族的大团结，强大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在封建王朝的末世行将形成。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绝非自我封闭禁锢的封闭系统。以民族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媒介，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学习，汇成了浩荡的文化巨流，使它更加显得生机勃勃，气象万千。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融汇，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拥有健全的文化接受和文化输出的品质，才能获得文化的有效交流，得到文化的更新和补偿，才能最终赢得空间上的开拓和时间上的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