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所谓的文明的代议制政府环境中，自然的发展趋势是走向集体的平庸，随着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大，这种趋势随之不断增强，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将主要的权力交到远远低于最高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手中。虽然有高度智力和优良品质的人必然在数量上是少数的，但他们的意见是否能被听取的情况却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虚假的民主制中，仅仅给予地方的多数人以代表权而不是给予一切人以代表权，因此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可能在代议制团体中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发言人。公认的事实是，在这种有缺点的模式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民主制中，对有高度教养的社会成员来说，除了成为愿意牺牲自己的意见及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去做在知识上比自己低的人们的卑躬屈膝的发言人之外，他们就很少参加国会或者州议会的竞选，即使他们参加了，也很少有当选的可能。如果黑尔先生所提出的这种方案能够有幸地在这个美洲共和国的开明而爱国的创立者们心中浮现，那么联邦和州议会中就能包含许多卓越的人物，民主制也就能够免受最大的谴责，因而也就不会有最致命的弊病了。黑尔先生所倡议的个人代表制度对于这个弊病来说，几乎是一剂特效药。

这样散处在国家各个地方选区的有教养的人们的少数，将能够按照人数的比例选出这个国家一定数目的最有能力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使他们稀少的人数对任何重要的事情产生影响，所以他们将在这个最强烈的诱导下选择这样的人。除了自己由于实行这种制度而在质的方面能够有所改进外，多数的代表将不再单独占有整个舞台。在人数上，他们的确将胜过其他代表，就如同一个阶级的选民在人数上胜过另一个阶级的选民一样，在票数上，他们总是能够胜过其他的代表，但以后他们就将在其他代表面前发言和表决，并受到来自其他代表的批评。如果发生争议，他们至少要在表面上要用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应付那些有教养的少数人的论点；既然不能像对持一致意见的人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假定他们是对的，因此有时他们也会碰巧承认自己是错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是善意的（从这一点来看，总可以期待能够适当地选出全国代表），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会在和其他代表接触甚至相冲突的思想的影响下得到提高。

那些拥护不得人心的主张的人，再不会只从他们自己一边的人所的书刊中提出他们的论点，对立双方的人们将会面对面、手挨手地碰在一起，因而全国人都对他们的智力作出适当的比较。那时人们就会发现，依据占优势的计算票数的意见，倘若不仅要计算票数而且还要掂量它的分量，那么它是否也会占有优势。当一个有才能的人拥有在公正的场所里显示他的能力的手段时，群众通常都有确实地识别他的本能。倘若这样的人连最起码的分量都没有得到承认的话，就是因为制度或者惯例而使得他不被人们看到。

但在古代的民主制中，是没有办法使得有才能的人不被人们看到的，因为讲坛是对他开放着的。在这里，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就能使自己成为公众的顾问。但在代议制政府中却不是这样的。比如特米斯托克里或者德莫西尼，虽然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挽救他们的国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终生都没有获得一个议席，这就使得即使是代议民主制最好的朋友也会感到不安。但是倘若代议制议会能够保证在这个国家里至少有那么几个第一流的人物，虽然其他的人都是只具有一般智力的人，但仅凭这些领导人物就能在审议问题时发挥明显的影响——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是以违反舆情而出名的。我再也想不到有任何方法能够像黑尔先生所倡议的那样，确实地保证会有这样的人物。

议会中的这一部分人也是一项伟大的社会职能中的适当机关，任何现有的民主制都没有对于这项社会职能作出规定，但是倘若长期不实现该项职能的话，任何政府都势必会走向衰退。这项职能可以被称为对抗的职能。在任何政府中都存在着一种力量，它要比其余的力量更强大，并且这种最强大的力量往往倾向于变成唯一的力量。它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力求使其他的一切屈从于自己。当还存在某种势力能够经常和它对抗，与它的精神不一致时，它就不会感到满足。然而，一旦它成功地将所有对抗势力都压下去，并且按照自己的模子铸造出一切时，这个国家的进步也即将终结，并从此衰退下去。人类的进步是许多综合因素的产物，迄今为止，人类中拥有过的力量都不能将这些全部因素包括进来，甚至是那些最施行仁政的力量也只是包含了某些善的要素，而如果要继续进步的话，其余的要素就必须来源于其他某些方面。只有在社会最强大的力量与某个对抗力量之间，比如在精神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威之间，在军人或地主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在国王与人民之间，在正统教会和宗教改革者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社会才能有长期、持续的进步。

当任何一方取得争斗结束时的完全胜利，并且没有发生其他冲突时，最初的停滞也就随之而产生了，接下来的就是衰退。与其他人掌权相比，由人数上的多数来掌权较为公正并且危害也较少，但它仍然伴随着同样性质的危险，甚至是更为确定的危险。因为在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掌控权力的政府中，民众总是作为一种对抗的力量而存在着的，尽管他们可能不足以强大到能够控制前者，但是对于一切由于信念或利益的矛盾从而反对统治者的行为的人来说，民众的意见和感情是一种道义的甚至是一种社会的支持。但是倘若民主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就没有一个或几个人足够强大到可以供不同意见和受损害或受威胁的利益来倚靠了。到目前为止，民主制政府面临的一项巨大困难，似乎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如何为个人抵抗统治权力来提供一种社会支持，也就是一种支点。这种社会支持是迄今为止都能保持着先进的一切社会情况所曾提供过的。它为那些受到占优势的公众舆论轻视的意见和利益提供一种保护、一种集合点。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支点，那么较古老的社会，以及除少数几个例外的所有的现代社会，通过由那部分享受社会和精神福利的人独揽大权，都会逐渐解体，或者变得停滞不前，也就是缓慢退化。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巨大的需要正是个人代表制以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允许的最完善的方式来满足的。也只有在少数有教养的这部分人中，它才能够为民主制的多数的本能倾向找到一种补充或者使它臻于完善的矫正物。但是通常在构成民主制政府的一般方式上，这个少数并没有自己的发言机关，但黑尔先生所构建的体系正好提供了一个机关，从而为依靠集合少数而被选举到议会中的代表提供了一个最完善的机关。至于说将有教养的阶级另行组织起来，即使这是可行的，也会不可避免地招人猜忌，因为只有完全没有影响才能避免触犯别人。但是倘若使这些阶级中的精华来构成议会中的一部分，使用他们与其他议员相同的名义，即他们代表着同样数目的国民，代表着同样大的一部分国民的意志，这样他们的存在就不会招致任何人的不愉快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他们是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是在积极地参加公共事务方面，他们都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上。

或许他们的才能能够吸引比他们的人数更多的一份政府实际行政工作，这就如同古雅典人不曾委派过克勒昂（cleon）或海帕波拉斯（hyperbolus）要负责的公职（当然，他们使用克勒昂于派洛斯和安菲波利斯实际上纯属例外），但尼西阿斯（nicias）、狄拉米尼斯（heramenes）和阿尔西巴德（alcibiades）却经常从事国内国外的工作，虽然人们都知道相较于民主制，他们更同情寡头制。尽管在实际表决时有教养的少数只能按照他们的人数来计算，但是由于他们具有的知识，以及由于这种知识而使得他们具有对其他人的影响，他们作为一种道义力量反而要重要得多。能够使民众的意见保持在理性和正义范围之内，并且使它不受到那些袭击民主制的各种薄弱方面的腐化势力的影响，人类的智慧很难再设想出比这个更为合适的安排了。这样看来，民主政体下的人民将能够得到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在智慧和品质方面比自己更高级的领导人。现代的民主制的伯利克里也会偶尔出现，并且也会经常在它的里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和起指导作用的人。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具有最根本性质的一系列正面理由之外，是否还存在什么反对方面的理由呢？其实一旦人们对某一个新鲜的事物进行真正的考察时，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经得起考察的。确实，如果以平等公正作为借口，但实质目的只是要用穷人的阶级优势来取代富人的阶级优势的人们（倘若存在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同意将双方放在同等地位上的方案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我并不认为存在着任何这种愿望，虽然对于机会和蛊惑人心的手段将会在今后煽起这种愿望方面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我不愿提供任何保证。在美国，长期以来，人数上的多数都完全保持着集体的专制，大概和一个专制君主或由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一样，他们不愿意将它丢开。但我相信，在英国，民主政体还是能够满足于防止他人的阶级立法，同时这也不要求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实行阶级立法的权力。

在表面上持反对黑尔先生方案的观点的这些人中，有的人声称他们并不认为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但是事实是，我们将会看到，持这样观点的人几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该方案，或者即使听说过，也只是仅仅对它进行了极为肤浅和草率的考察。其他的一些人则是那些不甘心失去被他们称之为代表权的地方性质的人。他们认为，国家似乎是由地理和统计所产生的拟制单位构成的，而不是由人。议会所代表的也不是人，而必须是市镇和郡。但其实并没有人想要消灭市镇和郡。可以这么认为，如果住在市镇和郡里的人被代表了，那么市镇和郡也就被代表了。当没有人感觉到地方感情时，地方感情就不可能存在；当没有人关心地方利益时，地方利益也就不可能存在。

当具有这种感情和利益的人有了他们认为适当的代表时，如同这些人所有其他的感情和利益一样，这种感情和利益就能得到代表。我不能理解要把人按照地区安排的感情和利益作为唯一值得代表的感情和利益的原因；或者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具有其他感情和利益的人虽然对这些感情和利益的评价要比对地理上的感情和利益更高，却只能用后一种感情和利益作为他们进行政治划分的唯一原则。以下的观念就是由言语所产生的错觉的一个奇怪的例子：认为约克郡（yorkshire）和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存在着不同于它的居民权利的权利，或认为利物浦市（liverpool）和埃克塞特市（exeer）是立法者所关心的、有别于当地居民的适当的对象。

但是，一般来说，反对者常常把问题简单地说成是英国人民绝不会同意施行这样的制度。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作出这样简单的判断，英国人对这样的一些人会怎样想，对此，我不打算说些什么。我个人认为，不经过试验就诬称英国人民对那些能够证明对他们自己或者对他人都有利的事情持有天生的、难以克服的偏见，这是不应当的。我还觉得当坚持偏见不加以改正的时候，与其说是别人的过错，不如说是那些宣称不可克服偏见，从而为他们从不尝试改正偏见而寻找借口的人的过错。无论是什么偏见，倘若不怀偏见的人们自己去谄媚吹捧它，进而将它看做一种自然法则的话，它就变成难以克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