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有关代议制政府理论的论题中，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讨论得最多的就是通常叫做两院问题的这个论题了。比起许多较它重要十倍的问题，它更加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而且还被当做将主张有限制的民主和主张无限制的民主的人区别开来的一种试金石。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说，我不是非常重视第二院所能加于民主的任何限制，而民主不加以限制就是无限制的民主了。我反倒认为，假如一切其他的宪法问题都能得以正确的解决，那么议会到底是由两院组成还是只由一院组成就只能说是个次要的问题了。

假如存在两个院，那么它们的组成或者相同或者不同。假如它们的组成相同，那么两者将在同一个势力的控制之下，只要是在其中一院占有多数的，就会在另一院也大致占有多数。确实如此，改革的重大障碍往往在于所有议案的通过必须取得两院的同意这一点，因为假定两院都为代议制，且代表数目相同，那么只要控制略微超过全部代表的四分之一就能够阻止法案的通过；相反的，假如只有一院，那么只要得到勉强过半数的代表的同意，法案就保证能够通过。然而与其说假设的这种情况在实际上会发生，倒不如抽象地说它是有可能的。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常发生：在组成相同的两院中，一院几乎全体一致，而另一院则分成差不多相等的两半。真实的情况是，假如其中一院否决了一项议案，那么一般来说，在另一院将有很大的少数人不同意该议案。因而，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加以阻止的改革议案，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将不可能会有比整个议会的简单多数更多的票，随之带来的最坏的结果也许会是，议案的通过将推迟一段比较短的时期，或者是重新诉之于选民以确定议会中比较小的多数同国家中的有效的多数是否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迟的不便以及诉诸选民的好处可能被认为是大致相等的。

我不是非常看重最经常被提出来支持两院制的这一论点：为了防止轻率决定，因而必须要进行第二次考虑。因为它所建立的这种工作方式并不要求远远多于两次的考虑，否则必然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代议制议会。在我的认知里，对两院制有利的最有效的理由（而这一点我确实认为是有些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自己能够进行商量因而在掌权者（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议会）心中产生不好的效果。重要的是，即使是暂时的，任何一伙人都不应当在重大事情上能够使自己的意见占优势，而不征求其他任何人的同意。

在仅有一院的议会中的多数，当它取得永久性质之时——当它由习惯一起工作的同样一些人所组成，并且始终保证在自己的议院中能够获得胜利的时候——将会很容易变得专横并且目空一切，假如不需要考虑它的行动是不是将得到另一个法定权威的一致同意的话。与导致古罗马人设置两个执政官相同的理由使得两院的保有成为值得期望的事情：即使在仅仅一年的时间之内，两院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至于受到专权的腐败影响。在实际领导政治，尤其是在管理自由制度方面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就是和解，也就是妥协的意愿。这也就代表着愿意对反对者作出某种让步，并想出好的方案以便尽可能地少触怒那些持有反对意见的人。正如人们所说，便是两院之间的互让这一有益习惯的永久的学校。甚至是在现在，这样一种学校还是有用处的，或许在一个构成得更为民主的议会中更能感觉到它的效用。

然而两院并不需要有相同的组成；它们应该要作为对彼此的一种牵制。假定其中一个是民主的，那么另外一个的组成将自然地以作为对民主的某种限制为目的。但是它在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完全以它能够在议院外得到的社会支持为转移。对一个建立在国内某种巨大力量基础之上的议院来说，一个不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议院对它是发挥不了有效作用的。只有在贵族制的社会状态中，一个贵族制议院才会是强有力的。上院曾经一度是我们的政体中最为强大的力量，而相对地，下院只不过是一个牵制团体；但是这发生在贵族近乎是社会上唯一的一种力量的时候。

我不认为，上院作为民主政治的调节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状态中会有任何的实际价值。当一方的兵力与另一方相比较弱之时，使它发生效能的方法并非是将双方列起队来在战场上相互对垒一决胜负，因为这种战术势必会使较弱的一方彻底失败。较弱一方的唯一有利于的做法是不要把自己和群众分隔开来，强迫每个人表示支持它或者反对它，相反地，应该采取站在群众之中而非反对群众的立场，应把在任何一方面最能和自己联合起来的人吸引到自己这一方来，为了防止挑起普遍的反对，丝毫不表现为对抗团体，而是要作为混合在一起的群众中的一份子从事某种活动，注入它的酵素，通过增加它的势力使其作用由弱转强。民主政体中真正的调节力量必然要存在于民主议院中并且通过民主议院采取行动。

在每一种政体里都应当有一个反抗宪法中的优势力量的中心——这样就能在民主政体中具备一个反抗民主的核心——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过了；而且我是把它当成政府管理的一个根本原理。假如在民主代表制下的人民，因为他们过去的经历而更加愿意容忍第二院或者上院这种形式的反抗中心，而非其他的形式，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使得反抗中心具有该种形式的强有力的理由。但是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它并非最好的形式，而且就它的目的来看也决不能算是最为有效的。假如真的存在两院，其中一个被认为代表着人民，而另外一个只是代表一个阶级，或是根本就不具有任何代表性，我认为第二院在民主政治是社会统治力量的地方，不可能会有甚至在第一院偏离正轨时进行抵制的真正能力。它可能因为对习惯以及同僚关系的尊重而被允许存在，而并非是作为一种有效的牵制。假如它想发挥独立的意志，那么它就必须依照和另一院相同的总的精神去做；它必须要和后者同样民主，并且满足于纠正议会中更带有民众性的某个部门的偶然性的一些错误，或者和它在符合民众要求的议案方面进行比赛。

今后统治机构中最具有民众性的那一部门内部的力量分配将会决定对多数的揽权实行任何真正牵制的实际可能性；我也已经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最方便建立起力量平衡的那种方式进行了说明。我还曾经指出，就算同意人数上的多数依靠在议会中的相应的多数而占据完全的优越地位，但是假如少数也被允许依照严格的民主原则理应享有的按照人数比例选出代表的同等权利，那么这个规定就将保证这一国家许多的第一流的有识之士同其他议员一般以人民的名义永远参加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