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选举制度的弊病本身便证明了这一点。引起群情愤懑的贿赂公行，还蔓延到原本并没有这样的恶习的地方，这就证明地方势力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证明现在选举人投票完全是凭自己的高兴，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诚然，在郡以及一些小市镇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奴役性的依赖关系，然而时代的趋势是与之相反的，并且时常发生的事件正不断地有助于减少这种关系。现在，一个诚实的佃户可以感受到自己与自己的地主同样有价值，如同自己的地主与自己同样有价值一样，而一个买卖兴隆的小商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不需要依赖于任何特定主顾。每次选举中选举人投的票越来越代表自己。现在需要解放的远远不是选举人的个人情况，而是选举人的思想。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意志的消极工具，即将权力交给处于支配地位的寡头政府手中的单纯工具，选举人自己正在逐步变成寡头政府。

“选举人的投票越是根据他个人意志而非根据他的主人的意志决定，他的地位就越是和议会议员的地位类似，所以，投票必须是公开的。只要社会上还有部分人没有代表，宪章运动派反对与有限制的选举权相联系在一起的无记名投票的观念便是无懈可击的。目前的选举人和任何可能提出的改革法案所要增加的大多数选举人，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和大工厂主或地主一样，拥有不同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如果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的技术工人，甚至这些人也依然会拥有或可能拥有不同于非技术工人的阶级利益。如果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假如之前被误称为普遍选举权但现在改称成年男子选举权这一可笑名称的东西已经成为法律，选举人依然会拥有不同于妇女的阶级利益。如果在议会中有什么特别涉及妇女的问题，比如：妇女是否应该被允许从大学毕业；对几乎天天把妻子打得要死的恶棍所处的温和刑罚是否应改成某种更有效的刑罚；如果有人在英国议会建议实行美国各州相继使用州宪法的修正条款正在制定的决定，而不是用单纯的法律——已婚妇女应该有权享有自己的财产。难道一个人的女儿以及妻子还没有权利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投票反对还是投票赞成那些支持建议的候选人吗？

“当然，会有人反对说，这些论点所具有的力量是来源于选举权的不公平状态这样一种假设；他们还会说，倘若非选举人的意见可能使选举人的投票比按他自己的意愿去投票来得更有益、更公正，那么，这些非选举人就比他更适合做选举人；凡是适合影响选举人的人便是适合作为选举人的人，选举人应当对其负责的那些人，他们本身应该就是选举人。另外，他们还会觉得，应该受到无记名投票的保护，以免他们受到自己本不应对之负责的强有力的阶级或是个人的不当影响。

“这一论点乍一看好像确实有点儿道理，我也曾一度觉得它是无争论余地的，然而现在在我看来，它却是错误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影响选举人的人，他们自己就适合当选举人，后一种权力比前面的一种权力要大得多，而那些还无法可靠地委托以高级政治职能的人们，也许胜任低级政治职能。最粗野和最穷苦的劳动阶级的愿望和意见，在对选举人和议会意见的影响方面，也许是很有益的，然而，在他们目前的智识和道德状态下，如果让他们可以充分行使选举权，从而给他们以压倒一切的影响，则可能是极端有害的。恰恰是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对有选举权的人的间接的影响，通过逐渐发展，使得每一次向新的扩大选举权的过渡变得极为容易，而且，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种影响也可以成为和平地实现这种扩大的手段。不过仍然有在政治思辨中必须要思考到的另外一种并且是更深入一层的考虑。下面提及的想法本身是没有任何依据的：除非公众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开诚布公和对公众的责任感都是无用的。

认为当公众舆论只有在强求一致时才是有效的，这是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效用的极其肤浅的认识。为自己作辩护必须是当着别人的面，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让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可靠的理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像顶着压力做事那样具有坚定的力量。如果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没有谁会去做他估计会受到很大非难的事情，除非是出于他事先考虑好且确定无疑的目的，一般来说，这种目的是一种深思熟虑且不轻率性格的证明，而且，除了是极坏的人，它一般都产生于强烈的、真诚的个人信念。甚至仅仅是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说明这一事实，也是遵从至少能提出某种恰当理由的行为的强有力诱因。倘若有人认为单纯地保持适当的责任对权力的滥用没有多大的限制，那他就是根本不曾注意过那些感觉没有必要遵从那种限制的人的行为。甚至当公开性只不过是防止不可能作出似乎有理的辩护的事情，即作用只是让人不得不进行考虑，让每个人在其行动前决定如果被要求说明其行为应当说些什么时，这种公开性就是不值得重视的。

“也许有人会说，倘若不是现在，至少在将来，当全部的人都适合有投票权，而且所有男子和妇女因为他们（或她们）适合有投票权而被允许投票的时候，便不再存在阶级立法的危险了，因为选民是全民族的人，也就不会存在不同于普遍利益的任何利益了。因为即使个人依然按照阶级的或个人的动机投票，但大多数人将没有这种动机，并且因为那时不存在他们必须对之负责的非选民，因而无记名投票排除的只是不正当的影响，至于它的效果则将是完全有益的。

“甚至在这一点上我也持否定态度。我并不认为，如果人民已适合并且已经得到普遍选举权，那么无记名投票便会是值得期望的。首先，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被认为是需要的。我们试想一下这种假设所需要的背景吧：人们普遍受到教育，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假如只有一部分人是选民，而大多数居民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时候，像我们每个人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公众舆论便已经是作为最后手段的统治力量，假如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并都拥有投票权的社会，有钱的人和地主还能违反人们难以抛弃的倾向行使权力，那就是奇谈怪论了。不过，这样一来，尽管不需要用秘密性作保护，但依然需要公开性。如果作为社会的一员，而且不处于与普遍公众利益明显相对地位这一单纯事实，便足以保证其在没有来自公众舆论的限制或鼓励的情况下履行公共职务，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普遍观察就一直是极为荒谬的了。

一个人即使可能没有私人利益将他引向相反的方向，通常来说，他在公共利益中的特定的一份也是不足以让他在没有其他外部诱因的情况下履行其对公众的义务的。哪怕所有人都拥有选举权，也不能承认他们在秘密的情况下会像在公开的情况下一样公正地投票。当选民组成社会全体时，在选举中，他们就不会有与社会利益相反的利益这样的说法，经过考察，它其实是听起来响亮而事实上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无法有社会的集体利益之外的利益，然而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却可以有其他的利益。一个人的利益由他感兴趣的所有事物构成。每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兴趣，就好比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感情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厌恶或喜好，不管它是出自私心的，还是比较不坏的，不能说任何一种兴趣单独构成‘他的利益’，他究竟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是依照他选择哪类兴趣决定的。一般来说，在家里是暴君的人往往同情暴政（只要不是对他本人实行），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对反抗暴政的行为表示同情。一个嫉妒的人会投票反对阿里斯蒂德斯，因为阿里斯蒂德斯被称做正直的人。

一个自私的人宁愿要个人利益，即使它极其微小，也不要他的国家会从好的法律得来的属于他的那一份好处。因为他本人特有的利益是他的思想习惯让他恋恋不忘，同时也最能作出估价的利益。大多数选民都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据个人理由的选择。而另一种则是依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在通常情况下，仅有后者是选民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将他们性格中最好的方面显示出来，即使是对本来就不如他们的人显示。在秘密的情况下，人们将会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因为恶意、怄气、贪欲、个人之间的对立，甚至因为党派或阶级的利益或偏见，作出不正当或不公正的投票。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或者说就是：对多数坏人所能进行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少数正直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就像美国一些州拒付债务的情形，难道在正视正直人所感到的羞耻中不包含对蛮横无理的选民的某种节制吗？因为这所有的好处都将被无记名投票葬送，因此，即便是在对它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仍然需要有比现在所能提出的更强有力的事例来使无记名投票的采用成为值得期望的，然而这种事例却正在变得愈加软弱无力。a

与投票方法有关的其他一些可讨论方面，在此不需要多费笔墨。黑尔先生所创的个人代表制要求必须使用选举纸。然而，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选举人应该在公共投票处——假如附近没有这种方便场所，也可以在某个所有人都可以进出的办公署，在一个负责公务员在场的情况下，在选举纸上签名。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允许选举人在自己的住所填写选举纸，然后将选举纸邮寄出，或者由公务员收取。可是，我无法不认为这样做是致命的。因为如果这样实施，所有的一切将会在缺乏有益影响并面对所有有害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在秘密性的掩盖下，行贿者可以亲眼看到其交易得手，威胁者可以见到原本是强迫下的结果当场变成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另一方面，熟悉选举人真实感情的人们在公众投票处能产生的有益的反影响，以及舆论的同情或他的同党人能够

a《关于议会改革的意见》，第二版的第三十二至三十六页。产生的鼓舞作用，便都会被拒之门外。a

应该多设投票处，使每个选民就可以就近投票，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向候选人索取交通费。经医生证明体弱有病的，应有权要求适当的车费，由地方或是国家负担。议会议员竞选场、投票处书记和全部必要的选举机构产生的费用都应该由公费开支。不但不应该要求候选人承担，而且不能允许候选人负担除有限的少数选举费用之外的任何费用。在黑尔先生看来，合理的做法是要求那些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候选人名单的人，每人交纳五十镑金额，以防止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并不是确实有意要取得成功的人成为恶作剧的候选人或仅仅是因为想出名，可能夺取比较严肃认真参与竞选之人当选所需要的少数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