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了，大声叫着，猛地从床上下来，光脚光身，一下扑进了二姐的怀里。

二姐抱着我的肩膀。她的手好凉，也抖得厉害。我想安慰二姐一句啥儿话，可未及想起安慰的话，她却突然在我肩头上狠狠咬了一口，就急步儿转身跑出了屋。

我呆了。不消说，姐恨我。

摸着又热又疼的肩头，感到肩上有两排米窝似的牙痕。等我清醒过来，踩着二姐的脚印，追到院里，二姐已经进了上房。

“二姐！”我大声说，“你去读高中，我不去啦……你去呀！”

二姐双手扶着上房门，把脸挤在门缝说：“好好读书兄弟，要和雯淑好，只能凭学习……别的，咱不能和人家比。”

说完，二姐把门关死了。我没有听见她走动的脚步声。

这时候，月亮彻底落了。星星也稀了不少。院子里静得出奇，我就像一颗庄稼似的孤零零立在院子里，好冷……

那一段日子，我好开心。二姐不去读书了，她忽然就时常找雯淑，还不断把雯淑找到我家里。雯淑家是市民，吃的都是国家供给的细粮，到我家就想吃红薯粉、玉蜀黍啥儿的。这样，我就去外生产队的地里偷玉蜀黍。

在耙耧山坡下，有一块早熟的玉蜀黍地，不知是哪个队里的，多说不足二亩。只要雯淑一来我就到那块地里掰穗儿。提个竹篮，把玉蜀黍穗放在篮底，上边盖几把猪草，这就回来了。有时候还会捎几把野果啥儿的。

不过，每次二姐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是不是咱队的？”

我说：“是。”

“给队长说了吧？”

我就不耐烦：“敢不和队长说？”

这时候，姐姐就拿着穗儿去烧了，我和雯淑就坐在院落里，两人静默一会儿，不自在起来，就千方百计找话来讲。

她说：“你以后不要再掰玉蜀黍了。”

我说：“没事，给队长说好分蜀黍时就扣我家的。”

她说：“你姐真好……我只有哥，没姐。”

我说：“你叫她姐她会答应的。”

她脸红了，一脸都是笑。

这当儿，二姐已经烧熟了一穗玉蜀黍，双手捧着，烫得她“哎哟哎哟”，把玉蜀黍穗在空中抛来抛去，就像她和女娃们做“抓石子”游戏一样。一出灶房门，就把玉蜀黍穗扔在雯淑面前。雯淑笑着去捡时，没挨着就先叫了一声“妈呀”，然后，一瞬间，我们仨都盯着烧焦的穗儿，谁也不动。玉蜀黍黄爽爽的，皮儿烧成灰，裸出的籽儿，像牙齿一样一颗挤着一颗，每一颗的周围，都像日光一样黄亮；每一颗的顶盖上，都有一个半黑半红的小泡儿，有的破了，显出一个小坑，有的没破，则像半个反扣的稻谷壳。玉蜀黍浓重的香味，像小磨油作坊一样，在院里挥发着。我看见每每这时，雯淑的小鼻尖上都会急出一层米粒小汗。这时，我就很英雄地抓去玉蜀黍穗儿，把膝盖拿出来，双手握着穗儿的两端，眼疾手快，往膝盖一砸，“咔嚓”，穗儿断了，膝盖上留一层红血血的籽儿痕，疼极了，却装出一点不疼的气概，把又粗又大半截的玉蜀黍递给雯淑。雯淑说太多了，二姐说还有，立马就烧熟。接着，我又把这小半截一分为二，中间一段还可以，穗尾一段就不剩几粒籽儿。我把中间一段递给二姐。二姐伸手把穗尾一段接过去。我们仨人就围坐起来，剥着籽儿吃，“喳喳”的声响，很像是牛马吃料。等都快吃完了，二姐就会突然停下来，看看我，又看看雯淑，以为她要笑，我们嘴唇上焦黑的，可她却盯着半晌不语，末了才舔舔嘴唇，冷丁儿道：

“雯淑妹，你说连科好吧？”

雯淑一怔，脱口道：“好。”

二姐说：“我们不敢贪图别的，只求他高中毕业了，你给你爸说一声，能给他找个工作干……啥工作都成。他做事认真，有工作他会出息的。”

我不吃了，脖子一哽一哽，眼圈忽然热了。

雯淑把玉蜀黍从嘴上拿下来，一脸认真：“我常对爸妈说连科学习用功，成绩好。爸妈对他印象不赖，说像他一样懂事的人不多……到时候，爸妈会帮着找个工作的。有我的工作，就有他的工作。”

我感到羞愧。

可姐姐听了，两眼就含满了泪，一把抓住雯淑的手……这时候，我们都闻到了煳玉蜀黍苦味，同时惊叫一声，二姐就笑着跑进灶房，又笑着用铁锨头儿端出几穗着火的玉蜀黍……

那一段日子真好。太阳格外地温暖明亮，月亮也格外地清静圆柔。可是，到了8月间，离开学还有半个月，镇上考取高中的通知都发了，唯我和二姐没有接到通知。二姐不去读书是队长给学校说过的。可我准定录取也是学校说过的……

高中开学是9月1日。通知是8月15日下发完毕的。我在家等到8月18日，还是没人通知我。大队给村口装了一个大喇叭，大小事情都是通过喇叭通知的。那几天，只要喇叭一响，我们一家就搁下手中的饭碗，或者正做的活儿，支起耳朵静静听着，喇叭里，除了通知开会，再没别的内容。

队长很忙，因为和外队争地界，正打着一场官司。官司输了，队里就要少一亩半地，因此几天间到大队又吵又闹，急得他嘴上燎泡一个接着一个出。雯淑呢，去了洛阳她姨家，一天一天地不回。这样的事情，我又如何敢和雯淑的爸妈讲，就只好在家愁得和爹娘一道火烧火燎。到了19号，无奈了，倒是大姐拖着疼痛的腰身，去找了队长。

很快，队长就端着饭碗到了我家，问明情况，把饭碗一推，让我送回他家，就煞了煞腰间裤带，大步去找他内弟了。

我们一家人都在等着队长回来。末尾，到了日头偏西，队长也没露脸儿。我急了，就去站在村头望。西去的土路，在山坡下像一条灰布带子，除了收工的人群，和懒懒回圈的羊群，硬是没有队长的影儿。

一会儿，爹来了。

“没回？”

“没回。”

爹就陪我坐着。我忽然发现，几天间爹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又深又稠，一道挨着一道。每一道里，都堆着忧愁和尘土。因为怕花钱，他把烟断了。拿惯烟袋的双手，这时候就拿一根柴棒翻来弄去。他的头上，发茬花白，顶着几根干草，像刚从草堆钻出来一样。和我同样盯着西路的双眼，茫茫的，像是没光。这时候，娘来了。二姐来了。大姐扶着墙壁，也一晃一晃地走来。她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扶腰歇歇。等二姐看见，去把她扶来，她的额门上已经有了一层密密的细汗，脸黄得如蜡纸一般。

爹看了一眼大姐，把头勾下了。

娘问大姐：“疼得很？”

大姐说：“没事……不疼。”这样说时，大姐的眼角有了泪。

就这么，我们一家五口，在村头的一棵树下，眼巴巴地瞅着西边。那条光秃秃的黄土道，从我们眼前伸出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日落处。西山的那条深沟，又一次把日头吞尽了，只留下红雾在天边的山顶笼罩着。西道的途上，摇着一头黄牛，每走几步，就要对着天空，“哞——”地叫上一声，那声音粗哑而又沉重，像是对上天求救的呼声。我把目光从黄牛身上收回来，见爹依然面西，把头勾着，手里翻弄着烟杆似的柴棒。娘是平视着正西，脸又瘦又小，专注得似乎要把西道吞进她昏花的眼里。大姐呢，大约腰骨疼痛发作得厉害，脸上的汗瓢泼一般，水淋淋的；二姐脸上木木的，只顾扶着大姐，偶尔才扭头西望一下。看着一家人为我这样可怜地缩在暮黑的村头，我忽然想对着田野哭一场。

村里的炊烟，一股股地落下去。饭早的，已经端到门口吃饭啦。

爹急了，猛地从地上站起，把柴棒摔在地上：“娘的，咱不读高中了！瑶沟村42户人家没有一个高中生，不是也过了几辈子……”

爹走了。一家人望着爹的背影，忽然就都觉得没有意思起来。读了高中又如何？不也一样是回村种地嘛。爹说得对，第十八生产队，祖祖辈辈不识字，不也过了一辈又一辈。二姐说，娘，回家烧饭吧，不读高中日子还要过。娘叹了一口气，把目光从西路收回来，正要走时，爹却又从村里走回来。

“队长还没回？”爹问。

娘说：“没影儿。”

不知为啥，爹又坐在了原处，又捡起了那根柴棒在手里翻弄，又把目光搁到了苍黑的西路。

终于，一家人没有等到队长回来。

这时候，村中央却忽然响起了“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这钟声的节奏，只有队长才能敲出来。于是，一家人都怔了一会儿，就起身披着夜黑回村了。

敲钟的果然是队长。

要开会了。

因开会记工分，所以钟声已过，村人就陆续到了一片。会场是在挂钟的老榆树下。在榆树的一杈偏枝上，挂了一盏马灯。马灯下有一块捶衣青石，队长就蹲在青石上。他脸色铁青，双眼青果子似的凸爆着眼珠，把两只胳膊搁在膝盖上，一手握着拳头，一手捏着“炮筒子”吸，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烟头上不断烧起划燃火柴似的亮火。都知道，队长开会要发火时，总是这副架势。遇到了这种架势，开会的人就远远躲着队长，谁也不和他言语，找块石头、找个角落坐下听他咒骂。

除了大姐，我们一家都来开会了。

想问个究竟，我和爹都坐在马灯下，总觉得是我家哪儿得罪了队长，于是，爹很小心地上前说：“他叔，你刚回？我让连科他娘回家给你烧饭了。”

队长把炮筒烟从嘴里拔出来，冷冷地说：“我刚从公社回来，连科的高中不能读了，被干部的娃子挤掉啦！”

爹呆着。

我也呆着，像正走窄路时，迎面撞到了墙壁上。

这时候，人们大都到了会场，一堆一堆，散成了几片，约有近百号人马，男男女女的劳力，还有到处窜动的娃儿，把老榆树下折腾得十分热闹。跑动的孩娃，马队般在人缝中跳着，踢起的灰尘和男人们吐出的旱烟，在会场上空绕来绕去。人群里，不断有拍蚊子的巴掌声。要来开会的，差不多都来了。队长吸完了筒子烟，把烟头狠狠往鞋底上一拧，呼地从捶衣石上站起来，旋着脖子看了看村人们，就大声骂了一句——

“我操他八辈子！”

人们都屏着气息，大人们把各自跑动的娃儿揽进怀里。会场上十分安静。

会议开始了。

“两件事，说完散会。”队长站在石头上，扯着嗓门道，“这两天谁长眼谁就能看见，我为那一亩半田跑破了鞋底——奶奶，官司打到大队，又打到公社。给大家说：我们瑶沟村输了！那地断给了一队！”到这，队长顿了一下，转了半边身子，“输了……我说输了活该！谁让我们十八队出不了人物哩？不要说县长、公社书记，连他妈一个大队党支部委员也没有。奶奶的x，都解放二十多年了，连个党员也没出。怪谁？怪瑶沟村的社员没能耐。人家一队呢？大队里有大队干部，公社里有公社干部，县上有县干部，连洛阳地区也有一队的人。你们说：我们的官司能赢吗？我说赢了才出他妈的鬼……真操他八辈子，那地我们不要了，让他们一队种着吃死吧！可我们不要那一亩半地了，却不能不要一个高中生——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都听着：我们瑶沟村解放二十六年，今年出了一个高中生——连科考上县第四高中，学校也录取啦，可他奶奶的，有个公社干部的娃子，比连科少考47分，却把连科挤掉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地可以，可不能不要一个识文撰字的人。没有识文撰字的人，再过一百年我们瑶沟也不会冒出一个人物头！大家说是不是……我说是。眼下我们瑶沟是太受欺负啦……明儿天，连科，还有他爹和我一起去乡公所讲理去，凭啥不答应我们瑶沟去个娃子到四中念书……”

散会了。

村人们离开会场时，破例没有拍屁股打灰的声音，也没有交头的嘁喳，一个一个相跟着，默默地离开了会场，好像都十分心沉。

我们一家走在最后。队长也走在最后。我忽然感到，特别地对不住队长，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极其不该做的事。

爹和队长并着肩，走得很慢。我迟疑了一下，朝前赶了几步。

“三叔……真不能念高中，就算啦……”

队长猛地车转身，把一样东西摔在我脸上。

“说你娘的屁话！回家去吧，不关你的事。”

我低着头，看见从我脸上落下的是一根炮筒子烟。

我一夜未睡。

一家人都一夜没睡。

第二早，日头刚刚升起，村落里一片光亮。队长扫了我和爹一眼，没言声，率先大步走了。于是，身后呼啦啦又跟上几个人朝乡公所开发。路上碰到熟人的问话，也都不作回答，仿佛怕泄了秘密。那时刻，我心里很慌张，已经感到读高中不读高中，不再是我的事情，也不再是我们家的事情，而是全村二百多口人的事情……

距公社本来也才两箭路，入镇拐个弯，眨眼就到了。乡公所的宅院，分为三截，前一截，是民政、通信员、打字员等的办公室；后一截是公社干部的宿舍；中一截才是大会议室和书记、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我们这些人一进前院，就被通信员挡住了，说公社正开会，传达中央文件，有事就在前院等着。通信员是镇上的一个漂亮娃儿。队长压根不理这个茬儿，用胳膊把通信员往边上一推，就领着大家进了中院。

中院有半亩的青砖铺地。一入院，说话声、嘀咕声响成一片。乡公所的房子全是青砖青瓦，又高又大，瓮声如县城的礼堂一样。这样，不等大伙儿脚跟站稳，正面大会议室就立马冲出一个中年干部，一脸怒气。

“你们干啥？公社正开会学文件。”

队长向前跨了一步：“我们不找你。你让管学校的干部出来！”

中年干部一扭脸：“老郭，找你哩！”

老郭从会议室磨磨蹭蹭出来了。老郭一出来，中年干部就回了会议室，把老郭关在了会议室的门外。那当儿，我站在干部们身后，从人缝中看见老郭其实很年轻，也不过三十来岁，只是头上谢了顶。谢顶的老郭站在台阶上，看看队长，满脸的不耐烦。

“怎么又是你！”

队长见了公社干部丝毫不怯胆。

“我咋啦？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公社的衙门我们就不能进？”

老郭把两手一摊：“能进能进，有话你说。”

队长把脖子一梗：“还是我们瑶沟那个高中生！”

老郭眨了一下眼：“昨儿天不是给你说了嘛。”

队长指了一下我：“你给他解释解释。”

老郭说：“有啥好解释。今年高中录取是分数加推荐，重在政治表现。你们村那个阎连科经研究不予录取。”

队长说：“为啥？你说清楚！”

老郭说：“不为啥，就这。”

队长说：“连科反过毛主席吗？反过党中央吗？反过文化大革命吗？”

老郭说：“没有。可别人也没有。”

队长说：“连科家是地主吗？”

老郭说：“不是。可别人家里也不是。”

队长说：“连科在学校是三好学生你知道不知道！”

老郭说：“今年录取的高中生全是三好学生。”

队长火了。

“我说老郭，你们他妈的是刻薄庄稼人！”

老郭无可奈何。

“你想想，这么大的事，我老郭能定吗？我老郭他妈的也不过是从学校抽出来几天公差，一个月挣三十二块的工资，我算个狗屁呀！”

到这里，一个小伙子就在后边嚷嚷起来，说你们公社干部真是没良心，吃我们农民的，穿我们农民的，还欺负我们庄稼人；说公社办了一个砖厂，占的是我们瑶沟的地，用的是我们瑶沟的土，却他妈不在我们瑶沟招一个工；说河滩那一亩半水浇地，明明是我们瑶沟的，粮食都收了三季，可你们七折腾八折腾，最后又断给了一队，弄得我们瑶沟人过年连碗米汤都喝不到嘴！老郭在乱中，说去找找书记或主任，就不知钻到了哪里。会议室的门依然紧紧关着，听不见里边读文件的声音。有个小伙子说，冲到会议室里去。队长就瞪了他一眼，说学习文件的会议冲不得，一冲就输理，那上学的指望一星也没了。这样儿，我们就都坐下了，静默悄息地凝视着同一个方向，等待着比老郭大的人物能出来……

散会啦。

公社干部一人夹个牛皮纸袋子，鱼贯着朝外出。

骤然间，院里奇静。

队长几步跨到了会议室门口。他要把书记、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全都拦下来。他认识他们。他像在车站接人那样，让一个个不当家的公社干部全都从他眼前放过去……可是，人走完了，书记、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却一个也没有。

队长把最后一个管民政的老头拦下了。

“书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