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么一天，日子是古历黄道初九，清高宗乾隆一道诏书把我叫去了。我一到金銮大殿，文武百官分站两旁，齐刷刷地看着我。那大殿呀，金砖金瓦金柱子，连香炉、灯座都是金做的。到皇帝面前，我正要下跪，乾隆皇帝一招手，说：“免了免了。”

跟着，乾隆皇帝又摆了一下手，文武百官就都退出了大殿。

这当儿，大殿里余下我和皇帝俩人啦。皇帝说：“听说你的象棋杀遍天下？”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听说你从九岁开始下棋，整整下了六十年？”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我清高宗想和你下盘棋。”

我说：“不敢皇上，真的不敢……”

皇帝生气了：“再不敢我就杀了你的头！”

我忙说：“敢敢敢，皇上我敢。”

这样，我就和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起了棋。我们都盘腿坐在一张檀香木雕龙画凤镶金镀银的红床上，边上放着御茶，那茶香味在金銮殿大梁上绕半天不散。你们不知道，乾隆皇帝那棋下得是真好，车有车路，马有马道，小卒子没错走一步。我们从日出开局下到日落，最后的残局上，皇帝还有一卒一马，我还有一卒一炮。然后，皇帝请我吃了顿皇宫夜饭，我们就又接着下残局。到下半夜鸡叫时分，我有意地打了一个盹，一睁眼，乾隆皇帝就马跳一个卒攻心。

我输了。

皇帝问我：“谁的棋艺高？”

我说：“皇上你棋艺在天，我的棋艺在地。”

皇帝又问：“你哪村人？”

我说：“洛阳正西一百三十里外的瑶沟村人。”

“谢你让了我一步棋，”清高宗乾隆皇帝笑笑说，“日后保你们瑶沟村出一个大人物。”

这个时候，田地都已分了。村人们零零碎碎从自家责任田中摇出来，晃下山坡。嬉笑声在村口流水样荡动。秋后的太阳，病怏怏地升上东天，病怏怏地照着村落。村街上、房坡上、墙壁上、牛羊背上和将要落的树叶上，都轻轻薄薄糊着一层浅淡的光亮。

我从耙耧山坡上像船桨般摆到村口，就看见老皂角树下围了一群人。疯七爷在向村人们述说他昨儿夜里做的梦。在瑶沟村，疯七爷是很受人冷凉的。他自小就出去闯关东，一荡五十年，去年不知从哪回来了，无妻无小，无儿无女，独个儿回来住在打麦场上的场房屋，靠给庄稼人看风水、治邪病、送日迎月，光景也一天天消消停停地从他的疯态中流过去。在外的五十年岁月，疯七爷是如何打发的，他从未向村人们提起过。田地一分，人们就顾不了许多事情，也顾不了去研究七爷的过去，似乎七爷原本就没离开过瑶沟一样，使人们对他的往年产生深刻的淡然。只有在谁家老人、小儿有了古怪病症，谁家要迁坟起房，人们才想起场房屋的七爷。而七爷自己，没事时也极少从村头黄土崖下的屋中走回村里来。隔三差五地在人多处出现，那就必然是他做了一个不能不向人们述说的好梦。比如，他梦见道光皇帝请他吃了一顿饭；或梦见秦始皇突然站到了他的屋门口；再或是毛主席冷丁儿又活了，拉着他的手，两人一道儿上了天安门大城楼，如此等等。别样的事情七爷是不会向村人述说的。

七爷在村中似乎很伟大。

七爷的伟大似乎很空洞。

我走近七爷的时候，七爷那和清高宗乾隆皇帝一道下棋的梦已经说完。看见我走来，他就踩着阳光弯到我面前。

“连科，听说支书想把闺女嫁给你？”

我不语，看着七爷。

“看来你该有一份天下了，七爷恭喜你。”

“七爷，我不同意这亲事。”

七爷不语，看着我。

“我不想去攀支书家的高门槛，不想让人瞧不起。”

“孙子，七爷给你磕个头，你就应了这门亲事吧！委屈是你自个的事，娶不娶支书的闺女是咱瑶沟村的事。为了咱瑶沟三十六户人家，世代没出过人物头儿，七爷给你跪下了。”

我没想到七爷真的给我下跪，他那六十九岁的骨身朝我跪下时，身子弯得像老树上的曲枝似的。我听到了七爷身上各骨节嘣嘣裂裂，折断一般炸响。

我忙不迭儿上前扶着疯七爷。

“七爷，你别这样……”

“你答应七爷了？”七爷抬头盯着我，阳光在他的脸上映出半红半金的紫色来，“答应了就好，答应了就好，咱瑶沟村到了该生人物的时候啦……”

离开七爷，我朝村中走去。胡同两边的墙壁，像沟渊两岸的绝崖样挤压着我。薄凉的秋风汩汩地从我对面流过。谁家的一群鸡子刚从窝里出门，扑棱着翅膀，似乎要脱地飞起，可是鸡永远也飞不高远，就只那么拍打几下，原地打着转儿。我想起了村人们，村人们就如鸡一般，飞不起来，却年年月月都想飞起来，想让村中突然间生出一个支书来，生出一个公社书记或是县长来。这渴望就像久旱盼雨般，折磨了村人们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

可是，村中却什么人物头儿也不曾生出过。解放前没有地主、没有富农，连一户富裕中农也没有。解放后没有国家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没有军属烈属，没有党员模范，连个五好民兵也没有。

日子委实是过分平淡了。

瑶沟委实是该出一个人物了。

阳光很稀薄，我却觉得就如烧红的一块铁板压在我头上。我抬头的时候，仿佛用了很大劲，脖子稍微地疼起来。对面山坡上，庄稼都已收尽，绿了一春一夏的野草开始无奈地枯萎，青色像云一样消失了，留下一片粗粗糙糙的雨雾似的颜色铺盖着坡面。有一条跛腿小狗，沿着拧在荒草中的小路，一瘸一瘸地朝着山顶爬，脏污的小身子如同一个草团，在草坡上隐隐现现朝上滚动着，默默地，无声无息。

我盯着跛腿小狗。

跛腿小狗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朝上爬。

我想我就是那跛腿小狗。

过些日子，大队就要改为村，就要由村长主持大队的事务了。支书年纪稍微大了些，也许当村长，也许不当村长了。支书家的孩娃是痴呆，上月娶了个哑巴女。支书的闺女十九岁，支书要在大队选个小伙做女婿，把闺女的终身详详细细安排安排。支书是个很和善、为人极好、极细的庄稼人，大队的事务他如种地一样耕收了几十年，眼下支书不想再种了。

“连科，支书想选你做女婿。”

“我……不配。”

“不配也得配，你一定要把支书的闺女娶过来！”

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时这样说，就像给我分配去收割庄稼那样儿，让我把支书的女儿收割了。

我想也许我一定得把支书的女儿娶回来！也许娶了支书的女儿，这全大队的十八个生产队，四千二百口子人，就归属我管了；瑶沟村就出了一个人物头；在镇上，就没人小瞧我们十八队的社员了，我也就不枉读了八年书，爹娘也不枉送我连科来世上走一遭，姐们也不枉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跛腿小狗爬到了半山坡，就像一只吃过药的老鼠在草中晃摆着。

我到家门口，立下脚，死眼盯着小狗朝着坡顶爬，就像看着我自个朝着山脊挪爬一样儿。

爹道：“听说了吧？”

我说：“三叔说啦。”

爹道：“咋样？”

我说：“不行。”

爹道：“咋不行？”

我说：“你又不是没见过支书的闺女啥模样！”

爹道：“妈的，支书家闺女漂亮还能嫁给你？”

我说：“我又不是讨不到媳妇的人。”

爹道：“连科，爹和娘一辈子打过你一下没？”

我说：“……没。”

爹道：“那你就听爹娘一句话，把支书家这门亲事应下来。”

我说：“……”

爹道：“咋样？”

我说：“想想。”

回到家，后街二叔和爹坐在院里石桌上。娘给二叔舀了一碗汤饭，拿了一块烙馍，他就和爹一道吃起来。我走进院落，二叔忙不迭儿推下碗，脸上飞着土红色。

“回来啦？”

“你坐二叔。”

“二叔想给你说个事。”

我放下家什，舀水洗着脸，二叔就那么站着，等我洗完了，他去把挂在门吊儿上的擦脸手巾递给我，端着我洗过的脏水朝着院外走。

爹说：“让他倒。”

二叔不回头：“我来倒。”

我过去和二叔争着倒脏水，脸盆一歪，水就流满了我的鞋。

二叔僵着：“都怪我……”

我忽然可怜二叔，笑笑：“没事二叔。”

二叔极没趣地回到原处，呆呆站着，等我倒了水，换了鞋，从屋里出来，先给我让个凳子，自个儿才迟缓地坐下来。“没啥大事，”二叔说，“日后，大队改为村，你要能在村委会主个事儿了，二叔想请你想着你兄弟三林。”

三林是二叔家三孩娃。

我说：“我主不了啥事儿。”

二叔笑了：“只要能和支书家结亲戚。”

我说：“没影儿的事。”

二叔说：“成的。叔先给你招呼一声，到时候让三林干个大队的电工、信贷员都行。”

说着，二叔似乎就和我家的关系近了许多许多。爹在一边参言说，眼下还太早，到时候我催连科记住这件事。这样，似乎事情已经谈妥，不日二叔家的老三就可去当电工或信贷员啥儿的。二叔满面红光，一身轻松，又说了几句闲言，就起身走了。

二叔走后，我去收二叔没吃过的饭碗，忽然发现那碗下边压了一个红纸包，纸包里包了五张新极新极的十元票。

不消说，是二叔送的。

“看见了吧，”爹说，“这钱咱不能要，可你死也要把支书家闺女娶回来。”

我说：“是想娶就能娶的？”

爹默了好一阵：“事靠人去做。”

支书的女儿叫红玲，高中毕业，和一个中医西医都行的老头承包了医务所。她上班不穿白大褂，可是满大队社员打针、包扎都缺少不了她。听说她每月都可挣千儿或几百。

从各方各面说，红玲都是极有用的人。红玲长得不好，可她一样是大队的一面旗帜，在镇上各户人家中，都飘扬出猎猎的声响。

一天夜里，娘病了，发烧，我去医务所拿药，月光像水样在地上浇着。从瑶沟到镇上的二里沙路，静得虫鸣都如海啸一样震耳。道两旁的杨树、槐树，黄叶不断像影子般轻微微、无声无息地旋着落下来，落在我的脚前；落在我的身后；落到我的脖子里，凉阴阴的，就像谁用手在轻轻抚摸我。我走得很快，嘴里还哼着曲儿，到镇上时，看镇街和野外一样，静默悄息，只有两条狗在路边卧着，像等主人归回似的。

医务所已经闩门，一条灯光如一条玻璃样直直地横倒在街上，把好端端的大街切断了。

我敲了敲门。

“谁？”

“我。”

“干啥？”

“我娘病了。”

“重不重？”

“不太重。”

“不太重明天来吧，今儿我上山采了一天药，早早睡啦。”

我已经听出来，里边说话的是红玲。她的鼻音很重，就像永远鼻子不通似的。待在门外的一团尴尬里，我一时如被红玲吊在了半空。过一阵，我扒着门缝一瞧，看见她没睡，好像是坐在床上看书，想妈的你个红玲，有一天娶你到家敢这样我就敢揍你，叫你知道天下人都是一般儿肩高肩低的，谁也不能刻薄了谁。

过了好一阵，我把嗓门抬高了。

“红玲，我是连科。”

她在里边明显不耐烦，“谁都一样，睡啦！”

“我娘发烧，是高烧。”

“多高？”

“没量。”

“没量你咋知道是高烧！”说着，医务所的门哗一下敞开了，灯光很硬地打在我脸上。我眨了几下眼，见红玲穿得整整齐齐，如一段短柱般竖在我面前，心里立马如塞满了一捆柴草，烦乱且没有味道。我极想把红玲一把推倒一边去，或朝她那粗粗糙糙的脸上抽去一耳光。我想她那肉乎乎的脸上若真的挨上一耳光，一定会鼓出一片血红来，就仿佛烂熟的红柿子。

可是，我却说：“我娘烧得不轻……”

她没有接话，转身回去绕进药柜里。我看见靠墙的床上果真被子没铺开，药柜上反扣着一本书，黄皮封面，是《中草药制作》。不消说，她真的压根没有睡。当即，我在心里骂了句：“妈的红玲，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见了我都笑脸迎过去；招呼一声，你得慌不迭儿往我家里跑。”

药是九个白片和三包粉面，包完，她像赶我一样，老远撂到了我面前。

没言声，付了钱我转身就走出了医务所。我前脚走出，她后脚跟上，随即就把门又闩上了。那条玻璃似的灯光，翻过我的肩头，落在笔直的大街上。

镇街上很静，远处有脚步声如石块一下一下砸过去，到十字街口，朝东一拐，又一下一下朝远处砸过去。我走在空寂的街上，孤零零如落在旷野的一条小狗。月亮挂在耙耧山顶，就仿佛是立在瑶沟村谁家房脊上的一面镜子。脚下是白云一般的月色。红玲的关门声，极为古怪地在我身后响着不散。突然间，我感到我像被红玲从一间屋里推了出来，从支书的心中推了出来。我知道，支书想选我做婿还没给红玲讲，讲了红玲也许不会这样儿，可是我心中仍是扭不过那道弯。

我走路脚步很轻，脚步声如纸船样在月光中漂着，一浮一浮就出了镇街。空旷的田野在夜里像青天落在了地上，蓝莹莹的颜色均匀地涂满了十里二十里的光秃秃的庄稼地。不时有野兔在田野中大胆地走动，响声惊心破胆地叫在我耳边。我踩着我的影子朝着瑶沟走。田湖镇渐渐被丢在身后，显得越来越小。当我在沙路上登上一道坡顶时，我回过身来，镇子就一下落进了我的双眼里。

我站着不动，我知道眼下我的身子要比镇上最高的房子高许多。

镇上最高的房子是支书家新盖的两层楼，青砖青瓦，玻璃镶窗，阳台和门洞四周都用瓷砖嵌出了一圈红边。支书家的院落，如同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办公小院，又清丽，又洋派，可惜眼下和所有房屋一样，都淹在了月光的模糊中。镇上的狗吠声，很单调地从支书家那个方向传过来，也许那叫的就是支书家的狗。我的身后，是如今还没有一家盖起不见土泥房屋的瑶沟村，各户散散乱乱，有几窗灯光，像几页黄纸在夜里挂着，和田湖镇比起来，显得破落，狭小，仿佛是被田湖镇遗弃的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私生孩娃儿。我站在这村镇中间，觉得一切都离我那么遥远，天高得我永生永世也难以摸到一次，地阔得我永生永世也找不到边沿。在这高天阔地之间，我就如一只断了腿的蚂蚁，天不属于我，地不属于我，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月光、树林、村落、房屋、河流、庄稼、花草、土粒、沙石，啥儿啥儿的，都不会因为我而有所变动。田湖大队这么大，十八个生产队，四千多口人，谁会听我指派一句话？

谁也不会！

有一只夜莺在我头顶尖叫一声飞走了，那清冷的叫声如冰凌条儿一样留在了我心里。我感到内心又凄苦，又寒冷，想到红玲刚才给我扔药的姿势儿，不免心中生出一阵酸楚，在这世界上，我是啥儿？不过是秋天的一片黄叶，冬风中的一粒沙土。我读过高中，我能写一笔上好对联，在校时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让老师点评过三次。可离开学校，到家里种了三春庄稼，这一切都不值一文了，不被人记起了。想到我在人世间只不过是芸芸生中的一员，在田湖镇只不过是一个社员时，心里便就堵得发慌。红玲的关门声似乎还在我脑中古怪地响着。有一只野兔从我身后夺路跑了过去，我回过身子，瑶沟村那几窗黄光不见了，只有村头黄土崖下的场房屋里，还亮着昏花的亮色。

疯七爷还没睡。我想起了疯七爷说的梦，冷丁儿，我身上就有股力气在一跳一跳地走动，像一条洪水河在我的血管中哗哗啦啦地畅流，最后，那滚滚涌着的河水，到我的头上就旋着流不出去了。我的脑壳像将要决堤的水库在漩流边上发抖，抖得很厉害。

我想叫！

我重又转过身子来，背向瑶沟村，面对田湖镇，双目把视线搁到支书家那栋小楼的方向上，就扯开嗓子大声地唤：

“红玲——我要娶了你！”

“红玲——我一定要娶了你！”

我的叫声，像旱天雷样嘶哑沉沉地在夜野上滚动，铺天盖地般朝远处扩散，瑶沟村和田湖镇被我的唤声如鞭子般抽打得瑟瑟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