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院长就是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一九二八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一九三○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侯公纯听到这个名字一阵发晕，难道要让自己去当间谍，当特务？温应星看出了侯公纯心中的慌乱，问道：“怎么，公纯觉得这个想法不好？”侯公纯想了想，“倒是可以试试，我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人多少也了解一点，说不定能够帮上忙。”侯公纯答应了这个事，回家休息了几天，随即就到“力行社”主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报到了。这个培训班的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里面的学员都是从各个军校里面毕业的，甚至还有很多黄埔军校的高才生，侯公纯在里面只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而已。开始培训的第一天，戴笠出现在讲堂，不过他并没有露面，而是隔着一间屋子讲了几句话就走了，搞得很多学员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

侯公纯培训了两年之后，就加入了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做一些文职工作，日子过得倒是也清闲。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却是黑云压城。日本侵略者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侵吞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十二月十八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到一九三六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从一九三七年六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

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二十六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二十八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二十七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七月二十八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二十八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二十九日，北平沦陷。二十九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七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三十八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三十日，天津失守。

首都南京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沦陷后，国民政府相继举行了很多会战，却都相继失败了。一九三八年，随着日本人的进逼，侯公纯带着妻子撤退到了武汉。二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武汉也是人心惶惶，一日三惊。侯公纯看着日渐糜烂的局势，却始终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情报人员，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所以他尽管想去前线杀敌，却没有上面的命令，无法进一步地行动。到了五月的一天，侯公纯忽然接到命令，要他去香港和陈恭澎接头，然后等待下一步的指令。侯公纯心中大喜，梦想中的报国机会终于来了，可在处理家务上面，他却犯了难。

妻子带着孩子还在武汉，而他要执行任务，是不能带着妻子去的，可是妻子他怎么安置？韩英芳看出了他的担心，“你尽管去好了，我在蒋夫人那里听到消息，若是武汉守不住，就要退到重庆去的。我在蒋夫人身边，是绝不会有事的，若是武汉失陷了，你尽可以到重庆来找我。”侯公纯这才放下心来，和妻子孩子依依惜别之后，踏上了南下的路，辗转到了香港。这个时候香港作为英国的领地，还是比较平静的，大多数香港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为英国会保护他们不受战争的摧残。

然而这灯红酒绿的世界却让侯公纯心急如焚，他看着国内的局势急转直下，可与他接头的陈恭澎还没有来，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九三八年八月至十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三十多万人，中国军队达一百一十万人。十月二十一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十月二十五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凄然，失败的言论弥漫大江南北，不少人对抗战的前途很悲观，认为中国终将灭亡，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敌，更是使原本就不高昂的士气低落到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