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上议员后生活有甘有苦，侯冠群二○○五年在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第四套《天涯共此时》节目采访时，就曾经和主持人桑晨交流过他当选议员后的生活和思想：主持人桑晨：二○○五年七月六日，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掀起两岸党际交往高潮的时候，新党不失时机，组织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陆访问团”来大陆参观访问。台北市议员侯冠群作为新党的成员，也出现在访问团的行列里。在大陆的几天时间里，新党大陆访问团先后来到广州、南京、大连和北京参观访问。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南京中山陵、北京卢沟桥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并受到了当地市民的热烈欢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这次新党访问团党团副召集人的侯冠群代表新党诵念了祭文，以吊唁死难同胞。侯冠群：这次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边，我代表新党来宣读祭文，最主要的意义是说，我在新党里面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再加上台湾很多的年轻人对于中国人这一段苦难的历史，可以说是完全地不了解。

所以我们的新党、我们的主席希望我来念祭文，是借由我在年轻人当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希望能够作一个影响，也能够让一些年轻人，能够来了解过去的这一段日本侵略中国的惨痛的历史。主持人桑晨：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亲切会见由郁慕明率领的新党大陆访问团，使这次活动达到了高潮。胡锦涛总书记与访问团成员一一握手致意，并对新党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新党是台湾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自从成立以来，新党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侯冠群：平常我们对大陆的领导人的观感都是通过台湾的传媒，那个是不完整的，那个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这次我所见到的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地开明、非常地亲切。我们有一些团员在跟他会谈的时候，提出一些很直率的建言，他不但没有任何的不高兴的脸色，而且很认真地拿笔记下来，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而且亲切地握手，亲切地会见。

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台办的陈云林主任在吃饭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架子，不会摆一个派头，坐在那个地方，而是很热情的，大家就像好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像好兄弟一样，彼此谈天说笑，一起合影，然后一起举杯，这个跟我过去印象中所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侯冠群：作为一个新党的党员，一个新党的政治人物来说，因为我们新党在台湾很小，我们新党在台湾一直都受到打压，那么到了这里，受到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待遇，心里面既是觉得激动，很激动，也会觉得说一种好像终于我们本身的努力，不能说是一个回报，而是说终于受到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待遇，受到了一个肯定。主持人桑晨：侯冠群出生于台湾的演艺世家，那么他的父母都是知名的艺人，台北，是侯冠群的出生地，也是他的伤心地，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留下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欢乐和痛苦。但尽管如此，侯冠群始终在怀念自己远方的故土。侯冠群：我的老家是在东北，我是辽宁省铁岭市汤牛禄堡子村的人，我跟赵本山是同乡。

我的祖父过去是张学良将军的部下，后来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到了台湾，他们一直在颠沛流离，一直在逃难，对于故乡故土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自己本身从小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把他们的乡愁全部灌输到我的身上，他们的乡愁其实可以讲两个部分，一个是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故乡，对东北的故土，对白山黑水的思念；另外一部分是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代人本身受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却遭逢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变动，他们本身的所学没有办法施展，因为战乱，他们把他们的这种遗憾、没有办法完成的梦，全部都寄托在我身上，这是我成长背景重要的一部分。侯冠群告诉主持人，他们是五十二个老百姓选出来的议员，共同管着马英九。第一次选举议员的时候，可以用知名度，用微笑和形象，可是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就得靠你的过去。四年里面的政绩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是不是真的诚心地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还是只是作秀。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能是螳臂当车，但是侯冠群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最起码不能让环境来改变我。在政治上面，我不会去想到说将来我要爬到多高的位置，我只在乎的是，我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力，我能够做多少的事情。侯冠群在节目中还谈起他做议员工作时的趣事：在台北市有一个国民住宅，是政府花钱盖的，给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一般的市民来居住的。这国民住宅路边的树长得太茂盛，已经把街道给遮住，而且台湾经常有台风。于是就有居民担心，说：“万一台风来了树倒了，会把车给砸了、把人给压了，挺危险的。”他们就要求市政府来处理。一般来说，台北市路边的这些树是归一个叫做公园路灯管理处来管的。问题反映给他们后，公园路灯管理处回了一个公文给这些老百姓说，虽然树是归我们管，可是你们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国民住宅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所以应该是由国民住宅管理处来管理。这些百姓们又去找国宅处，国宅处也给他们回了一个公文说：虽然你们住的这个小区是政府盖的房子，可是这个树不归我们管，还是归公园路灯管理处。

两个公文是互相矛盾的，但是都把责任推掉了。这些老百姓找到侯冠群陈情，侯冠群就拿着这两份公文去问马英九，他说：“马市长，这件事两个单位都互相推诿，都说不归他们管，你告诉我，到底该谁管。”马英九告诉侯冠群：“这些居民住的这些小区应该有一个物业管理委员会，既然有物业管理委员会，应该就交了物业费，应该从物业费里面来出。”侯冠群于是又去询问，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告诉他：“不错，我们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可是虽然有这么一个组织，但这里的业主都是低收入的民众，平常根本就没有交这些钱，我们交不出这笔钱，你找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侯冠群只好又想了个办法，他把两个单位的官员都约出来，当着老百姓的面，他再问两个单位：“请问公园路灯管理处，这个树归不归你们管？”公园路灯管理处说：“这归国宅处管。”侯冠群又问国宅处：“这树归不归你们管？”国宅处回答：“归公园路灯管理处管。”侯冠群便说：“好，乡亲们，你们都听见了，他们谁都不管。这样，明天我们带斧头和锯子自己将这些树全都给砍了。”这个时候公园路灯管理处的官员就急了，说：“不能砍，不能砍。

砍了的话，你们就是犯法的！”侯冠群问：“犯什么法呀？”公园路灯管理处的官员说：“依照法律规定，你把这些树砍了要罚款。”侯冠群又问：“由哪个单位来执行罚款？”公园路灯管理处的官员说：“由我们来执行。”侯冠群说：“这就清楚了，说明这个树是归你们管的。”最后，公园路灯管理处没办法，只有派人来修剪这个树。二○○四年的所谓台湾“大选”空前惨烈，泛蓝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使岛内局势从宪政危机发展到政治和社会危机。抗议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许多民众喊出了“要真相、反歧视、争未来”的口号。加上泛蓝阵营发动的4？10大型抗议活动，使这场抗争形成了街头与议场、在野政党与民众运动相互配合的态势。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侯冠群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发生了“总统”选举的两颗子弹事件之后，侯冠群和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无效的。所以在台北市议会里面，他们就提出一个主张：在真相没有查明之前，不承认陈水扁的合法地位。侯冠群和其他的议员一起投票表决要不要继续挂他的像。

可是有一位议员比较冲动，发言完了之后，不等结果出来，就直接上去把陈水扁的像给摘了。这个议员是侯冠群的朋友也是同党的同志，他一摘照片，一群民进党的议员就围过来了，要打那个议员。侯冠群忙挡在前面，帮着一块摘像。两人刚把照片扛下来，那个议员一个不留神，就往前面绊了一跤，侯冠群跟在后面就也扑了上去，而后面的那些民进党的议员就全都扑到侯冠群的身上来，然后就把侯冠群的腿给踩断了。

本来骨折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伤，关键是他又碰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医生，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后来知道那个医生是存心要把侯冠群的腿往废的方向去治。耽搁了大概两三个月侯冠群才醒悟过来，找过人医治，现在这条腿虽然是救回来了，可是在行动方面还是有一些不方便，而他这个凡事都太过认真的人，也就成为台湾所谓“民主发展史”上迄今受伤最严重、伤势最惨烈的民意代表。但是侯冠群无怨无悔，因为侯冠群心中还是想着那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二○○六年侯冠群断腿两周年的纪念日那天，侯冠群在议会合纵连横，得到了大部分同事的支持，在大家的表决下，顺利地把陈水扁的照片摘了下来。那年年底，侯冠群又顺利地继续竞选，连任成功，遗憾的是，侯柱国却没看到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