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大早，侯敏的大儿子，也就是侯刚的大外甥从学校被叫了回来，负责将他的姥姥送回到东北去。侯家在北京，目前能脱出身来的也就这一个强壮的男丁了，母亲路上的安全也有个照应。天还没有亮，大街上就有人群来来往往，大概是四点钟，大外甥悄悄地带着刘学蓉出了门，走得很小心，偷偷摸摸的。刘学蓉依旧剃着阴阳头，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盲目地跟着自己的外孙走在大街上。有规定说黑五类不能坐公交车，两人躲着红卫兵，一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火车站，上了回东北的列车。谁知道路上没出事，上车以后却出事了。两人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全神贯注走过来看两人。这阴阳头比较明显，车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坐着一个黑五类，大外甥也没有在意。火车一路疾驰，快到天津的时候，忽然一群腰上系着皮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冲过来，让刘学蓉到另一个车厢里跪着。

大外甥有些害怕了，虽然不敢对抗，还是一个劲地解释，她是我的姥姥，不是“地富反坏右”，是一个受害者，他们给搞错了，要回农村去公正去，公正完了这一问题再回来。大外甥费尽了口舌，却没有用，刘学蓉仍旧不能坐在车厢里面。老人吓得心惊胆战的时候，又来了一群红卫兵，不由分说拉着她就走，一定要到别处跪着去。大外甥没有办法哭着说：“老人身体不好，你们能不能宽恕一下？”带头的红卫兵革命精神十分坚定，大手一挥说道：“我们就是死光了，也要让这个地主婆下跪。”刘学蓉跪了一路，一直到新台子火车站才下车，在外孙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向村子走去。路上遇上东北口音的乡亲，看见了剃着阴阳头的刘学蓉，也没有不友善的目光，甚至有的老乡询问情况之后，还带着同情，给他们找了一辆马车。然而刘学蓉已经被吓破胆了，哪里还敢坐车哪！她已经认定了自己是罪人，没有权利坐车，没有权利吃饭，红卫兵的理念已经灌输到了她的脑海最深处。

话也说回来了，老人青少年的时候失掉了双亲；嫁出去以后，被丈夫遗弃；生孩子以后，第一个女儿遭受了家庭破裂；她随旧家庭和社会的变革而颠沛流漓，共产党解放后，她又成了地主反革命分子，不论是谁受了一辈子的打击，心理上总是受不了的。大外甥陪着母亲从新台子车站出来，走了数十里路，终于回到了老家汤牛堡子村。母亲也终于见到了两个胞弟，三个人抱头痛哭。回到家里面，母亲终于也换上了新衣服，吃上了饭。可家中虽然两个舅舅不介意，可是侯刚的大舅妈却是对母亲冷眼相待。好在母亲的外甥女嫁给了邻村的党支部书记，算是当时贫下中农的代表，她将刘学蓉接到了自己家里，刘学蓉才总算安定下来。刘学蓉受到的打击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侯刚在沈阳的姑姑知道以后也关心得很，将刘学蓉接到了沈阳小住了一段时间。侯刚姑姑的女儿也很照顾这个落魄的舅妈，在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刘学蓉提到沈阳，还会哭着说：“那个孩子心眼好。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一段时间，中央终于也感觉到了很多错误的地方。毛主席提出了要打击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及一小撮“走资派”，要逐步地缩小打击面，对于斗争中有扩大打击面的要纠正错误，或落实政策。侯刚连忙将母亲的事情向上级反映，争取上级的谅解。不久之后，经过调查，终于确定了刘学蓉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刘学蓉丈夫在台湾，她是被遗弃的，是受害者，终于可以回到北京了。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一九六五年春，《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在此基础上，江青终于制作出了革命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