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4种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是2种关系：一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二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8种解决方法：

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

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

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

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

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

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

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

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权衡8种方法的利弊，认为只有采取第一种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所谓“又征又配”，就是说，国家对农民“征购”粮食，而对消费者则采取“配给”粮食。

为了制定这个“又征又配”的政策，陈云曾经仔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在这样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

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

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不搞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之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填不饱肚子，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粮食问题颇为紧迫，1953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讨论陈云的方案，当场拍板。当时还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决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陈云解决了粮食问题。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陈云在平抑全国物价之后，在经济上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

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也有70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

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会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1945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认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这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在批判高岗时，就没有涉及林彪。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发言。除了上面已经引述的内容外，陈云还指出：

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改称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的副总理，由最初的4位增至10位。最初的4位副总理之中，除了陈云之外，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都不再担任副总理。这次任命的10位副总理是：

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陈云在10位副总理之中排名第一，李先念协助陈云抓经济。李先念曾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陈云在出任副总理之后不久，曾回故乡调查研究。这是他阔别故乡多年之后，第一次回乡。那是1955年1月中旬，陈云回到了故乡。

陈云乘火车在沪杭铁路石湖荡车站下车，先到青浦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再去练塘镇。正值寒冬，河面结冰，他坐汽轮到练塘，一路敲冰前进。

在家乡，他又约见那两位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听他们谈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

他们向陈云反映了农村干部收购“过头粮”（超计划收购的粮食）的问题。

陈云还在家乡了解关于“周转粮”（即“调剂粮”）的问题。

此后，陈云还3次回故乡。

第二次是1955年5月下旬，他在青浦了解中共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第三次是1957年3月，由于青浦县是中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他主要去了解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

第四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他在小蒸乡和农民们座谈，了解公社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和养猪方面的问题。陈云根据这次回乡的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文将会详述。

陈云回乡调查，曾对乡亲们说：“我喜欢听坏话，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不喜欢听好话，好话很多是奉承话。不善于听坏话，政权靠不住，坏话和怪话不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相提并论，应当选择对的吸收利用，不对的进行分析解释。不能使人家闭口不讲，让言路阻塞。”

除了4次回老家青浦调查之外，1956年4月，陈云来到跟青浦相邻的上海松江县联民农业社，看望劳动模范、水稻专家陈永康。

陈云在向陈永康了解陈永康所培育的单季晚稻高产名种“老来青”情况之后，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双季稻能种吗？”

在当时，上海一带能否种双季稻争议颇大，所以陈云特地向这位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请教：

陈永康说：“可以种的，去年我出去看过几个地方，城东洋泾的老农钟顺康种的双季稻，收成比单季稻高，金山县松隐北面的浩光农业社种的一片双季稻，长得也蛮好；我自己在自留地里种小块双季稻，前后两季收900多斤。问题是今年种的面积太多。我们合作社可耕地共4000多亩，要种1600多亩双季稻，季节、劳力、肥料都跟不上。”陈永康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其他干部对此也谈了些不同看法。

陈云同志认真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带着商讨的口吻问陈永康和干部们：“你们看，怎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陈永康立即回答：“要种好双季稻，其他农活要早作安排，集中力量抢住季节，如果抢收季节碰到了两三天阴雨天，早稻可能受潮出芽减产，所以，种的面积不宜太大。”

陈云同志对陈永康的直抒己见十分赞赏，他微微点头，表示赞同，随后又详细地询问了粮食征购、种杂粮、养猪和猪肉供应等情况。

陈云除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在1956年11月又兼任商业部部长。

1957年1月，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陈云任组长。这个小组自1958年6月，改设为中央财经小组。

陈云在1958年9月至1961年1月，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针对物价、公债和钞票的发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工商联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其中，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陈云花费了不少精力。

1954年9月，在陈云主持下，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1955年下半年，随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进行座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并向他们宣传中共的“赎买政策”。

紧接着，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会上，陈云担任“主角”，作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长篇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这一决议，成为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基本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便是陈云。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赎买”：

第一是用赎买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产阶级的私有制；

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

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

毛泽东十分赞赏陈云制定的这一赎买政策。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中共召开七届七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其中有一段谈及陈云，给了陈云颇高的评价。毛泽东说：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紧接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构想。

陈云提出：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

由此决定，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

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应当说，陈云提出的这一构想适合中国的情况。可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国急剧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构想被视为“右倾”，没有得以实现。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举行闭幕式，大会由陈云主持。

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另外，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这样，中共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

陈云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这时，陈云步入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所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依然分管中国经济。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