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饭的软硬，无非是控制好加水量罢了。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就由于若木“顶班”，顶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于若木有所“发明创造”：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筒，再亲手用线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米2两，小圆筒盛米15两。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后来，陈云和她到上海去，她把这特殊的“量具”也带去了。上海招待所的服务员见了，就用铁皮焊了两个圆筒给她。这两个铁圆筒，竟一直用到他的晚年。

至于控制加水量，于若木也有所“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了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恰到好处，陈云都很满意。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为三顿都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以防止大便干燥。通常，他每次吃一根大香蕉或者两根小香蕉。此外，陈云从不吃零食。

在“文革”前，因工作关系，陈云偶然赴宴。“文革”之后，陈云从不赴宴，总是粗菜淡饭，独自进餐，如此而已。

陈云上午喝白开水，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他不喝酒，也不喝其他饮料。

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着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给紫阳县茶厂，购买这种“硒茶”。她把硒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

于若木知道灵芝具有抗衰老作用，同时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她就向保健医生建议，让陈云服用灵芝提取液制的灵芝胶囊。

她也曾把花粉制剂掺在豆浆里，给陈云服用。

陈云那么孱弱的身体，能够长寿，确实是和于若木这位营养学家的细心调理分不开的。

于若木还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陈云一生最好的写照。陈云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便是身处逆境，仍能豁达乐观。这是陈云能够长寿的心理因素。

红色的家风

1978年，我曾在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拜访了当时在院部工作的陈云夫人于若木，我听说她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很惊讶！

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已经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然而，作为陈云夫人，于若木每天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上班。

其实，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上班，对于于若木来说还是“小意思”。于若木在1961年担任陈云秘书。1964年12月于若木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上班的地方在香山植物园，陈云家当时住在北京中南海不远处的北长街，于若木竟然每天骑几十里路，直到有一天于若木被车撞了，才不让她到那么远的香山上班。

陈云的家风甚严，他给家人定下的“三不准”，那就是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陈云和于若木共有5个子女：长女陈伟力、长子陈元、次女陈伟华、小女儿陈伟兰和次子陈方。

陈云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云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于若木说，陈云教育子女的两条基本原则就是“读好书”和“做好人”。陈云给子女开出了必读书目：《马恩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并规定了一些必读篇目，如《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陈云的长女陈伟力回忆说，在她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叮嘱她不要说是谁的孩子。陈云让孩子以普通学生的面目出现在学校。

还有一回，儿子陈方在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因急用去找陈云秘书，从父亲的工资里拿了点钱买东西。

陈云知道之后，问陈方：“我的工资谁给的？”

陈方答道：“人民给的。”

“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

“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

陈云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从那以后，陈方再也不随便用钱了。

我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之前，在北京一所中学里访问了陈云的次女陈伟华。

1966年，陈伟华高中毕业。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辛营公社，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陈伟华记得，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的山区工作，实在非常想家。她回忆说：“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陈伟华永远记得当时父亲对她说的话：“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

第二天一大早，陈伟华就赶回了怀柔。

从此，陈伟华勤勤恳恳地工作，跟当地的老师、孩子打成一片。后来陈伟华每一次回城，都要忙于替乡亲们买这买那，陈云高兴地说：“南南（陈伟华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真成一个怀柔人了！”

1974年10月，陈伟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她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在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后来在广电部工作。当时，中小学老师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也不好，导致师范学校招生困难，中小学师资严重不足。陈云对陈伟华说：“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陈伟华听从了父亲的话，于1985年来到北京一所中学担任历史教师。陈伟华作为高干子弟，能够这样长期安心平凡工作，确实体现了陈云的红色家风，受到一致好评。

陈云的子女们在陈云的教育下，依靠自己的努力，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社会奉献。

长女陈伟力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磁学研究。他1983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曾任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长子陈元从初中时就《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陈元于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70年至1978年在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任技术员，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8年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1988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998年至2008年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2008年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陈元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的三女儿陈伟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在西藏工作3年，后来担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陈云的小儿子陈方担任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他这样回忆父亲：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绝不会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我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他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父亲常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不能以革命功臣的子女自居。他常给我们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的含义。他讲了在什么条件下，是哪些事情促使他产生、总结和归纳出这几句话的，他要求我们要努力践行这15个字。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这15字对我工作、生活的指导意义。

在我们记忆中，他从没有办过生日祝寿活动。1985年6月13日，是他老人家80寿辰。这之前，妈妈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由于知道父亲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父亲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相，为父亲过了80岁生日。

《南华早报》的提问引起陈云注意

陈云在离休后，很少发表文章，期间最为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92年7月21日为李先念去世而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

这篇文章除了追溯他在1937年4月第一次和李先念在新疆结识以及李先念的功绩之外，还谈及一个重要问题——他和李先念“都没有到过特区”！

陈云写道：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在这里所谈到的“特区”，即“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试办4个“出口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1980年改称“经济特区”。

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给予充分肯定。

1988年4月，七届一次全国人大批准成立海南经济特区，使中国的经济特区增加到5个。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发表南巡谈话，又一次肯定了经济特区。

陈云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外曾引起一些反应，认为陈云不支持经济特区。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陈云曾准备考察深圳特区，已经作了安排，由于临行时生病，未能成行。后来，他派秘书去深圳了解情况，并向他作了汇报。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笔者注意到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不久，敏感的海外记者们马上注意起陈云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态度。那是在1992年3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发布会一开始，便向上海市市长黄菊问及了这一问题。报道说：

当《南华早报》记者问到陈云先生对浦东开发的进程和未来蓝图的意见时，黄菊说：老一辈革命家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支持，包括了陈云同志对浦东开发的支持。去年，他在接见我们时就非常关心浦东开发的进程，他希望上海浦东开发和经济的振兴，包括南浦大桥的建设等，搞得更快些、更好些。

陈云马上注意到这一动态。这样，在1992年“五一节”前夕，他在上海特地接见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市长黄菊。

1992年5月2日，上海《文汇报》便在头版头条以醒目标题推出报道：《陈云鼓励上海同志加快改革开放·表示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报道说：

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陈云此言，显然是对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提问的回应。

报道接着写道：

吴邦国、黄菊说：“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小平同志、您和先念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支持，开发开放浦东一定能成功。目前，浦东开发进展很快，许多海外商人、大企业家纷纷前来投资。”

陈云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吴邦国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打的是‘中华牌’，欢迎全国各地前来上海投资。”

陈云说：“是啊！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

陈云十分关心上海人民的生活情况。吴邦国、黄菊向他详细汇报了上海粮食、煤炭、副食品储量充足，市场购销两旺的景象，还汇报了上海交通道路建设、棚户区改造和苏州河治理等工程的进展情况。陈云听了十分满意地说：“好！”

陈云书赠吴邦国、黄菊两句古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吴邦国、黄菊说：“我们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定不辜负您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勉励和期望，努力把上海工作做好。”

陈云亲切地说：“就是要‘雏凤清于老凤声’嘛！”

陈云所引用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李商隐在诗中，把韩冬郎（即晚唐诗人韩偓，其父韩瞻为李商隐故交、连襟）父子比作凤凰，“雏凤清于老凤声”表明青出于蓝。传说凤凰产在丹山，它爱栖息于梧桐树。“雏凤声清”，表明了诗人对后辈的真切情意。

陈云在晚年喜欢书法，每日上午站着用毛笔写大字，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

他写下许多条幅，诸如：

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笔者在采访陈云的一些友人时，常见到客厅里挂着陈云手书。

笔者曾问陈云夫人于若木，陈云是否写诗词。她说，陈云喜欢诗词，晚年，他常练书法，喜欢抄录古典诗词名句，但是他自己并不写诗填词。陈云往往借古典诗词名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给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赠李商隐的诗句，就是一例。

陈云还曾书写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中的诗句，赠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那是1991年5月28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观这家博物馆，见到馆内收藏着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墨宝。馆方请王光美帮助，希望能请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为该馆题词。王光美回京后，给于若木打了电话。于若木当即答应捐赠陈云的墨宝。

陈云所写的白居易的诗句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四句诗的大意是：“用周公、王莽两人的事例，说明做人做事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只凭一时一地的现象就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作篡位者，把王莽当成谦谦君子。”

陈云晚年写字，有一习惯，即末尾不写年月日，而写“时年xx岁”。不过，这岁数写的是虚岁。

1993年5月，陈云在上海接见了他的家乡上海青浦县以及练塘镇的领导人。据当时任中共练塘镇党委书记的吕健康回忆，陈云向他们强调说：“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定要廉洁奉公，取信于民。”

据当时在座的青浦县长李金生回忆：“原定20分钟的接见，一直持续了40分钟，陈云同志兴致很高，对家乡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详细询问了青浦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教育。当听说全县单季稻亩产平均超过1000斤，农民家家喝上自来水，农村孩子个个进学校后，陈云舒心地笑了。”

最后一次荧屏亮相

陈云在离休后很少公开露面，只是每年春节前夕，和邓小平一起在上海“亮相”——这几乎成了“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