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他也踱起方步来，成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陈云依据过去的教训，再三告诫人们，在经济建设上务必防“左”，务必吸取“左”的教训。

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可能出于以下的考虑：

一是陈云担任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熟悉中共干部情况；

二是陈云1978年11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一口气提到的5桩案件，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平反“天安门事件”、批判康生，全都属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三是陈云本人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向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陈云走马上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便于1979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开宗明义，这样说道：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云在讲话中列举了党内生活在过去极不正常的情况：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抓了两件大事：

一是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二是严肃党风党纪。

那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

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

在1979年2月，陈云就着手对“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

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陈云的这句话，曾经在中共高层广为流传。

一年之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革’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

此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推动之下，中共中央还为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谭震林、罗瑞卿、萧华、黄克诚、邓子恢、贺龙等平反，为“中宣部阎王殿”、“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华北山头主义”、“习仲勋反党集团”、“红旗党”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

“文革”中震撼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得以平反。

陈云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16日决定：

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革”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陈云为平反潘汉年冤案，做了极其认真、细致的工作。

陈云跟潘汉年曾经三度共同工作：

一是1929年，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共同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

二是1935年，陈云与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

三是上海解放之初，陈云来上海解决“两白一黑”问题，当时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跟陈云有许多工作上的接触。

应当说，陈云对潘汉年有着相当的了解。然而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革”，而是在1955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按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定的案子，是不允许翻案的。陈云却认为，即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如果是冤案，也一定要平反。

然而潘汉年的案情错综复杂，主要罪名是“内奸”。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所谓“二六轰炸”，是指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是当时上海电力主要供应源，这次轰炸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失。

陈云的首要任务，是深入进行调查，弄清潘汉年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干部，还是在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

陈云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了解情况，找到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调查，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谈话，请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廖承志、胡立教证明。大量的人证、物证表明，凡是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这有力地否定了潘汉年是“内奸”的指控。

其中，特别是廖承志，非常坚决地说：“我认为应当给潘汉年平反！……我记得，1946年我从南京返回延安后，曾问过康生关于潘汉年所说中央批准了要情报工作打入敌伪的方针。此事，我记忆得很清楚，康生是肯定了的。因此，我后来一贯怀疑这件公案。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如果潘汉年所进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这个方针是毛主席、康生所批准的话，那么执行这个方针的潘汉年不能说是汉奸，应予平反。而且潘汉年一案有关人员已差不多全部平反了，可见潘汉年不会是汉奸。如果潘汉年是当了汉奸，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潘汉年据说见过汪精卫，这详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曾听潘给我讲过。据说是潘向毛主席报告了，而毛就把潘逮捕了。当时康生为何不讲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情况怎样？都应分析。大概是康生内里墨黑，惯于落井下石，听到毛主席勃然大怒，就顺带地把他弄了一下，汉年就倒霉透了。这事如有，也无非是一个错误，够不上戴上汉奸、叛徒的帽子，何况有一连串事实证明，上海、香港组织纹丝不动，哪来‘叛徒’罪名？”

就在仔细调查潘汉年案件时，陈云得了直肠癌。1979年10月在手术之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陈云说，虽然这次手术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他郑重提及，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是由王明、康生和他3人决定的，现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到他那里去。

1981年3月1日，陈云亲笔致函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查到中共情报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上将在1955年就潘汉年案件所写的意见：

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

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

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

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过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的情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的调查，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为潘汉年平反。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所抓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严肃党风。

1980年11月，陈云鲜明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关于党风，陈云提出两个论点：

一是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和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说：“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二是“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我要有自知之明”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吁请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甚高。

这不难理解，因为陈云曾长期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一向务实，富有经验。毛泽东曾几度“甩”掉陈云，而事实表明，一旦“甩”掉了陈云，毛泽东便在经济战线上打败仗。

中共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于是，财经领导工作愈发显得重要。“老马识途”，陈云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在1977年6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曾成立了“财贸小组”，组长为姚依林，副组长为陈国栋、邓力群。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助手，调查研究财贸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改进意见；办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它是国务院内部的办事机构，对下不行文。

这个“财贸小组”很快就不适合于形势。因为这个小组只是起“助手”作用，而当时更需要的是起领导作用。于是，酝酿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且主任之职非陈云莫属：

当年，陈云曾成功地收拾了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经济“烂摊子”；

如今，“文革”十年内乱几乎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这个“烂摊子”同样需要陈云来收拾。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却表示他已不能再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陈云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这位“调整大师”提出，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那时候，在华国锋的影响下，又出现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又要求制定钢铁发展的高指标。

陈云又一次说要降低钢的年产量指标：“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21年，我说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

陈云还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今年钢不提3600万吨，也不提3400万吨，提出3200万吨到3300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3200万吨钢编计划。”

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从“四人帮”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表明是陈云起草的，只是开头一段名单，在收入《陈云文选》时删去了：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12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在这封信中，陈云和李先念谈了对于经济工作的几点纲领性的意见：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建设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样，陈云又开始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只建立了一年。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时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

1979年7月1日，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云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所以，在这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陈云担任了一年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很快地，他卸任了，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

“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在1956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曾讲过这么一段很生动的话：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他也踱起方步来，成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