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他继续因病住在杭州疗养。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他。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1962年2月24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他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1962年3月7日至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3月8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7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二、“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陈云说，“现在调整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作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

三、关于综合平衡，陈云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四、关于物资管理制度，陈云提出：“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

五、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

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

七、“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陈云说，“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陈云这次谈话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对1962年的计划来个“伤筋动骨”。

周恩来听了，补充道：

“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上上下下出现“陈云热”

由于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谈话，于是，陈云的讲话在省军级（即地方为省级，军队为军级）广泛传达。

中共中央于1962年4月19日下达正式文件，宣布中央财经小组名单：

组长——陈云；

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

成员——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

紧接着，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4月16日，刘少奇致函毛泽东：

最近，我要邓力群（笔者注：邓力群当时任刘少奇秘书）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

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一时间，陈云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人物，上上下下都在谈陈云的报告，出现了“陈云热”。

这时的陈云，却到他最喜爱的杭州养病去了。据薛暮桥回忆，当时他曾去杭州向陈云汇报工作。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刘少奇此言，道破了天机，即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那么多年吃够了“左”的苦头，现在该“右”一下，以便从“左”的危机中挣脱出来。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在全国开始贯彻。这样，陈云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得以实行。

“左”派们攻击陈云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

他继续因病住在杭州疗养。

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他。

因为“‘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理所当然使“左”派们深为不快。

那时，大“左”派林彪，正扶摇直上。另一大“左”派柯庆施，也炙手可热。还有大“左”派康生，异常活跃……

于是，有人放出空气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可是，过后却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大讲特讲，这是“极不正常的”。

就连毛泽东本人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

陈云本人也意识到中共党内“左”派们在攻击他，所以在他的讲话中，隐约地透露出中共高层对他的“调整”政策意见不一致。

陈云曾这么说：

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

把各种意见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

不过，陈云终于遇到了“麻烦”。

这“麻烦”的导火线，是关于“包产到户”……

支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

笔者从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的批判性报道中，查清了“包产到户”的来历。那篇报道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报道说：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包产到户”，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所以如同“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1960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由于紧跟毛泽东，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安徽农业陷入困境。他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好办法，便决定提倡。不过，由于“包产到户”在1957年已经遭到过批判，“名声”不好，他换了个名字，曰“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一下子就在安徽推开，40%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毛泽东最初答应曾希圣可以试一试“责任田”，不久就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变相单干”。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批判，免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由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担任。

这是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二个回合。

但是，“包产到户”仍在中国各地农村自发实行。

在1962年，陈云对中国经济实行大调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村困难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