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另一场使他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的积习，山西窑洞来源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原君就从事修筑这种监号的劳动。他瓦土活儿极好，担任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原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裳，洗出了一场灾事：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子的“内矛”符xx，当天和建原君在自来水管旁闲聊。建原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唯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xx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xx的演绎公式如下：领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原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xx的推理演绎荒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原君“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原君的身上。建原君本来那只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感悟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件，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比建原君更为严酷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原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后的不久，始于1970年早春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忆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又是由于“煮豆燃豆萁”的“同类”相煎，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传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向“文革”献忠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1957年的“右派”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命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时偷偷看”以及模仿陶行知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一句：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走资派”揪了出来。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张沪并无半句虚言。会后，那位姓沈的女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他的妻子右派孙西敏并不像她丈夫那么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她在“一打三反”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人性恶”在这个特殊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验证，反正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张纸条，纸条上不过几句诬陷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笔者所以写完《走向混沌》之后，没有及时续写那些历史往事，实因对往事的回忆，常常引起我灵魂的战栗；时至今日，那历历在目的场景，还能使我心跳的频率加快，血压陡然上升……

军代表问：“你过去是个记者？”

张沪点点头。

“说话”军代表对她的态度当然恼火。

“是。过去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

“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军代表摆出一副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架式，“政治和经济之间，哪个是基础？”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军代表之所以杀出一个“蒙太奇”式的拷问，不外乎表示自己并非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1951年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叠，因而对回答这样“1＋1＝？”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年代，她竟然在慌乱之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础。”

在场的全体劳改人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错了。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

“你是什么球的记者，连马列的abc都不知道。”

“请你嘴上卫生一点。”桀傲不驯的她，公然顶撞了这个“皇帝”一句。

“给她戴上手铐。”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听见没有？马上执行。”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

“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

劳改队员们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寂无人声，几百号活人的会场，成了坟茔般的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她能在现场没有手铐的情况下，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在场的军代表中另一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示她：“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还不迟”三个字还没出口，于连长一挥手说：“不能对‘反革命’有任何仁慈，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

给她戴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同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由我们同来汾河湾的“内矛”张丽华（绰号小耗子）来监管她；张的“内矛”丈夫赵光弟（绰号小黑子）搬到我的小房来，对我实行监管。

四月雪与四月血

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利；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儿们，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1957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这是一幕“煮豆燃豆萁”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的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要在那个非常场合往张沪身上点燃汽油？她的丈夫徐盛增是个因经济问题进来的国家干部，个子高高，与我们相处得还不错；可是炕那一头睡着的婆娘孙西敏，却一向喜欢在人前显圣，当谷子地里的高粱。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1957年划右之后，张沪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经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绰号“小黑子”的赵光弟继续对我说，“那孙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答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儿们？”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浪迹扒窃群时染上的一点哥们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任何优点。

“她敢干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本身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20世纪70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窗”。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寒光。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通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她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疼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的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但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流淌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他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给我出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不会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子，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可以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表示他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日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力。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体力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间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他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发生在1957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生平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始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这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亏吃！”

我无言以答。

“哥们儿，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为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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