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翟志刚就是一个“不吃软糖”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情商与母亲有很大关系。翟志刚出生于黑龙江省龙江县一个贫穷的农民之家，父亲因脑血栓后遗症而常年卧床不起，在翟志刚很小的时候就病故了。他兄弟姐妹六人，只有靠母亲一人抚养。母亲为了供他兄弟姐妹们上学，只好做点小本生意把生瓜子买回来，用铁锅炒一炒，再一小包一小包地卖出去，从中赚回几毛钱的差价。母亲把卖瓜子的地点选在电影院门口和火车站。每场电影放映一个多小时。电影开场前，母亲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电影开始后，母亲就匆匆跑到火车站去卖，等电影快要结束时再匆匆赶回电影院门口卖。每晚两场电影，于是母亲每晚都要在电影院和火车站之间来回奔波四次。冬天天气冷，看电影的人很少，买瓜子的人更少。但挎着小篮子的母亲依然裹着头巾每晚坚持站在寒风瑟瑟的电影院门口，小心翼翼地迎候着一个个进场和散场的观众。于是翟志刚的童年，是每天晚上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数着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角、两角的纸币度过的。看见母亲如此辛苦，翟志刚决定不再上学，要帮母亲卖瓜子。没想到母亲生气了，把他叫到身边，流着眼泪告诉他，爹妈闯关东到了东北，一辈子就是因为没文化，不会写一个字，才受了这么多的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不好好念书，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于是翟志刚又回到了学校，从此发愤读书。学校的补课班要交五块钱，翟志刚交不起，就把补课班的同学的笔记拿回去抄上一遍。家里只有一个电灯，为了不影响家人睡觉，翟志刚就给电灯接上一截导线，晚上把电灯拉到外面去看书，白天再把电灯拉回房间。这时的翟志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和家庭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考上高中后，翟志刚学英语没有录音机。有一天，在火车站卖瓜子的母亲偶然得知卸鹅卵石车皮可以挣钱，便让女儿找来几个人包下一节车皮，然后自己也颠着小脚赶到现场。翟志刚的母亲既不能挑，也不能扛，便用手捡起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再往女儿肩上的筐里装。她和女儿以及几位同乡一起，拼命干了整整四个小时，卸下五十吨鹅卵石，却只挣回三十元钱！母亲就用这三十元钱，带儿子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翟志刚高中毕业时被选上了飞行员，老师同学都为他高兴。他却高兴不起来，甚至还打算放弃，原因是他担心自己走后家庭的重担会压垮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又把儿子狠狠数落一顿，并要儿子一定穿上军装，离开家门！翟志刚临走这天，母亲第一次中断了卖瓜子的生意，亲手炒了半盆热乎乎的瓜子，全部倒在桌上，请邻居们都来嗑瓜子！在翟志刚的记忆中，从没见母亲嗑过一粒瓜子，可这天他第一次看见母亲嗑了半把瓜子。送别时，翟志刚的两个姐姐都哭了，可母亲迈着小脚跟着火车走了半里地，竟然没掉一滴泪！后来翟志刚孝敬母亲的唯一方式，就是每月给母亲寄钱。他头两个月的工资一分未花，全部寄给了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寄多少就寄多少，直到寄得自己心里舒坦为止。

是的，人就是活在梦想之中。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希望。一个人如果连梦都不敢想，谈何前程？谈何希望？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或者说一个连梦都不敢想的人，如同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永远不可能有前程和希望的。苦难的童年，迫使翟志刚不得不编织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是苦难的童年造就了翟志刚的梦想。这个梦想，翟志刚实现了。而且，他最终超越了自身的苦难，超越了自身的贫穷，由个人的狭小梦想，转变为整个民族的宏大梦想。这个民族的宏大梦想就是，中华民族要挣脱地球的束缚，飞到天上！为此，他将个人的梦想叠加在了民族的梦想之上，或者说他将个人的梦想融进了整个民族的梦想之中。

于是，我们从翟志刚的身上，又看到了一种率真、大气、潇洒与豪放，体现在他的脸上，准确地说，体现在他脸上的笑容上。在与翟志刚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发现，无论在公共场合、平时生活或者训练当中，翟志刚是十四个航天员中脸上笑容最多的一个。他笑得很自然，很率真，甚至在离心机上做训练时，在七八百斤的重压之下，他依然能面带微笑，从容应对。可不能小视了这笑。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此自然、率真的笑，是人性、人情、美好内心世界的体现，今日之中国太需要这个东西了！需要，就是缺少。中国传统中的公众人物明星们除外，特别是某些身居高位者，脸上大都写着“严肃”。严肃当然没错，但这“严肃”很容易被人民当成冷漠。如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早已过去，中国开始讲究以人为本，讲究和谐社会，我们的老百姓很需要一点人的温暖、人的温情、人的关怀。再具体点说，很想多看见一点笑，尤其是像翟志刚脸上那种自然、率真的笑。这笑，颇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气质，很能代表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所以，翟志刚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一位航天员，他脸上的笑便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常。这是翟志刚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有别于杨利伟的地方。

事实证明，翟志刚和杨利伟同样了不起。翟志刚曾先后两次入选“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航天员第一梯队，但两次都没有上天。这两次落败，对翟志刚来说，心灵上的打击是无可避免的，至少是有影响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打击有没有影响，而在于翟志刚本人是否经受住了这种打击或影响。后来长达五年的事实表明，翟志刚经受住了。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须知，从2003年到2008年，是漫长的五年漫长的一千二百八十五天！在这漫长的一千二百八十五个日日夜夜里，倘若翟志刚的情绪稍有一点沮丧，意志稍有一点松懈，必将被淘汰出局！然而翟志刚没有。历经五年卧薪尝胆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神舟七号”飞船，出舱行走，漫步太空！他坚韧、自信、豁达、乐观的性格，或者说他独具魅力的情商，造就了他个人的成功，也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而且面对宇宙，他横空一笑，倾倒天下看客！

然而，无论杨利伟还是翟志刚，甚至包括高层领导，这个时候谁都不知道，究竟谁能成为第一个上天的航天员。

飞船开膛破肚

199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神舟一号”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

但形势不容乐观。

5月8日，美军用三枚导弹偷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使馆毁坏，人员伤亡。中国人的尊严再次遭到重创！消息传出，中国人愤怒了，纷纷上街声讨美军的暴行！正在埋头苦干的航天人也愤怒了，不少科技人员一大早便赶到工厂，参加声讨大会。某研究所一位书记还带着一班人马，将本研究所生产的软质防弹背心送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部，托付他们一定送给正在南斯拉夫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而在驻南使馆被炸身亡的朱颖的父亲，也来到航天工业总公司，流着眼泪对航天人说，在你们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的力量，一种民族的力量！我只想拜托你们，再加把劲儿，再快一点，让我们的国防再强大一些！

十天后，即5月1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召开首次飞行任务工作会议，七大系统老总聚首北京。会上，总指挥曹刚川神情凝重。他说，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但载人航天工程必须继续往前推进！五十周年大庆、澳门回归、飞船首飞，是今年中央提名的三件国家大事。所以，“神舟一号”首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接着，副总指挥长沈荣骏宣布：1999年11月8日至12日，在酒泉发射场择机发射“神舟一号”试验飞船！

会后，七大系统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7月23日，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专列从北京悄然出发。三天后，专列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千古荒原上第一次出现了飞船，发射场的官兵们感到非常新鲜，围着飞船看个没完。8月15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出厂，三天后同样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

酒泉发射基地位于西北大戈壁。这里史称“死亡地带”。早在新石器时期，东西方文化就在这里交汇。从西汉至明朝，历朝历代均在此建立过地盘。可惜明朝之后，此处五百余年与世隔绝，无人问津。1958年，新中国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导弹发射场，组建了共和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现在，中国第一艘飞船又将从这里起飞。只是，这一天发射场的官兵们等得太久了！

1992年中央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后，对于发射场的选址，同样有过意见分歧。当时可供选择的发射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四川的西昌发射场，一个是位于西北戈壁的酒泉发射场。一种意见认为，发射场应该建在西昌基地，理由是西昌基地一开始就是为发射飞船而建的，而且那里已经发射过“长二捆”大型火箭，有现成的发射塔，用不着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可以节约几个亿的经费。另一种意见认为，发射场应该建在西北酒泉基地，理由是酒泉基地在大戈壁滩上，发射场区占地面积五万平方公里，视野开阔，能见度好，航区二百公里内基本不见人烟，六百公里内没有密集的城镇和交通干线，万一航天员掉下来，好找。而且戈壁滩气候干燥，雷电日少，没有雨季，发射气象条件较好。如果在这里发射飞船，航天员返回时的落点就可以选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便于搜寻。而西昌气候恶劣，一年四季雷雨频发，不易满足发射的气象条件。而且，发射场四周全是大山，山上全是树，航天员一旦掉进深山老林，不好搜救。此外，西昌发射的方向是西北，若是冬天发射，航天员万一掉在海里，水温很低，安全没有保障。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论证，发射飞船的地点最终定在了西北的酒泉基地。

但对于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种意见主张搞一个最先进、最现代的发射场，即“三垂”模式的发射场火箭可以在发射场垂直装配、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这种发射场的设计最早起源于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后来被法国和日本采用，是当时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发射场。其好处是发射时间快，火箭飞船运到发射场后，一般只需三天便能发射出去，而过去传统的老模式的发射场最快也要半个月。另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沿用过去老模式的发射场，即平行测试的发射场。理由是老模式的发射场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建设费用很低，没必要花大钱（国外要几十亿美元）再搞一个新的发射场。何况一切还得重新设计，技术上有风险。

为此，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打”得非常厉害。尤其是个别老专家，坚决反对搞“三垂”模式的发射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长期节约惯了，也穷惯了，穷怕了！每个项目作论证时，总舍不得花钱，更舍不得多花钱。一花钱，就心疼，能省一点，总想省一点。

后经一番争吵、论证，上级还是决定，新建一个“三垂”模式的发射场。前提是：鉴于载人航天工程总的经费有限，投资控制在十亿人民币之内。

如此少的经费，要建起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射场，当时不少国外专家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中国航天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垂”模式的发射场最终耸立在了酒泉基地弱水河东侧的戈壁滩上！

7月的戈壁滩酷暑难熬。飞船、火箭运抵基地后，各系统迅速展开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试，各系统仪器设备基本正常。为确保首次发射成功，指挥部决定在10月2日这天，让火箭、飞船与地面其他设备进行一次大合练。

合练中，火箭系统一路过关。

但飞船系统在联试中，当测试人员给飞船的数据处理装置和返回舱加电时，一连加了好几次都加不上去。经测试人员分析，认为可能是飞船返回舱内一个控制器出了问题！

接着，在飞船的第二轮测试中，又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定向陀螺仪被卡在里面，原因不详。控制器属于环控生命保障系统，事关航天员的安全。而陀螺仪则是飞船的“眼睛”，它为飞船提供定位的基准信号。如果陀螺仪出现故障，飞船上天后就不能沿着预定的轨道飞行，更无法正常返回。

问题一出，发射场顿时炸了锅！因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打开飞船的防热大底，对里面的设备进行一一检测，待排除故障后再把飞船大底重新合拢，重新密封。

但凡业内人士都清楚，打开飞船大底，非同小可！飞船大底在合拢、密封之前，里面的每台仪器、每根导线、每颗螺钉、每个焊点，都是经过无数道严格程序检测过的。现在要打开飞船大底，就意味着里面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装配，七十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出，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据有关部门计算，打开大底再重新复原，新的损害概率是963％！

于是，飞船的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开，成为首次发射飞船争论的焦点。

一种意见认为，飞船上有备份，这个坏了，可以用备份顶替，还是不开大底为好。因为“神舟一号”飞船本来就是用电性测试船改装的，经不住折腾，万一大底开坏了，就会废了整艘飞船，首次发射也就前功尽弃！另外，离发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若要打开大底，势必拖延发射日期。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打开大底确有风险，但不带问题上天，是发射场几十年来一条铁的法则。只有打开大底，排除了隐患，飞船才能上天。虽有备份，但备份是留给飞船天上用的，如果飞船还在地面上就用了备份，上天后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

最着急、最难受的，是飞船系统总师戚发轫和总指挥袁家军。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很为难。不开大底，飞船会带着隐患上天，有风险。若打开大底，稍有不慎，出现纰漏，也有风险！从内心来说，他们很不愿开大底，因为这艘飞船从设计、研制、生产、检验再到完全合拢，凝聚了飞船系统三万科技人员七年的心血！如果真要给飞船“开膛破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何况开大底风险非常大，搞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袁家军说，拆开大底有十四个风险，这些风险中又有四个风险是致命的。在拆开大底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电器，还可以测量。如果碰到火工品或打包锁和非电传爆产品，就没法测量。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发生爆炸，人员和飞船都不安全，大家七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若不开大底，万一上天后再出现问题，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啊！

结果，折腾了一天，飞船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开，谁也定不了。不仅飞船总师戚发轫定不了，大总师王永志也定不了。

事情很快惊动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