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测的凶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xx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xx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截止到1970年“一打三反”之前，我虽然身陷大墙之内，对命运这个字眼，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巫术的代称。张沪事件使我第一次深思了这个带有禅机含义的名词。在严管班，我把进劳改前夜看过的《六月雪斩窦娥》，与劳改中四月雪夜的张沪自杀，本能地联想在一起，对“命运”二字，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知。之后发生在张沪自身、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的生死关系上，似也使我加深了对“命运”二字的理解。

钉棺木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生死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戴铐的一具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九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渎。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经历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来说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刻般的深刻：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土人（因为他交代“罪行”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xx，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球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xxx，现在你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呼喊的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给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被拉扯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犯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生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1957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严管号房中来。他没有理睬符xx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铁铐。他让我先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双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是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太多太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答话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地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惬意，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狱医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真是张沪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还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上了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人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地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着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理和杰克·伦敦的着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们。”

“该怎么说呢，百分之八十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境。”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到了五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辆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车舱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处理不当，他多少有点良知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经历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因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五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巍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那儿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

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蕴藏着的是永不屈服。如果她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在王铁匠家栖身

卡车车队在中条山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凋零，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空气中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来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的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了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眸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并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她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男性。他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妻子给他生下了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方颧骨，黑脸膛，是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平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唯一使我俩伤透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间约有六米大小的耳房时，在门框上就看见没擦净的粉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中篇《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就留下了我们初到矿山时，一个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在，但是没有了绿色，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色。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的风雪驿路了，这儿又是一个新的驿站，我特别是她更感到心力交瘁，在这老宅老屋里静一下心神，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伤口，倒也很符合我们的心境。大墙、电网、岗楼、监舍……这么多年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