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来的欧洲人居多，其中说法语的也不在少数，连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也是来自魁北克这个说法语的地方。他是个哲学教师，又自称“分裂主义者”，所以对社会问题比较有见解。

我问他：“魁北克人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吗？”

他说：“不，就是魁北克人。”

他们的法语跟法国人的法语也不太一样，语言中保留了不少古语，相对来说法国的法语更现代一点——这倒像台湾“国语”保留了更多古汉语成分一样。魁北克的法语人口觉得自己受到了英语人口的压迫，他们对加拿大的贡献大，却被别的地区拖累了。

期间，我和他说到中国最近出了一些开车撞人之后又故意杀人灭口的事。他很吃惊，说：“这在加拿大不可想象。在加拿大，你撞了人，如果是因为你违反交通规则，比如喝酒闯红灯，那你就进监狱；如果是意外，那你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当然前提是先要把伤者送到医院）。至于伤者的医疗，有保险负责，谁也不用管。”

我说：“在中国，撞死了人，司机反而赔偿的钱少。”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形成这样的制度呢？”

谁知道。

关于中国人一些臭名昭著的驾车习惯，我求证他们那儿的做法：“你们平时开车按喇叭吗？”

他说：“除非是有别的车犯了错，影响了自己，造成了危险，才会按喇叭。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按过喇叭——never。”

谈到在中国的旅行，他回忆起在广东住在一个当地人家里时，刚好赶上了一场婚礼，一场“非常非常有钱”的婚礼。新郎好像是一个省级高官的儿子，主人在珠江上包了游轮巡游，他也跟着一起去了。宴席非常丰盛也非常浪费，婚礼后每位客人还得到了一张五星级酒店的房卡，可以住一天。

我问他：“你觉得那些有钱人是绅士吗？或者说他们客气吗？”

他说：“不，非常傲慢无礼。”

“比如说？”

“他们对着上菜的服务员大吼大叫。”

他是一名教师，在说到加拿大学生的课本时让我印象深刻。

我问：“你们教师用的课本都是统一的吗？”

他说：“当然不是，都是教师自己指定的。”

“哦？随便怎么指定都可以吗？”

“可以。比如说，这个教师喜欢柏拉图，他就可以多让学生们看柏拉图的书，那个喜欢笛卡尔，也是一样。当然会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一些必要的哲学常识要让学生学到。”

除此之外，对于身外物，这些老外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崇尚奢侈豪华。第一天，加拿大教师穿了一双硕大无比又满是泥泞的户外鞋来到我家。他说：“我晚上要去买一双鞋。”

我问他预算是多少，他说也不一定。我说那咱们到超市里看看。因为他脚大，46码，在几个国内品牌的运动鞋专柜看了半天，好像是一个也没看上。问售货员女孩有没有46码的，女孩找了半天，居然找出来一双。我看他的神色倒有点失望，好像本来是希望没有的。后来才明白，两百多元的价格他嫌贵。我明白了，就带他去看特价鞋，他一看价格，也要几十块钱，还是不满意。他问我，有些中国人穿那种绿色的帆布鞋，哪有卖的——原来想要“解放鞋”。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楼下的小杂货店就有。在小杂货店里，他看到还有卖那种轮胎底的黑布鞋。我说，这种布鞋在中国只有老头和民工才穿。他如获至宝，穿上一试，正合适。十块钱，老板报价。加拿大老师爽快地付了钱，高兴而归。

第二天他就穿上黑布鞋上街，说：“我现在像一个真正的中国老家伙了。”

晚上回来他手里多了几件衣服，说是在超市买的背心，白色的。他强调了一下，“最便宜的”。穿上一看，效果还不错，款式也挺时髦。再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一身了：小背心，黑牛仔裤，老头鞋，两手空空一个包也不带。我仔细端详了一阵，说：“路易，你像一个丢了所有东西的外国人。”他大笑。

自然，没有理由不谈到房价。他说自己在魁北克的房子有七百平米！——当然不是在闹市，是在小城郊区。他对我说：“有一个事情会让你吃惊的。我有一个朋友，花了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万元的价钱买了一块两平方公里的产业，这产业里面包括房子，还有一个小湖！”

加拿大教师在北京旅游的时候，还跟我发短信抒发感慨，说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看见纪念堂卖花给参观的人，这是“把社会主义的老祖宗都资本主义化了”。后来，我请他描述一下来中国旅游后的总印象，只用一个词。过了会儿短信回过来了：“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