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一根筋，说：“那租房的人还是有可能去告，危险仍然存在，房东是不会冒险的。”

看来在瑞典，私房主已经彻底被弄死了，连一点赚大钱的机会都没有。

他说瑞典的租房市场不是自由市场，但买房市场就自由了，实在租不到房的人，就可以去买。但是和他算了半天，好像买房的月供比租房的月租金也高不了多少。“瑞典政府压低房租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人有房住。”他说。

但是，我们也达成了共识，这种压低房租和“排队”的操作，是建立在政府部门绝对廉洁的基础上的，一旦出现走后门加塞儿的事，整套制度立马崩溃。我问他：“瑞典有腐败吗？”他一点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瑞典的高福利清晰明确，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一概免费，前几年大学也是免费的（对外国人也免费），现在好像改成收费的了。所以以前在瑞典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现在“忽啦”一下又都没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每月立马可领六百多欧元，从上面的房租水平看，生活是够了。当然你要去申请一下，填个表，稍微证明一下你是在找工作而找不到。我问：“这个只要你说他们就相信吗？”

他应该熟悉我的思维方式了，会心地笑答：“是的。”

“那么，这样会不会有很多懒人呢？”我问。

他说：“也不会吧，毕竟六百多欧元的生活也不怎么样啊。”

“高福利是从高税收来的，瑞典人的工资要扣税25%，所有商品物价里又包含25%的税，这样瑞典人就要交50%的税。”他说。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简单相加，不过反正是不低，但都是扣在明处，干干净净。我也不知道中国人明里暗里交的税啊费啊，加在一起有多少，估计也少不到哪去。可是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想领六百元人民币，是痴心妄想；就算天眼开了，让你领了六百元，也只能租北京地下室的一个铺位吧。

他谈到，瑞典人在两次世界大战都保持中立，瑞典相当在意自己的独立性。他说：“瑞典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在家里住，家长也不指望小孩子回来照顾自己。”

我说：“父母老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很孤独啊。”

他说：“为什么孤独呢？父母更享受他们自己的独立啊。”

“享受？”我问。

“父母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啊。”他说。

“难道子女不应该回去照顾父母吗？”我问。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啊。”

他说：“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子女就一定要去照顾父母吗？”

在我们看来是人伦中之头等重大的关系，在他那儿好像建立不起逻辑上的联系。在谈话中间，他说过自己是一个“激进分子”，这个激进分子坐在我对面，剥着西柚皮往嘴里塞果肉，手指甲缝里一毫米的黑泥，在平均身高世界最高的北欧，他只有一米七多一点，我无法确定他在瑞典是不是也是个另类，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激进分子有着和善的笑容。

“瑞典大概是欧洲最个人主义的国家。”他边吃边说，“瑞典人最看重个人。瑞典的高福利并没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而是为了保证个人主义。高福利就是为了保证个人可以向集体说‘不’，你可以向政府和公司说‘不’，子女可以向父母说‘不’，父母可以向子女说‘不’。”

真是掷地有声。有好几天时间，我一想到这句话，还觉得倍受鼓舞。这个博士生不是书呆子，对社会有思索。我觉得，如果他的教授要让他干不好的事，或者妄想占有他的研究成果，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对教授说不，想都不想。

我当时还和他探讨了一下，中国是社会主义，可是却没有个人主义，而是绝对的集体大于个人。我给他分析：“中国过去虽不是高福利，但却是‘全福利’，什么东西都会发给你，但这‘发’却是和具体单位固定在一起的，根本没有流动性，所以中国的‘全福利’并没有导致个人主义。”我又问他：“瑞典人是不是都那样想的？

他说：“大多数人并不这样想，但有少数学者这样认为，我也认为这是事情的本质。”

差不多忘了谈他的专业了。他并没有说到太多，不过有一个事很有趣，他也是看到别人写的一个中国人口研究的文章，说中国的结婚男女年龄差在1949年之前很大，1949年后缩小，而1990年后又开始变大——大家也可以想见是怎么回事，旧社会男人娶小老婆，解放后都是同龄的革命伴侣，改革开放后又成了有钱的老男人娶年轻女人了。他同时也说到，瑞典结婚男女的年龄差，从1920年来就没太变化过，很稳定。虽然现在也有老男人娶年轻女人，但也有老女人嫁年轻男人，所以平均数变化不大。——之前查过，瑞典的王室正好是在1917年交出权力实现瑞典民主化。看来，自此瑞典社会在某些方面一直保持稳定。

走的时候他把看完的一本英译的日本送给了我，这本1988年在美国出版的书定价十三美元，我说：“你可以把它带回美国卖旧书啊。”他说也只能卖一美元吧。那我就收下了。他说他还要去中国其他地方看看，跟我在地图上指了半天，问哪些地方可看，南到湖南，北到山西，他都有兴趣，看来他还要转很大一圈。

一个多星期后那个瑞典小伙回来了，因为他从韩国过来买的是来回机票，这个比买两张单程的便宜很多，所以他在中国转一圈后还要回到我这儿搭飞机回韩国。

他到华山、郑州、开封、武当山兜了一圈——我也弄清了一个问题，他在韩国的国际会议其实还没开始，所以这个抽空的中国行也不算逃课。

再次见到也觉得有几分亲切，还是那一身打扮，手指甲里的黑泥也好像从来就没洗掉过。我们又聊了两晚，知道了他父母的情况，他母亲是教师，爸爸是瑞典演员工会的“总干事”，所以他在瑞典也不是嬉皮士、流浪汉之类的角色。我自己很讨厌中国人见面先问对方父母是做什么的这个习惯，一般沙发客来了除了聊天时随意聊到，基本不抢先问家庭出身。不过在这里表明瑞典小伙的家庭背景有助于我们判断他的“个人主义”观点在瑞典这个“语境”中的地位。其实就是想说，他并不是瑞典穷人因而才讨厌集体主义的。

我问他：“父母家是不是经常有演员来？”

他说：“太多了。”

我问：“有漂亮女孩吗？”

他说：“可惜来的女演员也都是年龄偏大的。”

我们又聊了聊电影。他自己不喜欢看美国的商业片，比较爱看一些文艺电影，看过不少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老片子，就是因为喜欢香港片才到台湾和香港学了半年多汉语。大陆电影也看过，贾樟柯、张艺谋都知道，印象比较深的是张艺谋的《活着》和那个“孕妇的故事”，我知道他说的是《秋菊打官司》。他说：“这个喜剧很幽默。”

“喜剧？”我说，“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喜剧。”

他同意。在飞机和长途汽车上看了几部新的大陆电影，他认为很烂。“只能看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富起来的人展示着他们的豪华生活，空洞无物。”他说，“香港新电影也很烂了。”

他脚上穿了一双imbernd的登山鞋，毫不起眼的一款，他说：“在瑞典这鞋要卖一百欧元。”

我说：“你可以从美国网购啊，这种鞋在美国网上就卖四五十美元。”

他说：“美国的鞋的确比瑞典便宜得多，但加上邮费和关税，买下来也不便宜。”

我说：“中国很多人就在从外国网购，买回来比国内的便宜多了。”

他说：“一双鞋如果弄回来便宜二十五欧元，对瑞典人来说不算太多钱，很多人觉得不值得弄，可是二十五欧元对中国人就比较可观了。”

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看来，网上海外代购这事也许在欧洲并不流行。

这次回来我们聊到了一点，对前面说的“高福利与个人主义之关系”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他说：“瑞典的小孩子，家长一般会给零花钱，可是到了高中就不给了。”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有孩子，瑞典政府会给你发补贴——也就是说孩子上学在学校吃饭不光不花钱，家长还能从政府领钱。”

我忘了我们的“独生子女费”现在是多少了，五块，还是十块？瑞典是每个孩子每月几十欧元。家长有时候就从这钱里给孩子零花钱。可是到了高中，政府就每月直接把一百欧元给孩子自己了——每人都有一个银行账号，钱打到卡里。所以从这时起，大部分家长就不再给孩子钱了。

毫无疑问，这也意味着一个人独立的开始。

家长不给现钱，衣服和礼物还是买的，这个瑞典小伙说他最后把公家发的钱攒下了不少，手机、游戏机之类的，都是用这钱买的。我问：“瑞典学生们都穿校服吗？”

回答是：“不穿。”

我和他探讨富孩子和穷孩子的问题，他说：“学生之间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耐克、阿迪达斯之类的，在瑞典也都是普通的运动品牌，也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很贵，但一旦有学生穿这种贵衣服，其他同学第一反应是：这小子在超市得打多长时间工啊？”

看来想显富的人在瑞典得绝望了。

“暴发户和势利的人在瑞典也有，”他说，“但大多数瑞典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就是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品位，你可以很有钱，但你不一定听过很多音乐，看过很多书。”——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只是我们是不是有底气用自己的书卷气去傲视从宝马车里出来的人。

我问他：“这回中国旅游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别的也不是很了解，唯一清楚的是中国有房地产泡沫。”他说所到之处，到处都看到新盖的高楼，但是很多都空着。他说：“中国现在看似有钱，但感觉中国和欧洲还有五十年的差距。”——我不知道这是刻薄还是客气。

这回泔水油终于吃出问题来了。晚上回来，他说肚子不舒服。分析了一下，大概是早上街边的水煎包闹的。走的时候把买的啤酒全都留给了我——顺便说一下，来我这儿的所有老外都说中国的啤酒不好，太淡，欧美的啤酒酒精度和糖度大概都要高个一度左右。

他走了以后我看到他留下来一个韩国“三八线”的旅游广告，上有英、日、中三种文字介绍，没有韩文。可以参观地道、了望台、“自由桥”“分界线”之类的景点。每一处景点的介绍三种文字都不太一样，中文里剔除了那些可能惹到中国人的地方，这个就不细说了。“非军事区（dmz）”一日游一人五万五千韩元，三人以上可打九折，“板门店”八万七千韩元，不能打折。特别注明，“板门店”游不准韩国人参加，游客不得穿牛仔裤、短裤、短裙、恤、背心、拖鞋、军服款式的服装。

世事真是沧海桑田，在这位瑞典博士生走后快一年，莫言先生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写信给他，想问问他关于莫言的看法，他这时已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交流回到瑞典，他说看过一些莫言的书和改编的电影，自己是很喜欢的。并且说一些瑞典人认为莫言与中国官方关系过密，因此对这次诺贝尔奖的授予不满，但他认为那有点反应过度了。他还问我对莫言的看法如何。

我自己并没有看过太多莫言的书，也不喜欢莫言所表现的虚幻——或现实，我想如果很多瑞典人真正看过莫言的，就不会认为他与官方走得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