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十九岁的美国人，在圣诞节前夜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通过与他的交谈，我感到像他这种“大年夜”还在外旅行的美国人也许还不在少数。

这也许是我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一次，这一次的沙发客是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的博士生。

他也是一名多才多艺的博士，爱弹钢琴。他的摄影技巧也颇让人感觉惊艳，我看他一路从欧洲走来，在东欧、土耳其、中亚和中国拍的照片，就算达不到《国家地理》的专业水准，也可以达到《国家地理》每期发表的读者照片的水平，构图讲究，主题鲜明。他的专业是“纳米技术研究”，在加州的圣迭戈长大，博士学位是在加州大学完成的，而他对社会科学又非常感兴趣，了解很多哲学家的学说，因为在学校里待的时间长，又对各国的教育状况有所研究——这是一个难得的交谈对象。

他看上去一米八左右，美国的标准身高，穿一身黑，也许在外面走的时间长了，衣服上落了不少土，长脸，很文雅的面相，表情丰富，有时候让你觉得挤眉弄眼，也很热情，跟他交谈时，总是可以看到一种鼓励的笑。

除了吃饭时付钱不积极，其他方面找不出什么毛病。

先从他的车谈起。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美国人说买了一辆一九八几、一九七几年的车，那是指型号还是指的就是那一年生产的？”

他说：“就是那年生产的。”

我又问：“三四十年的车还能开吗？”

他说：“实际上美国真正开那些老车的人并不多，但大多数车的确可以开很长时间。”他有一辆开了二十万英里（约合三十三万公里）的本田轿车，他说看来也许还能再开个十万英里，并且他的车外表上看着跟新的没什么区别，所以平时保养不保养区别很大。只要注意保养，车就可以开很长时间。

我说：“中国的车开了二三十万公里可能就强制报废了，就算不报废，从里到外也全都破败不堪了。”

他说：“可能是中国的路没有美国那么平。”并且从他的经验看，中国人开车很伤车。中国汽车的审验是一个麻烦事，往往是你刚保养完的车审验都通不过，美国是什么情形呢？他说：“美国的审车只查尾气，其他刹车、轮胎和车灯之类的，都是要你自己到车行里维修保养的。美国的汽车要一年登记一次，九十美元，除此之外就无其他任何费用。”

我们都知道美国没有收费站这东西，他说：“的确如此，你从加州一路开到纽约，可以一分钱都不交，极少的一些收费站主要用于桥梁和隧道。”他家附近就有一座桥，当地政府立了个牌子说这桥是地方政府贷款修的，要收费十年，十年后，没二话，就把收费站撤了。我心想除了到了十年也不撤，这收费站的情形中国跟美国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还有驾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人爱搬家，理论上说到一个新地方，就要到当地注册新驾照，他说这个是完全免费的，你只要提供一个新地址。所谓“提供”也绝不要派出所或居委会开证明，你只要拿着一个有你地址和名字的信封去就行了，当然了，这很容易做假——可是，做假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你提供新地址是用于交通部门（美国的驾照不是警察管的）联系你和方便给你寄一些材料或文件。

跟他谈到美国寄信和地址时，我才意识到“地址”对美国人的重要性和精神价值，一个人有了地址，就意味着有了一个立足之地，而这一立足之地是立马生效和不容他人侵犯的。美国人的寄信地址，不管是买的房还是租的房，在很多正式场合都有法律效力。博士说，他自己也对美国的邮政服务之好觉得难以置信。那么美国人怎么寄信呢？每一户美国人家门口都有一个邮箱——就是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的，收信当然是邮递员把信放进去，发信呢，就是你自己把信也放进去，包裹也是放在家门口，邮递员就会取走。所以说不用上邮局去寄信，除非有大宗的东西。我好奇了：“邮递员怎么知道那里面有信要发呢？”

他说：“你把邮箱上的那个‘把儿’竖起来就行了。”

“哦，原来如此。”

我又问：“那邮递员每天都要开着车到每户人家门口转一圈？“

“是的。”

“那要是有一户人家住在很远的森林里呢？”我问。

他说：“那就要看有多远了，看是不是在城市的范围内了。”他更好奇中国的邮政状况，问我，“中国人是怎么寄信的？”

我说：“就是放到街上那个绿色的邮筒里。”

他说：“送信的时候难道不送到每户人家里吗？”

我说：“除了挂号信，其他普通信都是放到每个小区的门口或者邮箱里。”

其实中国的邮政服务也是不错的，我记忆当中几乎没有丢失邮件的经历，尤其是最近几年，经常有包裹往来，也从未丢失过。

吃完饭出来，我们站到路边等绿灯，一辆车从他身边擦过，相距不过十厘米。他大为吃惊：“这车开得太危险了！”我安之若素，习以为常。正惊叹间，又一辆原地掉头的车几乎轧着他的脚冲过去——又吃一惊。我说：“司机认为他们有把握。”他说：“其实一点都不。”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白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人，打扮得可以上巴黎的时装舞台，可是却在街上随便扔垃圾，他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我说有很多人家里装修得跟宫殿一样，门外却脏得像垃圾堆。他说他也看到过这种景象。我说：“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多少中国的专家都说过。

“公共精神……”他重复着，接着说，“美国，尤其是加州人，太注意自己身边的环境了，保护环境简直成了一种‘宗教’。”他自己就曾经为了扔一点垃圾开车到了另一个州，原因是前者这个州只填埋，不循环利用垃圾。纽约前市长布隆博格在任时，说纽约不能出现一扇破窗子，因为只要有一扇破窗子在那里，就会有更多的破窗子出现，所以纽约治理得很好，很干净，空气也非常好，天很蓝。我问他：“修窗子的钱谁出呢？”

“自己家的自己出，公共的就是政府出了。”他说。所以当我带他到我们附近一个城中村里买新手机卡的时候，看到巷子里泥乎乎的路面和随处可见的垃圾觉得更加触目。

回到屋里继续聊。他不信教，也不支持美国出兵中东，说：“美国打伊拉克其实是个人恩怨。我还听说美国登月也是假的，以及美国探测外太空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为了寻找外星人。”——这都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我说：“有你这些看法的人在美国是多数呢，还是少数？”

他说：“美国中西部有些人，非常保守，非常爱国，很强硬，这种人在总人口中还是占大多数，可是在东西海岸地区，较多接触外界信息的地方，人们大都反对战争，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有我这种想法的人是多数。”

在中国很多人精神日渐苦闷而找不到出路，越来越多人转向宗教，认为只有信仰才能让人幸福，在这样的情势下，我替很多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幸福？”

他对这个问题显然早已有自己的答案，不费劲地回答：“了解你自己。”

这好像是苏格拉底的话了，可是了解自己谈何容易？

我问他：“你了解你自己吗？”

他说：“比较了解。”

我问：“那你一定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了？”

他说：“是的，我知道我的缺点，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难以改变，比如，我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哦，是吗？”我有点吃惊地问。

他说：“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黑人，所以现在见了黑人心里还会有一种感觉，我知道这个不对，所以我就控制自己的情绪，努力忽视这种感觉，表现出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我问：“那其他人……比如黑人，能感受到你的这种‘感觉’吗？”

他说：“感受不到。”

我问：“美国有没有白人，完全不把黑人当‘黑人’看待，只把他们当美国人看待呢？”

他说：“有的，如果你家附近有很多黑人的话。”

他说：“各个种族的人都有多年形成的特点，这区别无法消除，所以要只看人，完全不看种族区别，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想，如果这就是美国的种族歧视，那也是一种相当温和的种族歧视。

他问我：“中国有种族歧视吗？”

我说：“没有，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种族（就算有，也构不成力量对比）。”

他点头称是，问我：“那中国有歧视吗？”

我说：“有，歧视穷人。绝大多数人都讨厌穷人，而且绝没有控制自己这种情绪的打算。”

终于又绕回“幸福”问题上来了。我问他：“你想当个有钱人吗？”

他想了想，回答是好像也不想，他认为钱够一定标准就行了，可以干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出去旅行，经济上不要太窘迫。

我问他：“这个标准是多少？”

他说：“一个四口之家大概一年七八万美元吧。”

如果这是美国人幸福的经济标杆，那对于美国人来说要想实现它并不难。我们继续前面的话题，他认为幸福是了解自己，他自己有时候就感到幸福，因为能体验到在世界有规律的运转中，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这个境界不低吧，我也不知道他在美国人中是不是也算少见的，是不是也跟他研究过大量的哲学有关。

他说：“钱并不能改变你，它只能放大你，就像比尔·盖茨，如果他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会去做慈善，如果你是一个坏人，钱多只能让你做更大的坏事。”

言之有理，我点头称是。“或者幸福也是被别人需要？”我说。

他想了想，说也不只是需要：“还有爱别人和被别人爱吧。”

还是从他“了解自己”的点说下去，他说：“正因为了解自己，我不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比如要穿名牌啊什么的。”

我说：“中国人最在乎这个了。”

他说：“美国有一句俗话，‘认识你的不在乎，不认识你的不关心’，就是指这方面的事。”但他也买名牌，只不过是看重名牌的质量，并且都是在名牌大打折扣的时候买，比如有时买打折的阿玛尼的长裤——我插问：“多少钱？”“三十美元。”在中国，这个价钱可能连假的都买不到。

但是我说：“比如你穿了一件一千美元的衣服，尽管外表看不出，也会让你更自信吧？”

他非常同意，说：“贵衣服的确给人带来自信，哪怕这贵衣服看着跟地摊货一样，的确是这样。如果你要去应聘或参加正式活动的时候，最好穿贵一点的衣服，以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他向我描述了在加州大学的生活，住九平米一间的大学宿舍，吃的差不多都是速冻食品，只会用微波炉热东西，收入每月一千六百美元左右，这比普通的博士还算多一点。由于加入了家庭的话费套餐，他一个月的手机费只有七八美元，差不多可以无限制地打，因为同网内的通话都是免费的。他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但独爱旅游，五年内没出门玩，这一次周游世界，就是用这五年攒的钱。唯一算是享受的东西是经常去喝星巴克的咖啡，一杯两美元。他刚才在外面转的时候，走累了，决定犒劳自己一下，就进了星巴克的店，咖啡的确跟美国的味道一模一样，可是价钱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合美元三块五毛，比美国贵了近一倍。他还专门拍了这杯咖啡的照片，以示纪念。他还跟我说，在美国的星巴克再要第二杯是五十美分！

我问他：“那会不会有人带着一个空杯子去，专门喝那五十美分的‘第二杯’呢？”

他会心地笑了，说：“一般没人这么干，因为第一杯两美元也不算贵，并且真的去要第二杯的人也不多，因为那杯很大，一升左右，一般人也喝不了那么多。”

我问：“有人带个空杯子进去星巴克管不管？”

他说：“没有人检查你的包，并且就算你带个空杯子进去，也很正常啊，因为星巴克有很多分店，你从一个分店拿着杯子边走边喝，到第二个店里，也算第二杯的。”——所以是，见杯子就算第二杯。

他说美国商业的服务太好了，和上面说的邮政一样，好到让人难以置信。无理由退货，这个我们都有所耳闻了。他自己带着一个充气睡垫，走到土耳其的时候，发现气垫漏气了，就打电话到美国的商店，商店当时就把钱退到他信用卡上了，连东西也不要求他寄回去——他也没法寄。没办法，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你的服务不好，就活不下去。然后说到他旅行到了东欧和中亚的时候，商业服务开始变坏，服务员态度很差，他说因为过去的国有体制形成人们不关心自己服务质量的习惯——就是这个理。

我那几天正看《社交网络》这个电影，就跟他聊起了这些i巨富们。我说：“马克·扎克伯格一下子挣了二百五十亿美元，这让那些辛辛苦苦打球的明星的努力显得毫无意义。”

他说：“有些i富豪，的确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可有些也的确是天才。”

我说：“他们有的更应该算是商业天才吧。”

他说：“是，不过，”他提示我，“看看那些人做出的产品，全世界各地到处在用，影响力确实很大，而且美国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护创造性劳动，只要你有创新的地方，专利就会极其严格地保护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侵犯你的利益，所以也可以制造出这些富豪。美国非常看重人的创造性，所有的学校教育也在培养这一点。我所在的大学其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是从中国来的！”

“真的吗？”我很惊讶，“那快成了你是外国学生了。”

“是啊。”他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几乎从不提问，并且组织辩论也辩不起来，因为辩论是你要自己相信你的观点，可是中国学生好像也没什么坚持的观点。”他又说，“其实美国全社会都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的扶持之上的。”

我说：“在中国你要是与众不同有时候是不安全的，因为人们会在你背后指指点点，说你的不是，最后把你孤立起来。”

他说：“听说是这样的。”

我说：“美国人既非常强调个人的价值，又有很好的合作精神，能做出很多大工程。你们是怎么解决个人和集体的冲突呢？”

他寻思了一下，答案是：“尊重每一个人。这样，集体和个人都能得到最大的好处。”——我认为说得很好。

然后说到了“领导”的问题，此君可能也看过不少管理的书，他说：“一个好的领导就是自己不要限定什么，让大家都提方案，最后选择最好的，如果只顾让下属执行自己的意见，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厉害，那就错了。而一个最好的领导就是能让自己没有必要存在的领导。”也就是说此领导把机构弄得运转自如，不需要他都行，这是高水平的管理艺术，不过搞笑的是，能把自己弄得没必要存在的领导往往是最贵的。美国人习惯对大多数人称名，不称姓，大多数公司老板和员工之间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导师和教授也只称名。一问之下，原来他的导师曾经获得过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我说：“中国的研究生一般把导师叫‘老板’。”

他笑着说：“是的是的，导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老板，因为要去争取项目，美国也有类似于中国的学术体制，并且也会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用，可那绝不是好的导师。好的导师是启发你做出属于自己的创新的东西。本来博士制度的设定就是为了鼓励学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