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村有一户姓孙的，是独门独户的一家外来户。他们家想多生儿子，以便在这个村壮大队伍，站稳脚跟。谁知孙家老婆的肚子不争气，皮囊子里女孩儿多男孩儿少。老婆连着生下五个闺女，才勉强生了一个儿子。生孩子多，挨罚就多，这家的日子穷得像掉了底子的水罐子，提都没法提了。孙家的日子转机之日，是在孙家的大闺女二闺女结伴出去打工之后。第一次，两个闺女给家里寄回三千块钱。第二次，两个闺女给家里寄回六千块钱。这种大额汇款，乡邮电局的邮递员都是开着大篷车，直接给收款人送到家里，每送一千块钱收取十块钱的送款费。这是邮电局新增加的服务项目，据说是为了保证取款人的安全，也是服务上门。这种服务带来一个毛病，就是保密功能差一些，大篷车咚咚一响，一开到谁家门口，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篷车的响声如同放炮，人们像拾炮的一样，就到姓孙的家门口去了。人们当然拾不到什么炮，但去过的人眼神都有些惊诧，心里眼气得有些疼，疼得跟炮崩的一样。日死他祖宗吧，老孙家的闺女打啥工去了，挣这么多钱！难道城里的工都是公的，男孩子上去打不败它，只有女孩子上去才能制服它，打败它。两个闺女寄回这么多钱，老孙不敢把钱放在家里，他怕招贼惹祸。他也没把钱往信用社里存，他还没有存钱的习惯。他的办法是马上把现金换成砖，把红砖头垛得一垛一垛的。就是贼来了，顶多偷几块砖，偷不走他的钱。买砖的目的，当然是盖房子。老孙说了，他不盖砖瓦房，也不盖平房，他要盖一座两层的楼房，来它个一步到位。村里人没听错，外来户老孙要在以杨姓为大户的村庄盖楼房了，羊群里长出骆驼来了。因为两个闺女的本事，老孙要往高处走了，要上天了。老孙在人前不敢翘尾巴，跟人说话时，他还是夹着尾巴，还是一脸苦相。不过他说话的内容变了，他说，以前在这个村，没人看得起他，看见他跟看见要饭的差不多。家里穷得闺女连条裤子都穿不起，他难受得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他哭，也不敢在外面哭，怕人家看见笑话。他都是半夜在家里偷偷地哭。人家说他现在行了，要盖楼了。老孙眼里的得意憋不住了，变粗的尾巴根子似乎再也夹不住了，他说：“十年河东转河西，老天爷总算开眼了。”对于老孙家的崛起，村里人无论如何不大好接受，他们说，老孙家的闺女到城里不知干什么去了呢，那么多钱，肯定不是正当渠道挣来的。老孙听到了风言风语，一点也不生气。他好像早就料到了人们会说闲话。他说，他的两个闺女在一家鞋厂里给人家做鞋。因为那个鞋厂做的鞋好，是出口到国外，给外国人穿，挣的是洋钱，所以厂里给工人发的工资就高些。有人说，噢，给人家做鞋，这就对了，听说外国人的脚可是大呀！也有人不明白给人家做鞋怎么就对了，说再好还能好到哪里去，不过是皮鞋呗。难道皮鞋不是猪皮羊皮牛皮做的，是人皮做的？

别管人们怎么议论，村里的女孩子都有些蠢蠢欲动，也想出去打工。杨金明对妈妈说，她也想出去打工。妈妈老是在家里说，人家老孙家养闺女真是养值了。她家两个闺女出去就挣那么多钱，要是五个闺女都长大，都出去挣钱，不知能挣多少钱呢！现在人家要盖楼，说不定以后该竖塔了。过去都是说养闺女是赔钱货，现在世道变了，养闺女比养儿子强。宋家银不反对女儿出去打工，她说：“等你初中毕了业，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妈不拦你。”

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宋家银当初热衷于把丈夫杨成方往城里撵，是为了要工人家属的面子，是出于虚荣之心。这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宋家银受利益驱动，就到了物质层面。也就是说，她让杨成方出去，主要是为了让杨成方挣钱。杨成方挣回了钱，垫高了家里的物质基础，她才能踩着基础和别家攀比。到了第三阶段，宋家银的指导思想就不太明确了，就是随大流，跟着感觉走了。这时候，外出打工，或者说农村人往城里涌，已经形成了浪潮，浪潮波涛汹涌，一浪更比一浪高。这样的浪潮，谁都挡不住了，谁都得被推动，被裹挟，稀里糊涂的就被卷走了。有一年夏末，他们这里发过一次大洪水。洪水是从西边过来的，浪头有屋山高。洪水一过来就不得了，沟满河平房倒屋塌不说，洪水一路欢呼着，把房子的草顶、屋子里的木床、村头的麦秸垛等，都顺手牵羊似的捎走了。在强大的洪水面前，人是脆弱的，人被洪水追得屁滚尿流，无处躲，无处藏，只能跟着洪水走。和洪水不同的是，水往低处流，而打工的浪潮是往城里走。乡下人历来认为，城市是高处。往高处走，是人类共同的心愿。既然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愿意到城里插一脚呢！

十

宋家银也要到城里去了，她不是主动去的，是被动去的。她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观光。在此之前，宋家银还没想过一定要到城里去。杨成方长年在外，家里总得有人守摊。在夫妻的分工上，宋家银遵守的还是传统的分工方法。杨成方是外线人，是打外的。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家里人，是主内的。两个孩子正上学，她每天要给孩子做饭吃。家里喂得有猪有羊，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个活物一张嘴，每张嘴都会叫唤。一张嘴打发不好，能叫唤成十张嘴。这些都离不开她。她辛辛苦苦建设这个家，为了比别人强，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她的荣耀在家里。她要是到了外头，谁会认识她呢，谁会知道她的荣耀呢！她总不能像蜗牛一样，走一步就把房子背在自己身上吧。就算她把房子背进城里，城里人谁会看得上蜗牛的壳子呢，说不定一脚就把壳子踩碎了。宋家银把家看成是她家的根据地，把根据地建设好了，保卫好了，进城的人干着才放心，回到家才有一个稳定和温暖的窝儿。城里是挣钱的地方，也是花钱的地方。人还没进城，就得先花一笔车费。宋家银不想花那个车费。可这一次，宋家银不进城是不行了。

高音喇叭在村长家院子里的杨树上响，村长的老婆在喇叭里喊：“金光家妈，来接电话，北京来的电话！”村长家的杨树很高，树上的喇叭是居高临下。喇叭的嘴巴很大，嗓门也很高，喇叭一响，全村的人都听见了。这表明村里通电话了。因为电话的线路少，只有村长家安了电话。外出的人来了电话，都是打到村长家里，由村长家里的人通过大喇叭喊人去接。用大喇叭喊人带有传呼性质，是收费的，传呼一次，收一块钱。村里外出的人多，打回的电话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村里打电话。电话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上海深圳，也有山西新疆内蒙古。一部电话，把全国的大城市都连起来了，把各地的消息都接收到了。听到村长的老婆在大喇叭里喊她时，宋家银正在厕所里撒尿，刚撒了一半。金光家妈，肯定是她，她儿子叫杨金光。让孩子把娘喊成妈的，也只有她家。电话是北京来的，这也很对，因为杨成方在北京工作。杨成方从来没往家打过电话，这一次怎么想起来打个电话呢？宋家银激灵了一下，没等把剩下的一半尿撒完，就边提裤子，边向村长家跑去。电话不是杨成方打来的，是杨二郎打来的，杨二郎告诉宋家银，杨成方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弄走了，关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宋家银的脸一下子白了，连嘴唇都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同时，她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拿电话的手哆嗦得像拿着一件小型振动器。别看她对杨成方那么厉害，其实这个女人的胆子是很小的，事情一到她头上，她就吓坏了，她就蒙了，六神无主了。村长老婆就在她身边，一直瞅着她的脸，她的嘴。杨二郎说话的声音很大，不用说，村长老婆也听见了。村长老婆见她拿着电话的嘴，找不到自己的嘴，就教她说话，让她问为啥。那么她就问：“为啥？”她问得小声小气，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脖子变得像电话筒子一样细。杨二郎说，他也说不清楚，听说是拿人家的东西了。偷人家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拿人家的东西。这种说法宋家银明白。村长老婆继续让她问，拿人家啥东西了。这一次宋家银没有听村长老婆的，她大概记起自己的面子了，替杨成方辩护说：“杨成方那么老实，胆小得跟虱一样，他怎么敢动人家的东西！不会吧？”杨二郎没有跟她多说，最后跟她说的是：“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赶快来吧！”放下电话，那些话还在她脑子里嗡嗡作响，还没有放下，她忘了交钱。村长老婆提醒她，把钱交了，一块钱。她低着头已经走到门口，只得又站下了。她喊村长的老婆喊婶子，说今天来得匆忙，身上没带钱，改天再送来。她像是又想起什么，对婶子说：“电话里边的事别跟别人说。我不相信金光家爸会动人家的东西。”村长老婆没有承诺不对别人说，她说的还是交钱的事，说有的人说的是改天送来，改着改着就没影了。宋家银听出来了，她今天若不及时交上一块钱，杨成方被抓走的事马上会传遍全球。她说：“我再看看，兜里有没有赶集买东西剩下的钱。”其实她身上带的有钱，有一卷子零钱呢，她嫌村长老婆要钱太多，不想掏这个钱。作为要村长老婆替她保密所付出的代价，她才把一块钱从钱卷子里剥出来了。她说：“巧了，兜里正好有一块钱。”

宋家银怎么办？她从小就听说过关于北京的声音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和最新的消息最好的消息联系着，北京的声音近乎神圣，一听说是北京的声音，人们马上就得肃然起敬，同时要做好激动和幸福的准备。宋家银这次接到的电话，不能说不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没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也没让她觉得幸福无比，而是一下子把她击垮了。从村长家回到她家不算远，但她的腿软得如同被人抽去了大筋，像是走过了千里万里。回到家里，她往床上一栽，一口气才出来了，她说：“我的娘啊，倒霉事咋都跑到我头上了呢！她听见了自己的哭腔，眼泪随即也下来了。老四出事时，她估计得轻。杨成方被抓，她估计得重。她估计，杨成方一被人家抓起来，就得判徒刑。要是杨成方被判个十年八年的，谁给这个家挣钱？她家的日子怎么过？村里人知道她男人成了罪犯，她的脸往哪儿搁？她今后怎么出门？还有她的一双儿女，一说他们的爸爸进了监狱，孩子怎么受得了？孩子的名誉怎么办？孩子的路怎么走？宋家银没有哭长，她爬起来找公爹去了。杨成方是她的男人，也是公爹的儿子，她认为公爹有责任搭救儿子。公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公爹带她到乡政府找房明燕的爹去了。房明燕的爹已从副乡长升到乡长，又升成了乡党委书记，成了全乡的第一把手。宋家银没有拒绝去找房明燕的爹。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救男人要紧，谁的手大抓谁的，谁的腿粗抱谁的。他们找房明燕的爹，没有通过房明燕。房明燕不在家，到油田找老三去了。房明燕生了孩子，孩子才一岁多，她就带着孩子到城里去了。油田已经建成了一座石油城。据说房明燕已给孩子在石油城里买下了户口，孩子算是城里人了，以后孩子上学，工作，都是在城里。房明燕在村里盖的砖瓦房还在那里，院子的门上锁着一把起了锈的铁锁。前几天，宋家银路过房明燕的家门口，还推开门缝往里张望过，只见院子里的地上长满了蒲公英，开了一层小黄花。宋家银认为，家里还是不能没人，如果人都走了，野草就把院子占了，院子就废了。天长日久，房子也会生病，倒塌。

公爹没有敢跟房明燕的爹拉亲戚关系，把亲家叫成房书记。宋家银也只好跟着叫房书记。房书记听宋家银说了杨成方的情况，说这没办法，谁都没办法。房书记的观点，在哪儿犯事也不能在北京犯哪！北京那是啥地方，一草一木都连着国家的心脏，你动一棵草，心脏就得跳几下，警察就得出动，人家不抓你抓谁！有些事，放在咱们这儿，也许不算什么事，放在北京，那就是大事，知道吧！公爹问，能不能花点钱，把看杨成方的人买通一下，把杨成方的罪减轻一点。要是能把杨成方放出来，更好。房书记笑了，说：“我怕你们拿钱送不出去。北京的人都是见过大钱的主儿，你们递几个小钱儿，人家根本看不上，说不定连用眼夹都不夹。你们想多花点钱也麻烦，如果送钱送错了人，碰上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家把你的钱没收了，再拿你一个行贿罪，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公爹和宋家银都被房书记的话吓住了，还没去北京，好像已经领教了北京的厉害。房书记大概念及亲戚情面，最后总算没让公爹和宋家银失望。房书记说，他认识一个人，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他把记者的地址抄给宋家银，让宋家银去找找那个记者，先打听一下情况。

十一

宋家银把家托给公爹看管，只身到北京去了。她没有把家托给婆婆，她怕婆婆趁机挖她家的麦，卖她家的粮食。尽管如此，她还是在麦茓子里埋了几个鸡蛋，给麦子做了记号。她想到了，她外出期间，婆婆难免会到她家去，须知公爹和婆婆穿的是连裆裤，婆婆挖她家的小麦，公爹不会干涉。

从未进过大城市的宋家银，一来就来到了首都北京。一路上她惶恐得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到北京，她当然要先找杨二郎。杨二郎打电话让她来，她不找杨二郎找谁！杨二郎在北京拾破烂的年头比杨成方长得多，人家不抓杨二郎，却把杨成方抓起来了，这不合理。她乘坐的火车是一大早进北京城的，她找了一天，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杨二郎住的地方。她进了城，还得从城里退出来。她退了一程又一程，问问，离她要找的地方还很远。她原来想着，北京城会比他们的村庄大些，十来个村庄合起来，就大得不得了啦。不料想北京会这么大，恐怕一百个村庄合起来，也抵不上北京城的一个角，天哪！后来宋家银退到了城外，退过一片庄稼地，又退过一块菜园，才在一片垃圾场的旁边把杨二郎找到了。杨二郎住的是一间烂砖和油毡搭建的小棚子，棚子顶上压的还有塑料布和砖头。杨二郎说，这房子是当地人建的，租给他们这些拾破烂的人住。他和杨成方，还有另外两个人，合租这一间房。宋家银低下头进了棚子，见棚子的地上打着一个地铺，地铺上胡乱扔着几团被子。宋家银一眼就把杨成方的被子认出来了。尽管杨成方的被子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烂得不能再烂，宋家银还是认出来了。那是一床粗布里粗布表的印花被子，杨成方在县城当临时工时，盖它；杨成方在郑州拾破烂时，盖它；来到北京，杨成方还是盖它。杨成方给家里寄回那么多钱，她用杨成方挣的钱盖了宽敞明亮的六间房。她还买了软床，床上的被子，铺一双，盖一双。可杨成方连床新被子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杨成方太苦自己了。听说北方的天气到冬天是很冷的，在数九寒天，杨成方盖着这样一条渔网样的破被子，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宋家银鼻子发酸，她有些心疼杨成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