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因为他急慌慌地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进京，我要撇清和他的一切干系！

谢亦清说假期是他挣钱的黄金时间，所以过年不回家。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明天就要坐火车回家了，往年这个时候都开心得不得了，今年却有些惆怅，到底惆怅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去书店把最后几本书还了，看见公子润一个人从商店里晃出来，手里抱着一堆零食和方便面，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孟露？还书去了？”

“嗯！”我尽力让自己开心一些，可惜，似乎要下雪了，光线不足以让人眯起眼睛。

公子润打量了一下，说：“怎么啦？恋爱中的人不都是红光满面的吗？你怎么看起来面黄肌瘦，跟黄脸婆似的。”

最近难得听他开玩笑，我不想说话太冲，也无心如此，“是吗？相思不胜烦，衣带终见宽嘛！”自嘲总可以吧？

他说：“最近书读得多了吧？张口就掉进书袋子了。我可是听高数老师说了，这次考试她提了二十分，才让咱们全班都过。你考了多少？”

我考了六十整，估计那二十分就是给我的。“都大四了还学高数，学校有病！”没脸报成绩，我低声嘟囔。文科专业的学生愣是跟着理工专业的同学一路狂奔了四年高等数学，学校美其名曰“通才教育”！

公子润说：“至少你数学能比别人强点儿。我这次实习，还真用到了一些。你原来不是老嚷嚷‘艺多不压身’吗？怎么真到用功的时候就后退了呢？”

这口气，啧啧啧，真像谢亦清。不过是以前信里的谢亦清，而不是现在电话里的那个谢亦清。电话里的这个人更热衷于向我显摆如何挣钱，如何认识了大人物，如何算计别人。我有种认错人的感觉，但又怕是自己想多了。

“我对数学不敏感。”我不想在公子润面前多提谢亦清，“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强求不来。”

公子润比我高，低头看看我，“孟露，我觉得你最近似乎……温柔了一点儿。”

刚骂了他他就说我温柔？放在过去我一定要问清楚，可是今天没有心情。我勉强笑了笑，低头踢着路上的石子，“是吗？”心情无比沉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谢亦清，更不知道他爱不爱我，我只想找一份完整的感情，但看起来一切都被我弄得糟糕透顶！

我们并肩走回学校，公子润走在外侧，风似乎小了些。也许是因为暖和，也许是因为终于有人听我说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懒散的人，志向低微、天资有限，家里也没有好爸爸可以让自己少奋斗三十年。能考上大学就已经是万幸了！你不觉得人这一辈子能有个家，有份工作，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地过下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搞不清楚、弄不明白，非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呢？”

如果谢亦清不留北京，这一切会简单得多！

公子润停下脚步，“你怎么啦？想当家庭主妇也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你以前意气风发的，还给咱们弄了个什么九五至尊的对联。你都忘了？”

我们是九五级的，那年春节，班里联欢，在专用教室转悠时一拍脑袋觉得应该在门口贴副对联，就搞了个口气很大的东西。说实在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了，可事情过去了，也没办法，只能选择性遗忘。

想起那时的狂妄，我笑了，“那时候不知死活嘛，胡吹乱造！”

公子润笑得极为开心，“那时候？那现在呢？说实话，我觉得你也就是这两天打蔫了，除了这两天，你什么时候知过死活？！孟露，你别逗了！”

这家伙估计太得意了，伸手拍了我一巴掌，没轻没重地打得我一个踉跄！谁说他成熟了？收回！

“子润！”身后传来呵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

就着转身的工夫，我低声对公子润说：“你有麻烦了！现世报！”

他个子高，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就图个口头占便宜。

段姜和另外一个女生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即使我不戴眼镜也能感觉有人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

这个时刻够关键的吧？老大你身为“人夫”，能不能负责任地站出来澄清一下情况，不要再制造误会了！

公子润咧嘴一乐，亦歪头回我一句：“有难同当！”

段姜已经走近，我们在她的眼里估计是纯正的“当场捉奸”，所以她走得气场很足！

但是，段姜不是孟露。孟露会冲上来大声地喝问：“你们干什么！”但段姜不会。

段姜是个有涵养的姑娘，除了那声“子润”叫得有些变形之外，等她过来之后就已神色如常，甚至还能寒暄两句。随后，段姜挽着公子润的胳膊，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身上一般，问我：“孟露，我们去上海，你也去吧？”

呵呵，去也不能告诉你啊！

我说：“不了，上海太远，我不想离我妈那么远。”

“嗨，都多大了，还跟小孩子似的离不开妈妈。”

公子润已经迈步向前走，段姜不能再贴身站立，但依然挽着他的胳膊和我并肩走着。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过眼镜湖的土梁。

我有些莫名其妙的忧郁，“是啊，我也才发现自己恋家。离家四年了，我觉得离家至少也应该离得近些，这样想回去的时候不至于很辛苦，抬脚就到是最好的。”

“你男朋友不是在北京吗？让他帮你跑跑？”

“他还忙他自己的呢！都是学生，哪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听说家里春节期间有场招聘会，我打算过去看看。”

“那万一你留在家里，你男朋友怎么办？”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说话间到了食堂，我们聊天的时候，公子润一直很有风度地保持沉默。

段姜停住脚步，“我们去小食堂吃，大食堂的东西太难吃了。你也一起来吧，子润请客，是吧？”抬头问公子润，无限娇嗔。

虽然做作，却令人羡慕。我知道，在我的大学生活里，已经不可能享受到这种肆无忌惮的撒娇了。因为我没人依靠。

我笑着摇摇头，“不了，我觉得大食堂的鱼香豆腐丝挺好吃的。”

“你还吃这东西？”公子润突然插话，“每次见你都吃这个，没钱啦？”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饭卡，“先用我的吧，等你有钱了再还我！”

段姜的脸白了白。可是四年了，公子润一直如此，我们却只是同学。

“不是，我喜欢吃，吃了一学期，也没烦。再说我还吃别的呢！人多了，我得先去排队去，拜拜啦！”我连蹦带跳地跑开，只是有些同情段姜。但是，这不是我能解释的，让公子润自己处理吧！

不过，有一点公子润说对了——我是没钱了。

我不想让谢亦清说我没出息，开始自觉地控制支出。在父母那里不仅不要钱，我还希望回家前能带些剩余回去。但是，租书、买书的钱我一分钱也不想少，又因开源无门，所以只能从饮食上节流。也许真的是营养不良，我的牙床最近总是出血，医生说缺少维生素。今天就换个白菜砂锅，开开荤吧！

晚上谢亦清没来电话，倒是老妈打过来，絮絮叨叨地嘱咐了一通，最后说北京的那个远房亲戚过年要来，最好能见见，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真是烦不胜烦，难道我就必须靠别人才能找到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自己养活自己竟然成了我的理想和目标！我颓然坐在床边，宿舍的人都走光了，我是最晚一个走的。我有些后悔票订晚了，要是早些订就好了。

最愉快的离开方式永远是别人看着你的背影，而不是你去追逐别人的。

手边都是自己买的书，抽出一本《冰川天女传》，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灯亮了一个晚上（放假前这几天宿舍不熄灯），我抱着书靠在被子上昏睡了一夜。

我开始讨厌谢亦清，为什么给我养成等电话的习惯后，又突然不再通电话？！

到家当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拨通了谢亦清的手机。那边是轰隆隆的声音，难道他带团去外地了？

“什么事？”

“我到家了。”

“哦，有事吗？有事快点儿说，上学期你让我花了好几百手机费！快点儿！”

拿着电话，我使劲地眨眼睛。为了我？好几百？还快点儿？

哈！你为我花这点儿钱就心疼了，还是你觉得我不值？！

啪的一声，我几乎把电话扔了回去。

老妈探头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

吃饭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食不下咽，嗓子里好像噎着一块小馒头，堵在那里软绵绵的，喘得上气，却喘不舒畅；吃得下饭，却咽不通顺。

“没事吧？”老妈终于忍不住问。

天色已黑，刚回来的时候，老爸老妈欢天喜地，到厨房把饭菜做好后就看见我黑着一张脸，整个家里的气氛立刻降到零度以下。

儿女不知父母心，我还沉浸在愤怒和伤心中，“没事！”硬邦邦地把老娘顶回去，我放下筷子，“饱了。”

老爸老妈互相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任我离开。回到自己的屋里，安静下来，我才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们。本来好好的，突然就成这样了。我尚且知道前因后果，他们却一头雾水，猜的滋味我是最清楚的，真难为他们了！

是的，我之所以难受，之所以一直闷闷不乐，之所以面黄肌瘦，之所以的之所以——一切都是因为我猜！

我猜谢亦清有问题，猜他动机不纯，猜他喜欢别人，猜他看不起我，猜他琵琶别抱，最后我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那封信就是一个错误！而我傻了吧唧地还把这个错误延续下去，谢亦清“同学”不得不一直和我敷衍到现在！

我谈过恋爱，虽然很纯，虽然很简单，但我知道相思，知道欲望，知道什么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知道什么是被计较的、什么是可原谅的。

但在我和谢亦清之间，这些从来没有用上！

我猜：我们没有谈恋爱！

我不爱他，他亦不喜欢我！

可是，这事已经有一个学期了，全班所有的同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全校所有关心八卦的人，还有那个幸福甜蜜的公子润，活着的死着的都知道：孟露谈恋爱了。

难道，要我在这几个月之后告诉大家：“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喜欢我！是我上杆子逼着人家不得不确立这种关系的。呵呵，一场误会！”

这话不用说，光想一想就能让人发疯。还记得公子润那天晚上说的话吗？

“全校就你厚脸皮地倒追男生！”

一语成谶。

别人倒追，好歹郎情妾意，最后成不成的，人家都可以说句“不后悔”！我呢？我倒追谢亦清那个“妇女之友”？天哪，掉块豆腐砸死我吧！我要是对娘娘腔有兴趣，让我钻进鞋里闷死！

可是，我和他维持了一个学期的朋友关系，而且非常亲密地煲电话粥。凡是情人之间常说的话，我们都说了——除了“我爱你”；凡是正常男女不探讨的话题，我们都探讨了——除了实在不好开口的。你能说我不喜欢他吗？那我怎么开得了口！

“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

我像着了魔似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数着扣子，似乎这个塑料做的东西可以解决人类几万年进化出来的大脑不能解决的问题！

“怎么了？”老妈走进来，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本包着语文书皮的《射雕英雄传》，那是我高考前干的，“这是你的吧？幸亏你考上了，要不然你爸非得训你。”

真高兴有别的话题可以聊。

我说：“要是考不上他也看不到这本书。”

“你这孩子，就是嘴硬！”老妈佯怒，却笑吟吟的。

看着老妈我突然想哭，可是我和“妇女之友”的事情好像还没告诉他们……那就不要说了吧，省得多俩人看我丢人。

“妈，你记不记得来咱家打牌的那个谢亦清，就是我们班的那个男生——‘妇女之友’？”

老妈点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她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是又大又圆的杏核眼，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依然黑白分明，如果休息得好，她的眼睛还是水汪汪的多情。以前我就不害怕，现在又多了几分别样的感觉，感觉所有的心防在我妈面前都可以放下，所有的伤心都可以过去，所有的不安都不必害怕，所有那些让我不高兴的事情在她那里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就是老妈！

“他……他挣了可多钱了。”我拣不重要的说。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反而愿意提到他，凡是跟他有关的都想说出来，“他说他给外国人当导游，一个团二十个人，除了正常的导游费之外，还有小费，每人十美元呢！”

老妈笑嘻嘻的，“哟，那可不少呢！但是现在允许要小费吗？”

我说：“虽然也不太好，但他们服务得好，游客们想表示感谢呗！”

“哦，这样啊！”老妈没有如我想象的那般吃惊，但是也很配合地给了“原来如此”的表情。我怀疑她根本早就知道。

“你知道啊！”

“这不是你说我才知道嘛。”

老妈耍滑头，但这种滑头似曾相识。我记起以前在学校经常这样跟公子润打哈哈，每次他都用“你等着瞧”的表情威胁人，最后却不了了之。

“妈，你知道我们班的公子润吗？”

“啊？高中吗？”老妈对高中比较熟悉。

“不是，大学。就是我大二时‘三八’那天滑冰骨折了，送我上医院的那个男生，后来你去医院陪我的时候，他不是还去了吗？就他！”

老妈想起来了，“哦，就是那个瘦瘦高高的，看着挺漂亮的小男孩？”

“妈，人家是男生！”我觉得男生比小男孩成熟一些。

老妈没跟我争，显然她比较好奇这个，“后来你爸把你从学校带回家，人家还给你买了一堆东西在路上吃，挺会来事儿的一个小孩。他怎么了？”

老妈坚持这样讲，我也没办法，“他……他挺厉害的，系里推荐了一个实习单位，他去做了总经理助理。”

“真不错。那时候他是你们班长吧？我看就挺好的。”老妈说。

“但是，他女朋友要去上海，可能他就不能继续实习了。听说他也要去上海。”

“哦，他有女朋友了？”老妈好像有点儿跑题，但我也需要这样的跑题。

“嗯，我们班的，叫段姜的女生，就是毛笔字挺漂亮的那个。”

“没印象，你不是天天练字吗？她比你写得还好吗？”

“当然啦！人家是毛笔字，我是硬笔字，不一样的。你见过学校的大字报用钢笔字写的？！”

“那咱也不能自我贬低呀！”老妈不以为然，好像看见段姜站在面前大眼睛立刻翻出一对白眼仁，看得我通体舒泰。

“呵呵，怎么会？！比钢笔字她根本比不过我，她就是一绣花枕头，除了写字抄人家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会。”我跟着吹牛，“系里有事，都是让我写，我写好后交给她，她再誊抄一遍。当然是咱牛了！”

“谦虚点儿！”老妈意思意思地打击了一下我，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我，“对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什么什么打算啊？”我装傻。

“别打岔，就是工作的事儿。”老妈追问。

老爸从门口走过，没进来，直接进了客厅。一墙之隔，我妈又没关门，这边儿讲什么那边儿可以一字不落地知道，甚至可以推测出每句话的标点符号。

虽然已经大四了，可家里似乎从来没把我当成年人看待，也从没提过找工作的事情。父母的家庭从解放前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几代下来早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走到哪里都能攀上亲沾上故，在这个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里，人脉就是财富。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不进北京，如果我不是那么独立，如果我不计较所谓出息不出息的问题，而是安安心心地留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不是早就飞黄腾达了？

不管怎么样，老爸老妈从来不觉得找工作是个客观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道主观题：孟露这个小丫头片子愿不愿意工作？愿意做什么样的工作？

大四上半学期，他们没问过，我也没意识到。过了寒假，整个大学生活就剩下六个月了，才觉得不问不行。

“我想……先找找吧！”

我想去北京。

这个念头吓了我一跳，不仅要去北京，还要悄悄地，绝对不让谢亦清知道地过去！

这一瞬间，我甚至衡量好了，我可以把户口放在家里，只在北京找份工作，就像我教训公子润后来被公子润拿来教训我的那样——到北京，我不怕吃苦，就为有更多的机会，我要发展出个人样来。谢亦清你敢看不起我吗？谢亦清你不是觉得我不学无术吗？你不是觉得我没出息吗？我一定要在北京出人头地，把你比下去！

最后那个电话被我直接解读为谢亦清嫌我没出息，准备抛弃我！那好吧，你可以抛弃，但老娘要证明给你看——我，孟露，绝不是没出息的人！

至于我不想让他知道，那是我实在没办法。别说是给自己万一留不下找不着工作时留个后路，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因为他急慌慌地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进京，我要撇清和他的一切干系！

可是，我没敢直接对老妈讲。

家里就我一个，如果我去了北京，在那儿工作，就不是四年、五年了，到时候谁来照顾老妈老爸呢？

这么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但蹦进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先找找看吧！

我记得计算机学院的大门口一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就挂出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可我不知道是哪“两手”，问公子润他也不知道。我们猜大概意思就是找得到和找不到两种可能。既然学校已经每年都这样提醒学生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否定人家的“实践经验”，在这个时候做好最坏的打算，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吧！

老妈比我想象的要理解我，她追问：“你打算去哪儿？留家，去北京，去上海，还是到别处？”

我们家都是爽快人，看我老妈这执著劲儿，我就知道我这性子从哪里来的——有话说明白，有屁放出来，弯弯绕绕别折腾！

“我想去北京。”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老妈丹田一口中气，“孟露她爹，过来！”

老爹估计早就做好准备了，老妈的话音刚落，老爹的人影已经很稳重地出现在门口，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吵吵什么！没看我正在看电视呢！什么事？”说着已经坐进旁边的小藤椅里。

早就知道他们是有预谋的，这是我们家天天上演的戏码，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里应外合地算计我。但这种算计，让人心窝子里暖融融的，尤其是对今天的我，简直恨不得抱住他们猛亲两口。

“孟露要去北京，你有办法吗？”老妈几乎是命令老爸。

老爸皱着眉头，“得看看！”

“看，看，看，一说正经的你就不管用，平常横横的！你那些狐朋狗友都哪儿去啦？吃咱的，喝咱的，办点儿事怎么就那么难？你看你那样！”

孟露的爸爸在老婆面前没脾气，这么多年孟露妈说来说去也就是这几句，听也听出茧子了，“我这不是还没找嘛！马上，马上就联系。唉，孟露，家里多好，你怎么……”

老爸来了句心里话，老妈立刻看着我，好像刚想起来似的。他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红脸的那个让我觉得在家里不会被欺负，白脸的那个就提出他们的关心和给我不一样的建议，非同心夫妻不能如此默契！

也许真的是吃了亏才想起反思。以前是我甩的杨燃天，这次是谢亦清“甩”的我，站在被动的立场，我似乎能体会很多得意时忽略的感情——不一定要多么风光，不一定要多么发达，两个人如果能够彼此相依相伴，已经是莫大的福气，是最幸福的事了！因为，世上最难测的是人心，最难得的还是人心，这么难的事要用一辈子去经营，要用全部的诚意和幸运去经营，不比发财升官更难吗？！

“也不一定要去的。”我知道父母舍不得我，可是我心里却有更强的欲望。年轻时不会顾念最宝贵的东西，越是得不到的哪怕是最廉价的，都会激起最强烈的欲望，甚至是拼了性命去争夺。

“哦！”老娘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看老爸，“那你问问看吧，单位一定要好，不能吃亏。”

“就知道不让你女儿吃亏！吃亏怎么啦，趁年轻吃点儿亏没啥坏处！”老爸嘟嘟囔囔地走进客厅，一会儿就传来打电话的声音。

老妈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伸手抓过我的手，另一只手拍了拍，说：“瞧这爪子，一晃眼儿都抓不住了！小时候那么一点点，就那么小。”

看老妈比划着我小时候手掌的大小，我差点儿哭出来。

“长大了啊！”老妈的这声感叹，整整一个晚上在我耳边回响萦绕。

老爸那边努力着，我拿着简历走进招聘会。

这是年底最大的一场人才招聘会了，在体育馆门前的广场举行。在老娘的催促声里，我磨磨蹭蹭地来到离家不到一站地的会场，被眼前的人山人海惊呆了！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穿黑色西装的人！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竟然也是一身铁灰色的套装。站在大门口，拿着老爸事先帮忙找好的票，我没急着进去。卖票的地方早已挤成了一锅粥，人们叠罗汉似的压在一起。

保安丢盔卸甲地从人堆里钻出来，早点儿开溜的保安笑着说自己的同事：“你蠢吧？早就告诉你了，别拦别拦，知道了吧？这招聘会一年比一年人多，哪儿拦得住！看看衣服坏了没？队长又该说了！”

有些女孩子比较幸运，收拾得利利索索地站在人相对少一点儿的地方，男的从人堆里头发蓬松地挤出来，拿着票出来，总有一个女生娇声嗔怪着，“你看，头发又乱了，把领子放回去！”然后很自然地整理男生的头发和领子。

我对这种情况更感兴趣，站在原地挪不开脚，想象着有一天也有一个男生这样为我冲锋陷阵，我也可以这样向周围的人炫耀幸福！

“孟露，你怎么在这儿？”

扭头一看，竟是我初中的同学袁青青。初三毕业后就再也没见面，听说她后来在北京读的高中，考入了中山大学，看来这次也是找工作的。

在她身边有一女二男，女生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只是平日跟她走动多一些，估计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至于那两个男生，我尴尬地点点头，他们都是当年和杨燃天在一起的，其中一个还是帮我传纸条的同桌颜威。

“你买票了吗？”袁青青父母都是教授，她身高条顺，气质清雅。

“有。”我晃晃手里的票。

“哦，那就好。我们找了几张，不用买票。不过你要是没票也没关系，让颜威去买，我们先进去。你在这儿站着看什么呢？老远就看你也不进门，有什么好看的？约人了？”

自然不能说我在偷窥人家的“幸福”，“没事，就是看着人多，找不到大门。你个儿高，帮我看看门在哪儿？”

袁青青和我关系很好，个子一米七多，而我才刚满一米六，大家拿身高说事，打个哈哈过去，一起进了会场。

明明是露天的会场，却像是通风极差的地方，挨肩擦背已经算是宽敞的，人多的地方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煮熟的面条——不仅细而且软，可以顺着偶然闪现的人缝溜进去，等那个缝儿合上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站在招聘单位面前吭哧吭哧地递简历做自我介绍了。

越挤个子越矮，我发现如果我想利用“身高优势”挤进人堆儿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爬着从别人的两腿之间进去，因为我已经弯着腰开始钻了。

放弃地走到人少的地方，随便找了几个没人搭理的摊位，也不看单位名称，直接把简历丢过去，自我介绍也省了——总比扔进垃圾堆好些。

“同学，你在找工作吗？”一个瘦瘦的男人走过来，目测不超过一米七四，有点儿佝偻。

“对。您是……”

“我是北京xxxx公司的。”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嗯，您是销售经理啊！”

那时候经理还算个级别，我是头一次看见经理的名片，肃然起敬。但是，这是人才招聘会，销售人员来干吗？

“我姓黄，负责咱们华北区的销售。我们公司在华北区设了个办事处，说是销售经理，其实吃喝拉撒什么都管，我这次来是因为我们办事处缺个文秘。小同学你不知道，别看这地方不怎么样，一个摊位可收不少钱呢！倒不是我们花不起这钱，但我这人特自信，凡是合我眼缘儿的，绝对比看简历管用！我在人群里这么一转，谁合适谁不合适八九不离十。我们总部的人力都特佩服我。”

又是儿化音，又是“特特”的，好像真是北京过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招我呢？

“小妹妹打算应聘什么职位？”那人拿出一根烟抽，我看了看白纸条好像是自己包的。顶级，还是最次？

“嗯，我是学管理的，最好是专业相关吧。”说实话，我也没想好什么职位。

“哦。”那人点点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素质不错，有没有兴趣做文秘呀？”

“你的办公室在这里，对吧？”我指的自然是目下所在的城市。

那人说：“嗯，这个职位是的，但如果做得好，是可以调到北京总部的。唉，我之所以过来招人，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做得太好了，总部要走，我就没人了。”

还要有条件才能进北京啊？根据我从小到大的经验，凡是这种有条件的“好事”，通常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和对老板或者老师的充分巴结。

“不过……”那人顿了顿说，“公司里有制度，应届毕业生进公司的满一年就必须轮岗，主要是充分发掘每个人的潜力，同时呢，也是重点培养的一种方式。我们这里是办事处，去年招的一个销售就是应届生，今年调到总部了。”

我怎么觉得自己想什么他就说什么呢？忍不住看了看那个人。满脸褶子，瘦小干枯，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拎着一个看似牛皮的小黑包，我有点儿怀疑他是不是骗子？

“呵呵，小同学，不去也没关系。就算我想要人，还得我们人力资源来面试，这是程序。”他说得头头是道，由不得人不信。

“嗯，不过我没简历了。”我想投一个试试，其实包里还有一份是刚才懒得拿出来的，准备回去打草稿，但是这人……我打算看看他究竟有多迫切地想招人，或者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正规。

“唔，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子邮箱，呵呵，你把简历发到这里好了。”

我承认那时候我很讨厌电脑，电子邮件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用过，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点点头。那人问：“小妹妹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说：“好，这是我们宿舍的电话。我一般都在宿舍。”

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笔头一拐，把第四位的九写成了三，最后一位也变了。直觉吧，我其实很想试试看，但对这个人我真的不敢信。

“别理他，骗子！”颜威悄没声儿地走过来。

几年没见，小不点一下子变成了一米八的大男生，我必须抬头才能看见他的表情，听说杨燃天也长了不少。唉，不知道啊！

“不会吧，他有名片。”我把名片递给颜威，颜威接过来看都没看，三两下就撕碎了。

“你还是这么简单，名片随便都可以印。你想投哪个单位？”颜威指着会场。我看了看人最多，最大的一个展位说：“那个！”

其实就是随便一指，横竖看起来志向比较远大！

“简历给我。”颜威一伸手，全没了小时候小老太婆般的絮叨。

人说女大十八变，这男生变起来也挺不靠谱的。看着颜威拿着我的简历东一晃西一晃钻进人堆儿，我感慨不已。

“别看了，颜威对谁都这样！”袁青青两手空空地走过来。

“你怎么样？有合适的单位吗？”

“其实这些单位我都不想去。”袁青青不屑地看看混乱的场地。她本来个子就高，再加上不屑的样子，愈发像个女王。我自惭形秽，小小地退开一步，适当拉开距离。她继续说：“我想去北京，家里正在找。你呢？”

“我还没想好，大概还是在这里吧。”我说一半留一半，心里小小地内疚一把。

后来我才知道，袁青青当时已经参加完北京的公务员考试，可是她谁也没告诉，又通过北京亲戚的努力，很顺利地把户口迁进北京并且成为了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杨子要结婚了。”袁青青很不经意地说，“还是和那个丫头。”杨子就是杨燃天，伙伴们都那样称呼他。我没用过，觉得江湖气太重。

“哦，挺好的。什么时候？”

“日子没定，我是听我妈说的。那丫头的妈满大院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颜威终于把简历送进去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袁青青不再说话，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我们就各自回家。看着袁青青上车离开了，颜威走过来问我：“你没手机吗？”

即使在九十年代末，手机也算中等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开支，几乎已成习惯，所以手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买一个吧，联系方便。这是我的。”颜威写下一个号码给我，“其实，你当初……唉，不说了，挺可惜的。我没见过杨子那样。”

他欲言又止，我却无心探问。

事已过去，追究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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