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辛亥革命就像是一帮子人围成一圈放炮，点了好久没点着，忽然走过来一个小孩，拿了支香火，朝那火捻子随便一点。嘭！天地都炸开了。闹着玩似的。怎么说呢，辛亥革命的首响武昌起义，真是瞎子寻了个没眼的，赶巧了。现在看这些成功的起义，你真会觉得，一件事的办成，必须要多方面的成全，直接的，间接的。

我们不妨看看武昌起义前就编制好的种种因果链条。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了，群龙无首，新上任的这些个满人亲贵，生怕自己大权旁落，搞了民族主义，又是赶跑袁世凯，又是要收回满人的实权。汉人们心寒了。结果清政府还不知足，又要把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人。人民群众一下就不愿意了，好好的铁路，外什么要卖给外国人？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民众强烈反对，其中以四川人闹得最凶，聚了10万多人，声称要“破约保路”。清政府对人民也从来不手软，你起义，行啊，那我就来镇压，先是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代表，枪杀群众（等于火上浇油），再是特派员端方带着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如此，客观的局面就是，湖北的兵力弱了，等于是调虎离山。革命党人决定起义。起义的过程，现在看来是比较搞笑的。1911年9月14日，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连同同盟会，成立起义的领导机关，？24日，大家开了个会，定了一下起义的时间，是10月6号。然后大家坐等，一是要准备起义的武器什么的，二是要等同盟会的领导黄兴和宋教仁来。

结果，时间到了，不但湖北当局知道他们要起义的消息，处处提防，而且同盟会的两个头子也迟到了，起义只好延迟。大事将近，频频延迟，陡然增加了起义人员的心理压力。1911年10月9日，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的参谋长孙武，心理压力一定超大。他带着一批人，在汉口的俄租界配炸药，一不小心弄出个大爆炸来。俄国巡捕立即赶到，搜出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和起义文告。湖广总督瑞澂闻讯即刻行动，封城、搜人，想来个瓮中捉鳖。

革命党人急了！先机已失，不起义不行了啊。他们当即决定9号晚上起义，可是政府搜城搜得太严，革命党人相互联系不上，于是又延后了一天。10月10日晚上，以枪声为号，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打响了起义的一枪。多米诺骨牌效应启动，局面愈发不可收拾。

这晚对于湖广总督瑞澂来说，一定是场恐怖的噩梦！他的总督署被炮轰，他在后墙打洞，屁滚尿流地坐船顺长江逃窜。虽然有个第八镇统制张彪留下来负隅顽抗。可哪有用？群情激愤，大军压进，玉石俱焚！天还没亮，整个武昌就尽在起义军掌握之中了。

其后的局势整个就是一个摧枯拉朽。11日，12日，汉阳和汉口相继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在立宪派士绅的撺掇和支持下，扭扭捏捏当了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而后两个月，湖南、广东等15个省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当年的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从起义到清帝退位，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不可思议。

辛亥革命的成功，很像童话，孙中山们努力了许多年没有结果的事情，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真是让人又兴奋，又忙乱。皇帝退位，清朝灭亡，权威消解，旧的价值体系瞬间崩塌，中国人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破灭是破灭了，破灭之后的重建，则是大问题。而且中华民国政府在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状态下，也只是一块空头招牌。

所以说，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其实这种革命是不彻底的：政权更迭了，可信仰上，很多人还是儒家那一套。用辜鸿铭的话说就是，脑袋后头的辫子剪掉了，思想上的辫子却没有减掉。鲁迅更绝，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立马创造出一个阿q。q这个字很形象，一个拖着小辫子的人头。他用这个形象来阐释中国下层人民思想上的不觉悟。这是文学界。电影界要轻松得多。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相对于上层知识阶层信仰缺失层面的痛苦来说，普通的市民阶层其实是没有那么纠结的。改朝换代，普通百姓照样还是过自己的日子。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是变化中藏着恒久的东西。柴米油盐、忠孝节义，那些不变的东西，稳当当地藏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电影这个外来的玩意，其实不像文学和文明戏那样敏感，它在上海，又面向百姓，这使得它必须更接近生活，必须更通俗，才能赢得市场。

1912年，布拉斯基恐怕不能不感到些绝望。中国的局势好像天上的云一样变化多端，中国观众的口味也和西方人大不相同。几部片子之后，他着实亏了不少钱，再干下去，也就是个砸。无奈之下，他把亚细亚影戏公司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保险公司的美国佬，依什尔和萨弗。这两个人和布拉斯基一样，也搞不懂中国。但他们比布拉斯基聪明，他们在保险公司工作，知道外国人来中国办事，往往需要一种人的帮助，那就是买办。

什么叫买办？简单点说，买办有点类似经纪人。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来中国做生意，搞殖民，搞剥削。他们不懂中文，买办给他们翻译；不懂国情，买办给他们建议；不懂人情，买办给他们跑生意。买办是个中间人，客观上说，有着促进双边贸易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是西方人赚中国钱的一种工具式的人物。

依什尔和萨弗开公司拍电影，也需要一个类似买办的中国人来帮他们做事。这个时候，同在洋行圈子里混的高级白领张石川出现了。他被聘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顾问。他拉了来郑正秋，一手承包亚细亚公司电影的编、导、演的业务。亚细亚资方只负责提供技术和资金。

不过，美国佬可能没有意识到，单纯商业活动上的买办，和电影的买办，其实是有不同的。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给了电影买办们一对超越美国佬控制的翅膀。“办”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借鸡生蛋，办出了中国电影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