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和蔡楚生的感情，是在《新女性》的拍摄过程中升温的。他们相遇而产生的感情，不是激情迸发式的，而是疗伤式的，是带着苦痛的过去，却忽然找到了一线清泉。他们都处在事业的巅峰，但身处静悄悄的片场，轻言细语中，他们又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他们的相恋安静、温暖，伴着眼泪和诉说。此时的阮玲玉，是一片冰河，蔡楚生便是冰层下的一股暖流。她觉得自己又有救了。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蔡楚生已有妻室。更何况，阮玲玉生命中的暴风骤雨很快就到来了。

1935年是阮玲玉的流年。年初，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官司让她陷入无可阻止的“丑闻”中，而《新女性》因为新闻记者一角而产生的上映波折，也让阮玲玉深感绝望。小报记者向她围攻，借着她打官司的风头，狠挖她的私人生活史。阮玲玉跟黎民伟等人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得太难听了。”她还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看什么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据说，阮玲玉曾经向蔡楚生发出过求救信号。但蔡楚生的回答是，沉默。他或许有他的难处：妻室不能不管，而且，未来还要拍电影，不能因为卷入丑闻，而自毁前程……那时候的蔡楚生，没办法勇敢。她敢于突破现实，寻找爱的港湾，他却不敢与整个社会规则作对。如果早遇上几年，他或许敢于拥抱她，接受这份情感。可人生没有如果。

1935年，阮玲玉也遭遇了事业的尴尬。她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1930年，胡蝶便在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里牛刀小试，发出声音，拍了一部有声片。因为影院院线系统设备来不及更新，默片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市场，可是到了1935年，这一“延迟”终于快走到了尽头。有声片以一种剽悍的姿态，挤走了无声片的位置。作为默片女王，阮玲玉面临着事业的新考验——她必须发声。在好莱坞，默片女王嘉宝那略带瑞典口音的英语发声，让世界为之疯狂，但阮玲玉却没有那么幸运。她的声音过细，而且广东籍的她，国语也不是那么标准。她开始苦练国语，期待转型。相比之下，胡蝶就幸运得多，从无声到有声，对她来说，不过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她正常的声线、标准的国语，都让她的转型显得那么轻松自然。阮玲玉压力更大了。

阮玲玉等不到爱，看不见未来，心灰意冷，外面官司又打得满城风雨。1935年3月7日晚，黎民伟设宴请客，阮玲玉早早到席，全程谈笑，仿佛心事全无，散席之后，她还吻了女主人和黎铿、黎锡，八小时后，阮玲玉服安眠药自杀……1935年3月8日，妇女节，下午6点38分，阮玲玉与世长辞。在她身后，是一个无声、辉煌又渐渐远去的默片时代。阮玲玉是默片时代的一朵花，无声地开，又无声地败。而阮玲玉的电影，一头一尾，像两个巨大的影子，隐喻着她的人生。阮玲玉的第一部片子是《挂名夫妻》，她和张达民、唐季珊，都曾是挂名的夫妻；她的最后一部片子《新女性》，以女演员艾霞的自杀为原型，演完此片，阮玲玉竟也走向自杀的结局。阮玲玉背着“挂名夫妻”的十字架，终于没有走进“新女性”美好的明天。

阮玲玉死前，留下遗书，前后有两个版本，孰真孰假，也成为谜案。第一个版本是唐季珊提供的，影印件，发表在《良友画报》1935年第103期；第二个版本在阮玲玉自杀后一个半月，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阮玲玉留有遗书几乎是肯定的。当天她从黎民伟家中回去，已经将近夜里12点，“阮即对唐说腹饿，于是嘱女仆为煮面一碗，一面命唐先睡，唐不欲独眠，强阮同睡，阮云，记好零用账，即来同睡，唐乃上床，呼呼入梦”，阮记零用账是假，写遗书是真。两个版本的遗书出来，内容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涉及张达民、唐季珊、唐的情人、小报的无耻、公司对她的欠款以及她母亲和养女的未来安排，信息量非常大。但无论真遗书、假遗书，遗书和伪造遗书本身，就反映了当事几方对话语权的抢夺。阮玲玉临死一场天鹅之歌，固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到底也令人叹惋。

阮玲玉是凛冽的，相比之下，胡蝶是朦胧的。阮玲玉是清清爽爽一场雪，胡蝶是氤氤氲氲一场雾。阮玲玉是有一说一，不打含糊，临死了还留一封遗书，把自己和张达民、唐季珊那些事，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她没料到有人会伪造遗书）。阮玲玉活得太清晰，太透明，对自己要求也高，所以公众的压力一来，她便扛不住了。因为是从底层起来的，阮玲玉格外好面子，做人、恋爱、演戏，她都把面子放第一位。她是努力想活得好，演得好，但却总是坠落，她心思太细腻，做人又太认真。而胡蝶却是“难得糊涂”。阮玲玉是把什么都说清楚，而胡蝶却是知道也不说。阮玲玉是清水一杯，容不得一点污，胡蝶却是一锅酸辣浓汤，五味杂陈，说也说不清楚。看客们想知道？无可奉告，自己去揣摩，自己去体会。胡蝶的私生女，胡蝶与戴笠的三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人们问起，胡蝶只是一笑而过。说不清楚就不说。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历史的谜团，像一个美味的泡芙，胡蝶一口吞下去，独自消化，独自忧伤，独自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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