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无声片向有声片的转型，让罗明佑在夹缝中找到了机会，用无声国片，在上海找到了联华的一席之地。但进入30年代，中国的电影业其实是面临严峻考验的。就电影本身来说，无声向有声的技术转变，已经渐渐改变了电影的状貌，电影中人物的“发声”，是迟早的事。在有声片这件事上，天一积极，明星中立，联华保守。可是，保守的联华公司也清楚，电影界终究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外部环境来说，政治的不稳定，给了中国的电影很大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联华痛失东北院线，整个北方的电影网也随之萧条，这对于靠发行起家的罗明佑来说，是个重大打击。随之而来的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更是直接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电影的大本营。联华的闸北片场毁于战火，罗明佑携众人南下，企图开发南洋市场，但却谈不上成功。战事稍微平稳后，罗明佑回到上海，继续做电影，阮玲玉也回来拍了救市影片《续故都春梦》。

20世纪30年代的联华，好片不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大路》《渔光曲》《神女》《新女性》等片子，都能在电影史上留下痕迹。可是，自从1932年起，联华公司的内部运作，便开始显露出问题——人事的分歧，成了联华这个庞然大物的顽疾。原本合并起来的联华各厂，渐渐各行其是，各自为政。1932年，有人出去单干，比如黄漪磋；有人跳槽，比如但杜宇，从明月歌舞团收编而成的联华歌舞团也宣布解散。联华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是以罗明佑、黎民伟为中心人物的一厂，一是以曾经大中华百合总经理吴性裁为核心的二厂。一厂有政府背景，有些偏右；二厂控制不是那么严格，左翼电影的质素渗透进来，所以有些偏左。后来，罗明佑提出“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四国主义”制片方针，又拍《国风》，左右两大阵营就此发生激烈碰撞。

联华公司因为摊子铺得太大，自1932年后，经济上就一直存在危机，再加上人事的复杂，经济问题就更加凸显。1933年，联华再次“招股”，年底，财务再次亮红灯，联华召开董事会，打算提前卖出《风》《渔光曲》《暴雨梨花》等片子的版权，寅吃卯粮，强度年关。1934年，联华的日子依旧不好过，一厂减薪，二三两厂裁员，香港分厂的黎北海（黎民伟的哥哥）又因为跟老板的矛盾，带兵出走。罗明佑跑去海外招股，准备力挽狂澜，终究也是空手而归。因为财务吃紧，联华的有些片子被迫停拍。罗明佑头都大了，他再也不是那个不差钱的少爷，而成了个负债的老板。偌大一个电影帝国，眼看就要在他手里衰落，罗明佑不甘心。他想到了一个点子：缩小战线。他炮制了一个合并一二三厂的计划，可是，这一计划又触怒了二厂的老大吴性裁，一时间，联华内讧不断，烽烟四起，财务停滞，拖欠员工工资长达半年。资金问题，导致联华出品的电影的速度减慢，“流水”跟不上，周转不灵，公司自然也就渐渐成一盘死棋。

1935年，令罗明佑想不到的是，联华的头号女星阮玲玉因为情感纠纷，在三月八号妇女节这天，服安眠药自杀，轰动全国。这一悲剧性事件，无疑给原本就阴云密布的联华公司施加了一种强大的不良心理暗示。罗明佑心力交瘁，想要紧缩财政，受到抵制，心急之下，又推不出救市的片子，到了1936年夏天，他只好交出联华的领导权，带着当初跟他一起创业的黎民伟、钟石根，一起退出联华。联华的“罗明佑时代”，宣告结束。“后罗明佑时代”的联华，也拍出不少好片，《到自然去》《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电影都是不错的佳作。但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明星公司毁于战火，天一公司南迁香港，联华公司则悄然解体。上海滩的电影传奇，得到抗战结束后，才得以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