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从来都是一个商人。起先，他追求的是利润，然后稍微带那么点艺术。艺术在张石川眼里，或许只是面条上的一点香菜，蛋糕上的一撮奶油，有最好，如果在利润满足的前提下；没有，也未尝不可。对于艺术，张石川从来不是执着的，他要抓住的，是观众们的眼球，艺术则是抓住眼球的手段。与郑正秋合作了《难夫难妻》之后，作为首席老板，张石川心思又开始动了。他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觉得这类有点教化意义的家庭伦理戏，似乎还不是观众最喜欢的东西，想要赚更多钱的钱，就必须更加迎合观众的喜好，拍点他们“真正”爱看的。其实，郑正秋和张石川的磨合，并不是那么顺利的。他们一个要实现的，是艺术的梦想，另一个要实现的，却是“制片人”的追求。在题材的把握上，郑正秋无疑是前瞻的，但张石川是老板，他说了算，争论也是徒劳。张石川要拍“笑片”，郑正秋只好妥协。

在《难夫难妻》之后，张石川在一年之间，独自执导了十来部短片，全取材于文明戏正剧上演之前的短闹剧。《活无常》《五福临门》《赌徒装死》《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题材无聊，表演做作，尽是打闹、洋相、噱头，毫无分量，全无美感。观众可能开头还看一看，一次过后，立刻对这种滥俗庸常的东西，予以抛弃。与郑正秋主张的家庭伦理剧相比，张石川看上的这些小剧目，只是些登不上台面的小丑，不持重，没分量，无法打动观众，撑不起一片天。

1914年，张石川仍然在玩电影，他和新晋的剧作家管海峰合作，在自办的幻仙影片公司，拍了一部《黑籍冤魂》。张石川一直想拍《黑籍冤魂》，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深受帝国主义鸦片毒害之苦的故事，但在亚细亚公司时期，美国人考虑到自己面子，不允许张石川拍这样的戏。现在张石川有机会了，他努力把它拍了出来，拍摄手法也很多变，远景、中景、近景、特写，丰富表现形式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据说《黑籍冤魂》一面世，就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但实际上，电影是个烧钱的玩意儿，拍完这一部“自己喜欢”的影片，张石川便没钱了。他转而另觅出路，去做了当时在上海滩甚红的“笑舞台”的经理，又协助舅父创办新世界游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