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救祖记》走红了，红到人心里。？有一个女子喜滋滋的，在戏里，她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成全了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塑造了一位栩栩如生的苦旦，观众们觉得理所当然。现实中，这种女人不在少数，但放到电影里，特别对于拍电影的人来说，启用一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却是破天荒的事。男扮女装是种潮流，从中国的戏曲，到辛亥革命后的文明戏，男人们挥着粗壮的膀子，或涂着油彩，或带着假发，扮演着女人，总感觉有些造作。

在演员的选取问题上，郑正秋和张石川是不无矛盾的。郑正秋主张用文明戏剧团的“老戏骨”，他们有经验，虽然表演夸张，不太适应电影的拍摄需求，但经过锻炼，可以很快进入状态。但张石川坚决反对。新剧剧团的演员表演程式化严重，夸张、做作、虚假，这些毛病，使得新剧剧团演员的表演，仿佛一顶华丽而累赘的帽子，多余。张石川需要的表演，是平淡而近自然的，他要的是那种近于生活的、细腻的、感情丰富有层次的表演。电影细腻的音像手段，更考验演员的演技，在摄影机的放大下，任何夸张和伪饰都变得令人作呕。

英美烟草公司女打字员王汉伦，一下子便入了张石川的法眼。她的气质，带那么点纯美，那么点楚楚可怜的善良，虽然她本身是个会讲一口流利英语、着装时尚的都会女子，但张石川有信心把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人，她让王汉伦演一个遭受压迫的苦媳妇、好母亲，一举确定了王汉伦的表演路数——苦旦。那一年，那一秋，王汉伦女士朝银幕上那么一站，观众瞬间疯狂。电影造了一个梦，模糊了幻境与现实的边界，观众们没有戒备，一眨眼成了第一代本土电影的粉丝。时下对王汉伦的表演不乏溢美之词，“王汉伦女士，饰剧中主角余蔚如，表情佳绝，到处自然，有与剧中人同化之妙”，“汉伦女士之各种表演，尚能体贴入微，悲痛处确能令人随之泪下”。王汉伦的一炮而红，也多少彰显了女性解放的进步，有女人能出来抛头露面了，虽然还仅限于少数作风大胆的女子。明星公司真的培养出了明星，中国早期电影的明星制度，也正是在张石川手里才逐渐走向成熟。

电影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集体的艺术，一部电影的成功，导演、编剧、演员三者之努力缺一不可。启用王汉伦大获成功，张石川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演员太重要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演员的表演到位与否，直接关系到一部电影的效果，而同时，观众们迷恋的，也往往是电影中把角色演得出神入化的演员。张石川在成立明星公司之初，就附设影戏学校，曾得到美国哥伦毕业大学摄影科教授葛雷谷指导。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影视公司开办的电影学校多达十六七家，它们往往是随着影视公司的成立而成立，有点类似进修班、集训班的意思。有人成立了影片公司，急需演员，那么好，成立学校，招一批演员进来，学一学，小有成效后，便投入拍摄。这种演员集训班式的培养方法，后来一直影响到邵氏主政的香港影视圈（邵氏兄弟曾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后来迁至香港演变成为邵氏兄弟电影王国），现在许多耳熟能详的影视演员都是从演员训练班里出来的。当然，由于急用演员，这类培训多半比较粗疏，所谓上课，充其量也就说说表演是怎么回事，拍戏是怎么回事，练习练习电影化妆，便告结束，前后往往不过三个月，聊胜于无。以明星电影学校为例，校长是郑正秋（后由谷剑尘接任），教员有郑鹧鸪（教务主任）、周剑云、谷剑尘等，都是明星公司创立时的元老，此时，也都在电影上有些切身的经验，有资本教学。但平时这些人都忙于公务，每周授课仅两小时，且学校的开办也断断续续。

不过，开办电影学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电影学校像是一个入口，给了那些想要投身影视圈但又苦无门路的青年男女一条路径。想演戏的，一听某公司开办学校，便忙不迭地去报名了。明星公司早期电影《滑稽大王游华记》《劳工之爱情》，就有明星影戏学校首期学员的王献斋、余瑛参演。开办电影学校，多少缓解了电影界的“演员荒”，但想要捧出一两个红遍沪江的角色，则很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