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板虽然不懂中国国情，但在用人上还是有些眼光的。郑正秋和张石川都不是凡角。他们天生异相，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一个是一根筋的文艺青年，一个是满脑点子的生意人。郑正秋没有架子，是个好好先生；张石川性格却有些暴躁，一急起来，经常爆粗口。他们的组合，相反相成，堪称奇崛，颇有点混搭的意思，是在互补中找平衡，在对撞中找到了作为舶来品的电影在中国生根发芽壮大的独特路径。他们有点像神话传说里的哼哈二将，一哼一哈，喷云吐雾之间，造就了中国电影最初的那点如梦似幻但又十分混乱的繁荣。

先说郑正秋。郑正秋是标准的文艺青年。文艺青年两个的最大特点，他都具备。第一，他理想主义，充满责任感，认真、单纯。第二，他非常爱好文艺。他出生在1888年的年底，正是清朝内忧外患的时候。他的家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荫庇，但他运气似乎特别好。郑正秋的祖籍在广东潮州。即使是在现在，一部分潮汕人还是比较看重男孩的。那么，往前推100多年，潮州人对于有无子嗣的问题，只能是更加看重。

且说当年，潮州有个有人叫郑让卿，光绪年间走科举道路，当过江浙盐运使，后来又去当过三穗知府。按照现在的说法，郑让卿可以说是个富二代。他爸爸郑介臣，原本只是一个平实朴素的大清国子民，可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爆发，上海一开埠，郑介臣抓住机会，一路北上，从广东赶到上海，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可以说，在上海，郑家老爷子发的是国难财、不义之财。他开的那家郑洽记土栈，说白了就是鸦片批发店，是倒卖毒品——鸦片的，利润之高不难想象。没过多久，那白花花的银子就像是圆溜溜的豆子，乖乖地滚进郑介臣的钱袋子里了。

发了财的人，往往特别喜欢操心两件事，一个是特别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个就是想为自己的儿女多铺些后路。发国难财的郑老爷子，一来不想当官，二来自己也确实过了做官的年纪，社会地位方面，顶多参加组建上海的潮州会馆，在老乡里面打打名气也就罢了。至于儿女嘛，最讨他喜欢、也最让他操心的就是二儿子郑让卿了。

郑让卿聪明好学，走得了科举路，当了官，给郑家挣足了面子，是个光耀门楣的好孩子。可那几年，郑老爷子一想到二儿子的子嗣问题，就免不了要皱眉头。郑让卿的人生几乎没有错过什么。该读书的时候读书，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科举的时候科举，该当官的时候当官，可偏偏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他就像个坏死的水龙头，始终不能开闸，让郑家的香火细水长流。郑让卿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自卑。结婚多年，始终没有子嗣（很可能是他本人生育功能上有问题），舆论压力大不说，百年之后，自己连个烧香磕头的人都没有，岂不尴尬。

30多岁的那个秋天，郑让卿终于绷不住了。在友人的撺掇下，他打算物色一个男孩子来当螟蛉子，即俗称的义子。可以试着想象郑让卿挑选义子的场景：许多男孩，一字排开，郑让卿一路看过去，逗一逗，笑一笑。算命先生奉上八字条，郑让卿仔细看了看，眼缘加命理分析，让郑让卿有了基本的判断。他笑着抱过一个自认为将来最有前途的孩子，慢慢地走进了郑家的深宅大院……

这个孩子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来到郑家的，于是他们给他取名正秋。郑正秋正式开始了在官商家庭做少爷的人生之旅。他在上海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母亲张太夫人抱回潮州，熟悉老家文化，听潮州文化、潮州戏曲，好让他不要忘本。这段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教育，为郑正秋未来在戏剧领域的大放异彩，打下了基础。陶冶了两年后，郑正秋跟母亲回到上海，1902年，他进入英国犹太人嘉道里办的育才书院读书。

关于郑正秋在育才书院的生活，有个经典的段子。说有一次，育才书院的洋先生，要体罚一个学生，结果下面的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就暴动了，为首的，就郑正秋，他责问老师：“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结果，郑让卿知道此事，认为郑正秋这是大逆不道，索性取消了他去育才学校读书的资格。但后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说郑正秋的民主思想自此奠定了基础。

这种论断多少有些草率。这里体现出的，更多的是郑正秋身上那种冲动的热血。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这很难得，也是一种必需。不过，郑正秋的好运，很快就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尝到多少滋味，就已经消失不见。

14岁似乎注定是郑正秋生命里的流年。在育才学校期间，他的弟弟郑正冬呱呱坠地，成为郑家正派的嫡亲的儿子。郑正秋一下感到不安全了。正冬是正牌的儿子，他却是贴牌的，在那个高门大户里，即使别人不说什么，早熟的郑正秋首先就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

搞艺术的人往往敏感，这敏感有点像含羞草的叶子，一碰就缩回去了。与敏感常常相伴的，就是脆弱。再往下推，一敏感，一脆弱，心不宽，气不顺，身体也就很茁壮。郑正秋从小就是个病孩子。青春还没绽放，他就成了泡在药里的病茱萸。气急、腰疼，久治不愈。父亲郑让卿看他实在痛苦，便说，实在太痛就抽两口吧。结果，毫无意外地，一抽就上瘾。（这种情况并不特殊，多少年后，沪上名媛陆小曼，也是头疼病厉害的时候抽上鸦片，结果一沾上就甩不掉。）14岁这年，经常腰疼的郑正秋被查出患有肾结石。一顿折腾，石头排出去了，可他心衰的毛病一直都有，还有咳嗽，还多痰！

儿子退了学，又病成这样，郑让卿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为了管住儿子，同时培养儿子，他便把郑正秋带在身边，跟着自己在自家的鸦片倒卖店里做生意。郑正秋成了年轻的“少东家”。

可是，衣食无忧的少东家的心思，却根本无法集中到生意上来。所谓玩物丧志，常常会在大富之家出现。在土行站台之外，郑正秋找到了可供释放精神能量的有效途径：读闲书。《推背图》《再生缘》《三国演义》，一部接一部，郑正秋的文学素养，是在通俗的文本中打起地基的。

郑正秋读书非常疯狂。这多少是有些追补的心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不幸”辍学，回到家里来自己用功，他反倒信马由缰，由着性子来，喜欢读的，那就一直读下去。这样大规模的涉猎，让郑正秋成了一位文字上的“杂家”。当然，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深度近视眼。

现在坊间特流行一种提法：男孩穷养，女孩富养。意思是指，男孩以后要顶天立地，成为男子汉的，所以小时候宁愿让他多吃点苦，长大才能经得住风吹雨打；女孩呢，从小则不妨娇贵一点，这样长大了才不至于在物质利益面前，轻易动心。这种提法未必有道理，但也不妨参考参考。富贵人家的孩子，衣食无忧，常常有机会接触些新鲜好玩的玩意儿，若家长不严加管教，容易玩物丧志。清朝的八旗子弟，很多就很会玩。

郑正秋也是这样。读书之余，他渐渐爱上了京剧，成了票友。而且郑正秋家庭条件好，他也攀得上台面。很快，他就和梨园行里颇有名望的几位交上了朋友。其中有夏家四兄弟中的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潘月樵。

潘月樵和夏家兄弟当年在上海梨园那可是数得着的角儿。他们都是从北京三庆班出来的，而且都是三庆班的头牌老生夏奎章带出来的。三庆班当年在四大徽班中位列一席，是进京给慈禧太后祝过寿的。潘月樵是夏奎章的传门弟子，又叫小莲生，主攻的是须生。夏月珊和夏月润分别是夏奎章的三儿子和八儿子，都唱武生。夏月润还是京剧名家谭鑫培的女婿。（前面我们说到，谭鑫培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历史上这种人物之间的粘粘连连其实是很有趣的。）在艺术上，他们都很富有革新精神。后来他们在上海创办新舞台，动静很大，这是后话。

儿子“越陷越深”，郑让卿那几年没少长吁短叹。闹学、生病、看杂书，甚至抽大烟，这都好说，可整天跟这些“不入流”的伶人戏子搅和在一起，家里可丢不起那个人。郑让卿先是劝，不听，再骂，还不听，于是病急乱投医，心说，我的话你不听，给你娶个女人来家，媳妇的话你总听了吧。就这样，17岁的郑正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推动下，糊里糊涂走入了婚姻。哪知道，结婚过后，这位身负教育老公使命的媳妇俞丽君，不仅没能让郑正秋收心，反倒把自己也套进去了，有事儿没事儿，她也跟着郑正秋一起去听戏了，也成了京剧的死忠粉丝。

郑让卿没辙，只好花银子在洋务派风云人物张之洞那儿给郑正秋买了个“候官”，逼着儿子去武汉任职。他是想，商场不行，就去官场历练历练吧，没准也能杀出一条血路。

老子安排，儿子没办法，只能去。不过，待多长时间就不是老子说了算了。郑正秋在武汉的官场混了混，感到非常不适应，他一个大富之家出来的少爷，哪里应付得了中国官场的那些钩心斗角。仅过了两年，郑正秋就打道回府，重操土栈生意。

商亦有道。

郑正秋做生意，特别讲究两点，一个是“义”，一个“薄”。“以义为利，薄利多销”。讲义气，朋友就多；利薄，生意就有竞争力。但郑正秋还是比较单纯，生意场上那套黑吃黑，他不是很懂。所谓无商不奸啊。别人都耍滑头，你太老实，在生意场上，免不了要吃亏。郑正秋干了两年，先是赚钱，跟着是被人算计，赔得一塌糊涂。

他一怒之下，也看清了自己没那两下子，心说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去玩京剧吧。于是，他便把生意交给弟弟郑正栋（起初叫郑正冬，后来郑正秋帮弟弟改名为正栋，希望他成为栋梁之才），彻底下海去了。郑老爷子没办法，除了叹气还是叹气，疤瘌大了不疼，唉，反正也不缺吃缺穿，就这样了，由他去吧！郑正秋彻底自由了。他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他轻装上阵，理所当然地出入剧场，与各路名角儿混在一起，写“丽丽所剧评”，全身心投入，越来越“专业”，

冥冥之中，似乎时刻准备着中国电影对他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