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伦一生固执、自立、好强，她的奋斗，多少有些西西弗斯的味道。上海沦陷过后，她失去工作，又不愿附逆，只好坐吃山空，靠变卖衣物和家具过活，到1949年，她仍住在亭子间，房东还一直逼她搬走。贫困这只黑手，不曾远离曾经为了吃饭走出家庭的王汉伦。电影那个辉煌的所在，也因为时光的流逝，容颜的损毁，与她渐行渐远。抗战后期的王汉伦，就仿佛一声长号的末尾，那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眼看就要颠破，消失不见……幸好新中国成立了，她又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有了力气，再度发声，音调渐渐扬起。

王汉伦20岁成名，一生想尽办法，奋斗不止，也曾风光，也曾失落，但一个独身女人到社会上奋斗，总有些类似悲剧的英雄，顽强抵抗，却还是逐渐招架不住。过气明星的养老问题，时至今日都还颇值得探讨。好在，王汉伦是幸运的。当年在办美容院时，她去找电影公司的老板，想要复出。老板认为她年老色衰，不能再用，嗤之以鼻道：你自己照照镜子吧！王汉伦的电影生涯，戛然而止，其实她不过40岁出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出其不意地回到了她的生命中。1950年，昆仑影片公司拍那部后来颇受争议的《武训传》，导演孙瑜找到王汉伦，请她出演慈禧太后一角，虽然只有10句对白，王汉伦却演得十分认真。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王汉伦还曾在《鲁班的传说》和《热浪奔腾》中担任过配角。

王汉伦的晚景不算差。新中国成立后，演员的地位提高，作为民国第一代女星，王汉伦实属老艺术家，是文艺界的代表，还曾和几位女演员一起，在中南海受到领导人的接见，进而颇受人尊重。她有了工资、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生活平淡而安稳。她这朵奋斗的花，经历了起起落落种种磨难，终于结出了一颗安心的果。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成问题，口粮大过天，王汉伦凭着自己在文艺界的地位，却可以自由出入文化俱乐部和政协的小餐厅。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她哥哥出于实际生活考虑，又与她恢复了关系。王汉伦成了彭家的救星。她外甥李家震跟着她去文化俱乐部吃饭，一顿吃5碗白饭，不用就菜。发展到后来，王汉伦的哥哥也放下“面子”，跟着混饭吃。当年彭家的一场闹剧，跟着时代波荡起伏，发展到后来，却俨然成了喜剧。

1978年夏天，王汉伦在上海广慈医院病逝，她没有子女，当年跟着她一起去文化俱乐部吃饭的外甥李家震为她送了葬，将她的骨灰埋在了苏州横塘的青春公墓。后来，据说，她的骨灰又被亲戚迁往上海。如今的青春公墓里，只剩一块倒下的墓碑。

§§沉溺·撕生活“＠杨耐梅”

杨耐梅在中国早期女明星中，绝对是个异数。其他女星，不是走温婉路线，就是走悲凄风格，要么是塑造健康活泼的玉女形象，仿佛也只有她，靠冶艳凌厉的角色，在影坛立足。别人都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总是可商可量的，水做的，温吞吞的……她却仿佛一道闪电，迅速、强大、艳光四射地劈开了电影的天空。杨耐梅的传奇性，绝对不是电影媒体塑造出来的，银幕内外，她都是人们嘴边的绝对话题。杨耐梅是个本色演员，她在电影中释放自己的力比多，然后，又安然地回到现实，做她自己。她是那么两极化，忽东忽西，忽上忽下，让人捉摸不透。她是个游戏人间的赌客，赌的就是痛快，玩的就是心跳。她胆子大得惊人，天不怕地不怕；她放浪形骸，追求众人的瞩目。她从影，绝不单单是为钱，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杨耐梅是大开大合的，她放纵自己，犹如风雨雷电；她收束自己，则仿佛密室参禅。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娱乐圈的麦当娜式的人物，可以变身蛇蝎妇人，也能化身良家妇女。她奢华、倨傲、恣意妄为。

早期女明星中，很多都是生活所迫才走上电影之路，因为拍电影在当时来说并非光荣。王汉伦就因拍摄电影被兄嫂斥责为有辱门风。但杨耐梅不是被迫的。她出身大富之家，又是家中独女，自小深受父亲宠爱。但这种宠爱，阴差阳错起了反作用，成为日后杨耐梅我行我素的酵素——杨耐梅没有变成父亲期待的那种淑女，而是一切都反着来，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性格之路。杨耐梅读的上海南市务本女中，以严格著称，但她却无心学习，成绩平平，反倒是在演讲、唱歌、跳舞、演戏上大放异彩。她是远近闻名的校花、社交圈上的名媛，她接受目光的膜拜、男人的追捧，愈来愈恣意浮华。日后走进电影圈，她也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了自己这方面的“特长”。少女时代的杨耐梅就尝到了“红”的滋味，所以她更想要“红”，彻彻底底的红。

杨耐梅红得很快。她没入行之前就对舞台表演感兴趣，经常去看演出，自然而然地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郑正秋。1924年，靠《孤儿救祖记》大放异彩的明星公司，开始筹拍第二部片子《玉梨魂》，第二女主角筠倩一直没物色到好人选。在郑正秋的推荐下，杨耐梅顺利入行，跟王汉伦演对手戏，混了个脸熟。而后，杨耐梅再接再厉，一口气主演了《诱婚》《新人的家庭》《空谷兰》《她的痛苦》《良心的复活》。尤其是1926年拍摄的《良心的复活》，由包天笑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杨耐梅把女主角绿娃的纠结姿态演得惟妙惟肖。影片播放时，明星公司还别出心裁，让扮演绿娃的杨耐梅登上舞台，手持摇篮，唱一曲电影主题歌《乳娘曲》，哀婉凄凉，亦幻亦真，台下观众瞬间为之掉泪，为之疯狂。而这首《乳娘曲》，也顺势成为中国的第一首电影歌曲，百代公司还为之灌了唱片。杨耐梅成了影歌双栖明星。

杨耐梅是一朵香花，很快引来诸多蜂蝶。上海滩的男人们，看过了王汉伦的哭泣，忽然碰到杨耐梅这种动不动给人一鞭子的野玫瑰，顿感新奇，又是怕又是爱。王汉伦是一抹淡淡的茉莉香，沁人心脾，感人肺腑，杨耐梅则是浓郁的丁香和肉桂，摄人心魄。男人们喜欢看杨耐梅，是要躲着老婆看的。好女孩入闺房，坏女孩被幻想。上海滩的男人们喜欢杨耐梅，有点像喜欢抽大烟，越是不符合传统礼法，越是有种小小的越界的刺激。杨耐梅是一袭肉弹，轻轻一弹，毫不费力便击中了观众们的神经。她是欲望都市里的欲望女神，她用给自己的身体，将民国的女性解放推进了一步，也成功地给了男人们一记温柔的耳光。

在早期的电影女星群体里，杨耐梅算不上美，她脸部有婴儿肥，脸型也不是中国传统的瓜子脸、鹅蛋脸，而是微微有点方，“面若银盘”。但杨耐梅知道自己的长处。拍照片，她很少正面取景，一般都是45度角，或者干脆是侧脸。而且每逢拍写真，她的重头戏总是在一双眼睛，那种凌厉又诱惑的眼神，透露出极大的气场。杨耐梅最崇拜的女星是“银幕坏女人”玛琳·黛德丽，她“美艳”加“放浪”的形象关键词，被杨耐梅记得牢牢的，且有样学样，亲身实践，男装和马裤都是她们的最爱。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杨耐梅成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乖张的性格。在20世纪20年代，她是绝对的性格女星。杨耐梅够艳异，她的人生追求一个“奇”字。她是上海滩当年的dy？gaga。她善于走极端，搏人眼球。她知道，自己的装束就是一出绝好的随身戏剧，银幕上下，她都是演员。那时候上海滩流行烫发，杨耐梅就把头发烫得奇高，走到哪里，都引人侧目。服装首饰就更不必说。杨耐梅每每奇装炫人，穿小西装，配上黑色马裤，标新立异。一件衣服，一套首饰，只要杨耐梅用过，立马风行沪上，人人都以谈论杨耐梅为时髦。杨耐梅成了时尚界的宠儿。海上时尚，从长三书寓的长三，到舞厅里的舞女，到校园里的女学生，渐次传递，各领风骚，现在，女明星们领衔时尚界的时间到了。杨耐梅更是一跃而上，充分体会了成名的乐趣。作为一个“艳星”，她在这方面更是肆无忌惮，一时间“艳闻”不断。

杨耐梅拍过一部叫《奇女子》的片子。故事来源于当时的一则新闻：广东女子余美颜，从小颇有姿色，因为几段婚姻不顺，愈发放浪形骸，不再奢望爱情，走马灯似的换男人。她与其他三位世家姐妹义结金兰，号称“四大天王”，经常因为骑马飞奔、在旅店裸体而受罚。余美颜豪爽任性，视金钱为粪土。她曾经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将成把钞票肆意挥洒，引来人们哄抢，她则在阳台上俯身望着拥挤的人群，放声大笑。杨耐梅为这个剽悍的故事所吸引，亲自主演“于美艳”，在阳台抛洒钞票的高潮场景，惊世骇俗，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神经。《奇女子》完全是波德莱尔式的，残酷而唯美。而神奇的杨耐梅，也靠《奇女子》一片，又一次成为上海滩众人议论的“奇女子”。

杨耐梅豪爽大气，非一般女星能比。她成立过自己的公司，就叫“耐梅影片公司”，场地、摄影器材，全都是最先进的，跟王汉伦自制影片时的寒酸，又是另一种气象。杨耐梅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致。她跳舞，跳就跳到彻夜欢腾，黑天暗地；她抽鸦片，抽就抽个吞云吐雾，神魂颠倒；她赌博，赌就赌到一夜输掉8万银元也在所不惜。人生在杨耐梅看来，没必要谨小慎微，及时行乐才是正道。她是“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她将女权主义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男人玩了她，竟是她玩了男人。她指尖夹着烟卷，轻吸一口，吐到人脸上，转瞬间男人便失去判断。她的小宇宙极强，在她的世界里她是绝对的中心。杨耐梅筹拍《奇女子》时，找明星公司的张石川拉资金，张石川严词拒绝，认为公司没有必要投拍这样一部“毫无意义”的电影，观众不要看疯女人撒泼。杨耐梅听罢，索性自己投拍，可是经费又不足。这个时候，山东军阀张宗昌向杨耐梅伸出了橄榄枝。张宗昌放话：愿助杨耐梅一臂之力，但要请她去济南面谈。

张宗昌，人送外号“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他好色成性，而且杀人如麻，是个魔头式的人物。张宗昌土，恶俗，最著名的是他的诗作《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对于女人，他也是一味占有，糊里糊涂。他来过上海，受到过杜月笙的“招待”，很尝过上海花国女子的滋味，深以为别具一格。现在，他想帮杨耐梅，说白了，不过“财色”互换。换成别人，躲还来不及，可杨耐梅为了自己的心愿，毅然前往。张石川劝她别去。杨耐梅却表示：男女那点事，别看得太重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戏，我们不过是戏中一角。如果戏里要求我们演床戏，那就得演。杨耐梅是直线型的人，她追求一击即中，为达目标，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什么世俗规则，都不过是她踩在脚下的过路板。她是有点匪气、又有点侠气的女子，喜欢险中求胜：钢丝独步，悬崖舞蹈。

到了济南，杨耐梅在军警的保护下一路绿灯，被接到高级宾馆。她在济南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她与张宗昌形影不离，高调秀恩爱，结结实实地演了一出情妇戏。她与张宗昌，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下里清楚明白，所以格外轻松愉快。演出结束，杨耐梅立马出戏，带着巨额资金回上海拍她的电影去了。背后的眼泪是否存在，世人不知，但世人确实看到了杨耐梅的洒脱与自如。男人不是她的敌人，而成了她的工具。她不是怨妇，而是女强人，一脚踩上男人的肩膀，一步登天。《奇女子》大获成功，杨耐梅狠赚一笔。

在结婚之前，杨耐梅的私人生活始终是粉色的。拍《诱婚》时，她认识了上海洋货公司的小开王吉亭，后来还住进王的洋房，同进同出，毫不介意。后来，她又挂上奶油小生朱飞。朱飞在上海滩以貌美闻名，被人称为“潘安和武松的结合体”。他和杨耐梅很像，也是出身富户。游戏人间，他们是最好的玩伴，最佳的搭档，一个红男，一个绿女，在上海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徜徉。杨耐梅后来脱离明星公司单干，与朱飞的撺掇不无关系。她拍《奇女子》，朱飞也是当仁不让的男主角。她和朱飞，像上海滩上两个最最肆无忌惮的孩子，疯狂地享受着，毁灭着。他们想要摘星，攀爬云梯，却一不小心摔下来，搞不好就粉身碎骨。《奇女子》过后，两人因为挥霍，都败得很快。朱飞的放荡与嚣张，使得他的演艺生命迅速枯萎。1934年，朱飞不过31岁，拍完联华公司的《青春》后，他便再也无戏可拍。1935年，他因吸鸦片过多去世。杨耐梅和朱飞的感情，最接近于爱情，他们是那么像，但这段感情，注定修不成正果。

杨耐梅靠直觉生活，世俗的规则不是她的紧箍咒，而是她的呼啦圈。她生于大富，又是独女，是个标准的“富二代”。可是，在拍完《玉梨魂》之后，她的影星梦和父亲的家长经起了冲突。大富之家，面子为重，怎么能容许千金抛头露面？而且，还是演那样一种有违礼法的角色。父亲的话，杨耐梅先是听，然后细思细想，还是不能摆脱本我欲望的诱惑——她想成明星。杨耐梅活得真，她从不委屈自己，在忠孝节义和自我的实现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人生没那么多时间供你思忖，才上眉头，又上心头式的忧郁是与杨耐梅不相干的，她离开了家，做了“娜拉”，放弃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呼啸着成为明星公司“四大名旦”。

杨耐梅放得开，也收得回来。1931年，中国电影进入有声时代，胡蝶等一干后起之秀，一跃成为影坛最红的女星，杨耐梅的时代过去了。她去演话剧，纵然轰动，收入却很微薄。她去拍电影，身为广东人，国语不灵光，挣扎着拍了几部，却都不甚出彩，在天一公司，她又不可能与老板娘陈玉梅争锋，只好淡出影坛。这时候，绝处逢生，杨耐梅遇到了世家子弟陈君景——国民革命元老陈少白之子。陈杨两家是世交，杨耐梅拍摄《奇女子》时资金遇到苦难，陈君景便是杨父的使者，被派来给杨耐梅送钱。陈君景留学美国，是经济学博士，为人素朴成熟，一表人才。他与杨耐梅是极好的互补，他们一个素，一个艳；一个柔，一个烈，放到一起，竟也是绝配。

《奇女子》过后，杨耐梅的事业受到重创，一筹莫展，心情寡淡。陈君景俨然上天派来拯救杨耐梅的圣徒。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结婚后，受夫君影响，杨耐梅洗心革面，繁华褪尽，戒毒戒赌，一心做个好太太。她父母见她上道，欣喜万分。她终于成了他们想要她成为的那种人──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上海沦陷，杨耐梅与丈夫、女儿一起，移居香港。出人意料的是，1956年，杨耐梅和陈君景仳离，个中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但风流一世的杨耐梅，却因为婚姻的破裂，而没能完成脱胎换骨。幸福的背后，一地颓唐。

20世纪50年代，香港新华影业邀请几位老影星张织云、杨耐梅、吴素馨、林如心演《天堂美女》，企图推陈出新，东山再起。怎奈老美人几经离乱，早已风华不再，更讽刺的是，片子拍到一半，摄影棚起火，差点让几位老美人葬身火海。《天堂美女》过后，杨耐梅彻底告别电影，贫困潦倒。

一日，电影人沈寂和程步高在香港街头，转角处忽然走过来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老衣服，但是格式很高尚，好像是过去贵妇人穿的。这女人有些瘦，但气质很好。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象牙的咬嘴。女人一步一步走，走得很慢，却很有气派。沈寂问程步高这是谁，程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拿出10元钱来，走近的时候，便交给这个女人。那女人伸出手，拿过去，往口袋里一放，点一下头，也不笑，回头就走了，好像她应该拿的。她在行乞，理直气壮的，她是杨耐梅。即便是最落魄时，杨耐梅依然死守着一种姿态，一份精神，未曾跌坠。她的人生，终究落在一个“大”字上：她是大女人，大富大贵，大鸣大放，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然后，大彻大悟。她是民国影坛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总给人们大大的surprise。

杨耐梅人生最后的日子在台湾度过。女儿女婿得知她的窘境，接了她去台北。年老色衰四个字，让杨耐梅终于成为人生的弱者，她毕竟是靠身体搏未来的人。她后悔自己年轻时没为后来打算：“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做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就仿佛《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若早买几块地，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鲁迅先生曾说，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杨耐梅是堕落了，但是想回，却险些回不来。杨耐梅的一生，始终在抵抗，走出家庭，抵抗的是父亲，化身艳星，抵抗的是男权的社会，而被家庭抛弃，则是她无可奈何的失败。杨耐梅是欲望之花，娇艳、美丽，影影绰绰，男人们在脑海中幻想幻想，满足自己那点窥探欲，便回过头，继续做自己的好丈夫、好爸爸，哪还顾得上身后那朵被消费的花，在红尘里慢慢凋谢。

晚年的杨耐梅，干、瘦，穿着一件碎花短袖衫，像个旧时代的标本。她静静地坐着，表情沉静、淡然，沧海在胸，此生无憾。世事的波折，岁月的摧残，仿佛没有将她击败，她还是当年那个勇闯明星公司摄影棚的女孩，大气非凡。最特别是她那灼灼的一双眼，竟无疲惫，硬是把红尘看遍。

§§情戒·一个苍凉的手势“＠张织云”

张织云大概是中国影坛的第一个玉女明星了。她和王汉伦，走的都是悲旦路线，只是，王汉伦是忧伤的少妇，张织云却是忧伤的少女，年龄段不同。张织云清、秀，似弱柳扶风，短短的一张圆脸，有种孩子气的淳朴未凿。王汉伦却是一派成熟风韵。张织云的形象是弱的，弱到你不忍心同她大声说话。她是娇花一朵，将开未开，带着露水，惊现人间。她是东方弱女子，像一首婉约的宋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一张相片里，她包着蕾丝头巾，长发搭在胸前，穿着下摆是褶皱的连衣裙跷腿而坐，慵懒中带着点娇俏。她是民国影坛不可多得的萝莉型演员。最特别的是她的一双眼，眼皮看上去微微有些肿，好像含着一包泪，眼角下拉，三角似的，更惹人怜爱。

张织云，幸，也不幸。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总不忘帮你打开一扇窗。张织云本名张阿善，3岁时便失去母亲，是个标准的底层女孩。阿善这个本名十分潦草，毫无蕴藉，与出身大家庭的彭剑青（即王汉伦）比，缺少了一些底蕴。幼年时她就跟着养母到上海讨生活。张织云读书不多，初中没毕业就已然辍学，社交范围也窄，对人情世故并不谙熟，一切行动只是听从养母指示。她和养母的关系，关键词在于一个“养”字，她们多少像互助合作组，前面十几年，是养母养活张阿善，后面十几年，就该张阿善养活养母。养母的付出，从来不是无私的，不要回报的，就像是是马戏团的班主，养大了孩子，好，可以表演了。

张织云曾有过幸运。她的入行经历，可谓炒作学的经典范例。平心而论，张织云长得是有特色，但绝对不是第一眼就让人觉得惊艳的美人，但她的出道，却与外貌有关。1924年，顾肯夫等人创立大中华影片公司，登报招募演员，借用《申报》的邮箱作为收相片的地址。一时间应征者如过江之鲫，到截止日，竟然多达万张，但老板们都没看上。此时，有人反映，好的照片都被报馆的记者拿走了。在老板们的逼迫下，记者交出了10张照片，张织云的美照便位列其中。老板们大觉“奇货可居”，加以宣传炒作，张织云就这么进入了电影圈。1924年，张织云出演电影《人心》，顾肯夫导演，卜万苍摄影。她演一个因自由恋爱遭公公反对，但最终又被传统家庭接受的苦情女，由此崭露头角。1925年，她又出演《战功》，影后胡蝶那时刚出道，只能给张织云当配角。

1925年，张织云从大中华公司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她在电影界的华丽之旅。1925年，她演了《可怜的闺女》和《新人的家庭》，都堪称大制作。《新人的家庭》更是堪称当时最豪华的明星阵容，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黎明晖、郑小秋、张慧冲、傅文豪……最华丽的是，明星公司的四大花旦“王杨张宣”悉数出镜，轰动一时。1926年，张石川执导了他生平最重要的电影之一《空谷兰》，张织云一人分饰两角，与银幕情人朱飞联袂演出，其他大卡司都甘当她的配角，一举轰动上海滩。作为国片，《空谷兰》破天荒登陆著名的卡尔登大戏院首演，明星公司还煞费苦心，随票附赠各色图片以及厚达30页的手册，引逗观众追捧。张织云红透了。她首演的《空谷兰》也成为中国民族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影片，有人说，“谈早期电影，必谈《空谷兰》”，张石川对这部片子念念不忘，电影进入有声时代后，他再次翻拍《空谷兰》，请胡蝶主演。天一公司也翻拍过《空谷兰》，改名《纫珠》。进入四五十年代，香港也曾两度翻拍粤语版。

张织云很不幸。她有运气，却无城府，无算计，幼年缺失的教育和唯利是图的养母，让她的未来路坎坷不平。繁华时，她尽情享受全无打算；落寞时，她幡然醒悟，但天时地利都已经是“过期不候”，张织云自己又因放纵而毫无准备，只能黯然销魂。张织云和阮玲玉，都属于缺爱型的女子，终其一生，她们都在寻找一个家，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无法抵抗唐季珊曾经的“善意对待”。可是，在事业上，阮玲玉比张织云又要有天分且认真得多。阮玲玉和张织云，都曾在张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待过，后来也都“出走”，另谋高就。可是，阮玲玉的出走，是因为她在“明星”被雪藏，无片可拍，发展受阻，才不得已自投简历，跳槽去大中华百合，而后，联华成立，阮玲玉找到自我定位，就安安分分在联华拍片，没再换过东家。可张织云呢？由于自身的无主见和养母的鼠目寸光，在明星影片公司用《空谷兰》捧红张织云之后，张织云的养母竟因为酬劳和所谓“乡谊”，带着女儿出走民新公司，为后来张织云混迹欢场埋下祸根。张织云从影数年，却绝大多数时段都是养母的傀儡。在银幕前，她是众人追捧的大明星；脱掉戏服，卸掉美妆，她又成了养母的提线木偶。可是，她和养母的关系，又确实是割不断，离不开，她们之间有恨有争吵，但多少年下来，张织云或许也已经习惯事事听从养母的安排，试问，偌大的上海滩，除了身边这个母亲，她还能同谁说话，与谁相依呢？

张织云有两段感情，开始和失败，都与养母的不作为有些关系。张织云是一株梅花，原本自由生长，且歌且唱，可养母为了钱，硬是削削减减，铸就“病梅”。张织云入行的第一部片子《人心》，就是卜万苍担任的摄影师。后来，她转明星公司，卜万苍也一路随同，用精巧的摄影技术，避开张织云扁平面部的诸多死角，将张织云拍得美若仙子，星途平坦。张母见卜万苍是个有用之人，便放纵张织云和卜万苍自由恋爱，不久，两人在古拔路租屋同居，张母默许并无反对。1926年，张织云转入民新公司，主演电影《玉洁冰清》，卜万苍一路跟随，做该片导演。他们一个是胖乎乎的金童，一个是娇滴滴的玉女，如果长相厮守，长期合作下去，张织云在影坛的发展，稳扎稳打，想来不会差。可张织云变得很快，进入民新，拍完《玉洁冰清》，她便与卜万苍分手。一天，张织云从苏州拍片回上海，也不打招呼，便收拾细软，搬回养母家，两人关系彻底结束。张织云也自觉理亏，后来还免费拍一部《未婚妻》还卜万苍的感情债。来来去去，张母听之任之，什么幸福真谛，才不是她在意的重点，富贵荣华才是她所追求的。

张织云迷失在酒绿灯红。养母带她跳槽去民新影片公司后，两大老板都对她“照顾有加”。张织云拍《玉洁冰清》，黎民伟自告奋勇要当男主演，只为能与明眸善睐的女一号同台飙戏。另一位老板，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李应生，更是引荐他太太给张织云认识。从此，民新公司的老板娘李太太——周淑芬，便成了张织云混迹沪上上流交际圈的引路人。张织云红了，人见人爱，她成了一块活招牌，成为富人们的座上宾，一顿饭，有张织云在座，自然面子十足，“蓬荜生辉”。渐渐的，张织云的应酬多了，饭局满了。刚开始，周淑芬还邀请卜万苍同往，可到后来，干脆不请卜万苍了。谁会欢迎一个胖乎乎的摄影师？大家追慕的，是电影明星张织云。张织云穿上旗袍、高跟鞋，披上最美的披肩，戴上最摩登的饰品，一头在扎进夜上海的浮华里。

张织云成了交际花，与富商巨贾周旋，且眼界渐开，她明白了物质的好处，肆意沉迷，不出数月，

卜万苍的书生气，已经开始让她觉得厌烦。她不爱他了。追求她的人有的是。她体会着成名的乐趣，享受着男人的追逐，鲜花、美酒，舞厅的灯光，仿佛天罗地网，温柔地向她扑过来。张织云双臂一展，双眼一闭，尽情享受，无边夜色，便是她精美的鸭绒被。可是，张织云的尴尬在于：她过于简单的头脑、单薄的人生历练、贫瘠的知识储备，都使得她不可能成为像唐瑛、陆小曼那样的名媛。真正高明的交际花，必须懂得逢迎进退的尺度。人际关系，说白了不过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艺术，真正高明的交际花，是要能够常在河边走，却一直不湿鞋的。张织云显然做不到。她初下欲海便迷失了，她的身边，是走马灯似的男人，红唇软吻，曼舞微醺，张织云享受着，毁灭着。

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张织云遇到了唐季珊。茶业大王唐季珊，富贵、圆融和老练，像一道追光一下照亮了张织云内心微暗的角落。张织云是缺爱的，对待男人也经验不足，幼年时父亲的缺席，让她找不到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作为寻找另一半的榜样。唐季珊是懂得女人的，他更知道怎么利用女人的弱点。张织云要爱意，唐季珊立马送上蜜语甜言；张织云要关怀，唐季珊恨不得每天都去片场探班；张织云要虚荣，唐季珊立刻奉送贵重礼物，一掷千金；张织云要名气，唐季珊甚至不惜操纵选票，让她当上“电影皇后”。面对这样一个全能型的男人，张织云是无抵抗力的，她呼啦一下就陷进去了。她不管什么卜万苍的哀叹，也不管社会的舆论，她甚至可以为爱情放弃事业，毅然息影。为了爱情与虚荣，她不要名气，也不要名分，毅然同居，甘心做唐季珊金屋里的小鸟，不见天日，只是静坐家中，以为他就能给她一个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一年，她不过23岁。的确，一小段时间内，张织云成了“阔太太”，深居简出，偶尔的外出，不过是去永安先施这样的百货公司扫一扫新货。她以为自己可以无忧无虑过下去。

息影后的张织云，曾陪唐季珊去好莱坞推销茶叶。唐季珊同时期望张织云能在好莱坞有所发展，赚得大钱。可是，好莱坞并没有向这两位投机者敞开大门。唐季珊的茶叶卖不出去，美国人对茶叶的兴趣显然还不够高涨；张织云也没拍成电影，“中国上海电影皇后”的名头，未能蒙蔽美国人的判断力，张织云圆圆的脸，不甚立体的五官，都不符合西方人的期待。而且，张织云不但普通话欠奉，英语不通，在才艺方面，也没什么“稀奇”，顶多只能“琅然背诵琵琶诸曲”，根本比不过此前在好莱坞混的a

a？may？wang、olive？yang？等几个亚洲面孔。两人铩羽而归。

回到国内后，可能美国之行的失败让唐季珊对张织云大失所望，唐季珊对张织云逐渐厌倦。不久，张织云惊奇地发现，唐季珊在乡下早有妻子，她不幸做了“二太太”，而且唐季珊还恋上了影坛新贵阮玲玉，她已成为唐季珊丰富感情史里的明日黄花。张织云说：“归国后，我和季珊，很不幸的，彼此竟生了隔膜，第一次使我心理上受刺激的，是我知道他有了夫人。第二次使我受着刺激的，我知道他分心去爱在我以前他曾爱过的妓女‘花神老四’。第三次使我受刺激的，他又爱了在我以后的一爱人。”？电影《阮玲玉》里有一句台词说得讽刺，提及张织云，小舞女开口便说她“被唐季珊关在家里抽鸦片，唐却在外面泡妞”。1932年是张织云人生的滑铁卢，前面的种种，繁华也好，风光也罢，似乎都是为了衬托这一年的惨淡，她是天上一朵云，流着泪，直接掉进黄浦江去。唐季珊离开了她，影迷们几乎忘记了她，即便偶尔有人在杂志上提起她，也只能是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口吻。

一手捧红张织云的张石川曾说：“一个镜头前的演员，能照导演的指点，做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已经是挺不错的了，能做到百分之七十算是上驷之才。阮玲玉兰心蕙质，一点就透，能把导演想法做到九成以上，为影坛不经见的一朵奇葩。张织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初入影坛又仅谙粤语，指导她在开麦拉前表演，非常吃力，跟阮玲玉的演技来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她谦抑虚心，所以后来也成为一颗红星。”阮玲玉在自杀前，也还一直专注于电影。情感、事业、名誉为阮玲玉一生最为看重的。而张织云呢，有了点成就，就听信男人的话，“急流勇退”，放弃五年打拼的影坛位置，等受了骗，再回来时，影坛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与唐季珊，是种下孽缘，结出苦果。不过，只有她独自品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影坛，新秀冒起，老将复出，争得头破血流。1928年，胡蝶凭借明星公司为她量身定做的《火烧红莲寺》，烧得上海滩众多以演悲旦擅长的女星们七荤八素。与张织云同期的名旦们，纷纷各谋出路。王汉伦自组公司，拍了一部《女伶复仇记》海赚一笔后，息影开美容店去了。杨耐梅、宣景琳、黎明晖，也都纷纷“示弱”，等待新的时机。黎明晖因为有父亲黎锦晖的歌舞团做后盾，电影不拍，转身就回去演舞台剧，到了30年代，联华公司以一种清新的姿态雄霸上海影坛，黎明晖带着“明月社”的师妹们卷土重来，不但自己有戏拍，王人美、黎莉莉，甚至她继母徐来，都成为电影界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宣景琳，到了30年代也“老树开花”——她苦练国语，终于在有声片中再现辉煌，且戏路越来越广。

宣景琳、黎明晖的“复出”，让张织云看到了些许希望。她戒掉鸦片，恢复体型，苦练国语，想要东山再起。她找到明星公司的元老任矜苹，求他成全。任矜苹也认为张织云曾红成那样，再次复出应该不成问题，便找到张石川，请他为张织云谋划。张石川念及旧谊，愿助张织云一臂之力，为她“量身定做”粤语片《失恋》，张织云在片中演她自己，想靠贩卖隐私重新回到事业巅峰，怎奈沪上观众对粤语片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且全片灯光、对白都不足取，张织云终究没能咸鱼翻身。她离开影坛太久了，落伍的不是一点半点，台词、装扮、感觉，忽然全不对了。一代默片影后，自此一蹶不振。《失恋》过后，张织云也努力想要奋起，既去南洋演过歌舞片，也在欧阳予倩的《新桃花扇》里轧过一角，但都如微风掠过海面，引不起太大波澜。这是张织云最后一次复出，便是1953年与吴素馨、杨耐梅、粉菊花、林如心等人拍摄《天堂美女》，哪知拍到一半片场起火，几位过季金花自己差点没上了天堂。

张织云和阮玲玉有种奇异的缘分。她们都是广东人，都演悲伤的角色，喜欢过同一个男人，又都被同一个男人耍弄，而且她们又在自己事业最高峰时跌坠：一个隐退江湖，一个自杀魂断。阮玲玉与唐季珊初缠之时，张织云曾写万言书发到报纸上，谴责唐季珊，怎奈效果不大。她又通过私人电话对阮玲玉说：“唐季珊不可靠！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阮玲玉难得寻到“皈依”，怎肯放弃，对她不理不睬。阮玲玉死后，张织云惋叹：“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叨在同性，又曾同爱一人，张织云也在反省自己，只恨，为时晚矣。

张织云和胡蝶也有交集。张织云当红时，胡蝶不过是给她配戏的女孩。胡蝶与第一任丈夫林雪怀，就是在张织云家中认识的。那时候，张织云和胡蝶正在拍《战功》，卜万苍和张织云还在一起。后来，张织云为唐季珊抛弃，她也曾和胡蝶诉苦。胡蝶当时是明星公司的台柱，估计也少不了向张石川举荐张织云复出。只是，演员有意，观众无情。胡蝶和阮玲玉也是朋友，从张织云到阮玲玉，胡蝶吸取了不少教训，可她也有自己的磨难，这是后话。张织云后来到香港，胡蝶也在，有无联系不得而知。前后两个电影皇后，结局如此天差地别，令人叹惋。

与张织云分手后，卜万苍发展顺利，声名鹊起，继续做导演，拍过《湖边春梦》《挂名夫妻》，还有王汉伦自组公司投拍的《女伶复仇记》。联华影片公司成立后，他又顺利应征，与阮玲玉合作，拍摄《恋爱与义务》。卜万苍大概一直忘不了张织云，有趣的是，那部他和张织云的“分手片”《玉洁冰清》，后来竟被翻拍过两次，一次改为《渔家女》，周璇出演女一号，一次改为《渔歌》，林黛主演，唯一不变的阵容，是电影的导演——卜万苍先生。也许虐心的回忆，真的不妨一遍遍品尝，人生由此成长，也因此惆怅。张织云是卜万苍人生中一片窝心的云，来了，去了，了无痕迹。现在很难得看到的一张卜万苍和张织云的合影，画面中，卜万苍坐着，梳着大背头，笑容怯怯的，张织云对着他站着，穿着织锦旗袍，脚上是平底鞋，手中捏着一朵花。

抗战初期，出身贵胄的唐鲁孙，曾在天津巴黎大饭店碰见过张织云。曾经的影后，此时已是软红十丈，没有能力再度复出。她的养母已经去世，张织云在武汉混了一阵子，又转来天津，在鱼龙混杂神女遍地的大饭店里厮混。唐鲁孙见她可怜可叹，偷偷帮她付了一个月房钱。有人说，20世纪40年代，张织云嫁给了一个名叫张叔平的人。张叔平做过特工，参与过策反周佛海，，流亡香港，张织云随同。张叔平晚年经济拮据，张织云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太好过。再后来，有人发现张织云在香港街头行乞，悲苦万状。她于20世纪70年代死于香港，具体去世时间不详。

宣景琳是最认真的一个人。她的电影生涯，几乎是一个励志故事。看宣景琳的照片，即便是在最好的年纪，做最华丽的服装（拉风的巴洛克式的大高领），化最冶艳的妆容，她也还是有点“苦”味的。宣景琳的苦，不是苦咖啡的苦，苦咖啡的苦太清醒了，也有点洋气，苦中还有着享受。当然，她也不是黄连的苦，黄连是一苦到底，一下就能把人击垮的。宣景琳的苦，有点类似《红楼梦》里提及的苦瓠子，有种生活逼迫的意思。宣景琳的眼神常常流露出哀怨，嘴巴又有点瘪，所以后来格外适合演老太太的角色，也正因为此，她得了个“小老太婆”的“美誉”。

宣景琳是苏州人，出生在上海，家里很穷，姐妹四个，还有个哥哥，父亲是个送报工。宣景琳读过几年私塾，上过几年教会办的女校，但最终都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宣景琳幼年的苦，纯粹是生活的艰难。吃穿用度，家里那么多只手伸着，那么多张嘴张着，靠父亲和哥哥做活养活，自然艰辛。15岁时，宣景琳的生活发生“大地震”，母亲去世，随后父亲和哥哥也相继生病，无法支撑起一个家。放眼望去，家徒四壁，弄堂的天，又窄又小，宣景琳思来想去，还是把自己典给了四马路的妓院，堕入烟花。

也正因为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宣景琳始终是有些自卑的，与同期的明星公司三位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比，她多少有些赧颜，与和她同龄的电影皇后胡蝶比，更是差了一截。赤裸裸的过去，仿佛一道抹不去的红字，刻在宣景琳的心头。宣景琳说：“我一生中，永远忘不了最心痛的一件事，就是旧社会逼得我在少女时代堕入火坑。”宣景琳是谦和不触目的，上进的，踏踏实实追求生活的，因为她跌至过谷底，所以更加明白清爽日子的来之不易，她有种“找补”心态。因为曾经迷失，所以上岸后，也要“狠狠”地认真生活。她好好演戏，更好好做人。

宣景琳跟娱乐圈很有缘。她有个娘舅，曾在上海著名的“笑舞台”管账。宣景琳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看京戏和文明戏，并因此认识了郑正秋。8岁那年，她便跟郑正秋同台演戏。9岁时，她又跟邻居的戏班学习青衣，很快登台。15岁时她陪张石川的表妹经家大小姐去霞飞路试镜，被张石川看中，但因家庭的阻拦，没能进入演艺圈。1925年，在明星公司著名演员王吉亭的引荐下，宣景琳重返“明星”，拍《最后之良心》，成为明星的签约演员，每拍一部片子，能拿500块大洋，身价直逼头牌花旦王汉伦。紧接着，宣景琳参演了大制作《新人的家庭》，又演电影《小朋友》，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到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举办“电影皇后”选举，宣景琳位列前四名，成为明星影片公司麾下的“四大名旦”。

宣景琳入行并不容易。15岁被张石川看中，但却误入莽红尘，做了雏妓，直到18岁才重新找到机会，拍了人生第一部片子。因为舞台经验丰富，且领悟力强，宣景琳很快就在表演上实现突破，大红大紫。可是，即便在跻身“四大名旦”之后，她仍旧不是“自由之身”。拍完戏，黄包车拉着走，上海的弄堂路弯弯曲曲，又细又长，仿佛没有尽头。回到妓院，宣景琳的片酬一把被老鸨搜出并夺走。宣景琳要走，老鸨不许，还放出话说：想再出去拍电影，拿2000块大洋的赎身费来。声名远播的电影明星，居然还要受一个老鸨的威胁，中国早期女演员的来路可谓艰辛，幸好张石川找来明星公司五大股东，共同出钱把宣景琳给赎了出来，招致麾下，成为王牌。

宣景琳知道感恩，懂得珍惜。明星老板仗义，帮她赎身，宣景琳谨记心中，认真拍戏，未敢怠慢。她前前后后帮明星公司拍了40余部电影。在她的半自传式电影《上海一妇人》开拍后，宣景琳“固执”地与公司定下合约，以后自己每拍一部片，都要抽钱返给公司，作为她还给公司的“赎身费”。上海滩春色无边，也险象环生，宣景琳时刻保持警惕，即便是最红的时候，她也还是保持低调，做自己该做的事，演戏之外不再旁生枝节。她不像张织云，沉溺欲海，也不似胡蝶、阮玲玉，时不时绯闻上身，银幕前，她忽而悲苦，忽而冶艳，但银幕后，她就是淳淳朴朴一妇人。宣景琳够敬业，她明白演艺圈云诡波谲，不努力随时都会被淘汰，宣景琳从未像张织云一样，主动隐退，她需要工作，最当红时，她一天跑三个组，直接晕倒于片场。下午黄包车拉她回家，晚上小汽车又接她去片场，累得骨酥筋软，化妆都是躺着化的，但灯光一亮，她还是继续站起来拍。

宣景琳是民国影坛少有的常青树。她懂得蛰伏，认真又努力，所以即使风光再变，宣景琳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宣景琳是一株老树，冰雪来了，战火来了，风雨雷电来了，她静默无言，储存力量，等到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她总能够找到机会“老树开花”。1928年，胡蝶从天一影片公司跳槽到明星公司，拍《火烧红莲寺》，瞬间带起了影坛的武侠热。宣景琳尴尬了，她是以演家庭伦理片出名的，打打杀杀的武侠片，她并不适合。无奈之下，她只好和杨耐梅、王汉伦、黎明晖等“老影星”一起，急流勇退，以待来日。

1931年，明星公司准备开拍有声片《如此天堂》，本来想启用宣景琳，但有人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苏州人讲官话”，张石川因此换掉宣景琳，改用胡蝶。宣景琳大为气愤，回家苦练国语，准备“复仇”。1931年，天一公司找她和杨耐梅拍有声片《歌场春色》，宣景琳挥洒自如，大秀国语，轻松比下同台竞技的杨耐梅，强势回归，令人惊叹。要知道，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尴尬了不少女演员，广东籍的杨耐梅、张织云、阮玲玉都曾遭遇此劫。杨耐梅、张织云无戏可拍，阮玲玉靠着联华的无声片登顶默片皇后之位，但她不是没有危机感，在死前9个月，她还一直在苦练国语。相较之下，宣景琳的转型，就更显可贵。

宣景琳有气有节。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花重金请她去东京拍片，她立马宣布息影，退出影坛。1949年之后，风气大改，她才欣然复出，在中南海受接见，而后再接再厉，一口气拍了《家》《三八河边》《长虹号起义》《地下航线》等影片，完成“红色”转型。在民国上海的电影界，宣景琳是少有的几个有始有终的女演员。她演技精湛，可塑性强，什么角色都演得，交际花、苦情女、地下工作者，她都驾轻就熟。戏路宽广，也是她在各种环境下都有戏可演的重要原因。

宣景琳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出戏，一波三折，好似水袖舞起。宣景琳在烟花之地应酬时，认识了洋行买办家的王六公子，两人情投意合，悄生情愫，暗许今生。只是，宣景琳“上不了台面”的出身，很难让高门大户的王家同意这门婚事。宣景琳暗下决心，存钱赎身，再与王六双宿双飞。几年后，宣景琳投身影业，大红大紫。王六再次向家中表示，要迎娶宣景琳进门，王家不许，“明星”三巨头之一的郑正秋得知，亲自上门，为宣景琳“保媒”，这次结下亲缘。1925年，宣景琳出闺成大礼，与王六公子在国际饭店摆酒宴客，结为夫妇。哪知，婚后一年，随着宣景琳的走红，小报也开始对她有闲言碎语。王六作为名人家属，经受不住流言的考验，夫妻间隔阂日增月长，终至破裂，仿佛西天取经一样艰苦争取得来的爱情，终于抵不过流言的侵蚀和日常生活细碎的考验。1936年，宣景琳退出影坛，和上海著名的中医沈鸿来结婚，做起了贤妻良母。

宣景琳和胡蝶很有缘法。胡蝶进明星公司的时候，宣景琳已经是明星的著名演员，但是，胡蝶还是凭借《火烧红莲寺》一跃成为“明星”的一姐。宣景琳对胡蝶多少有些不服。1933年，明星开拍《姊妹花》，胡蝶是绝对女主角，一人分饰两角，风光无限。宣景琳对胡蝶，刚开始是不合作，情况的严重度基本属于“有我没她”、水火不容，但在郑正秋的劝说下，宣景琳还是演了，而且演了一个老妇人，就此打开戏路，开启了自己表演生涯的老妇时代，这着实不易。要知道，宣景琳和蝴蝶是同龄人，宣景琳出道还要早一些，而且又是“四大名旦”，要咽下这口气，甘当大绿叶，很需要一些胸怀。

宣景琳是清透的，包容的，她的世界总有一种和善气，这也是她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渡过难关的原因之一。在胸怀气度方面，胡蝶和宣景琳很像，她们都是“大女人”，因为经过风浪，所以淡定，所以坦然。胡蝶曾在回忆录里写：“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更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和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987年，宣景琳八十大寿，胡蝶也逢八十，她们一个上海，一个在温哥华，中间隔着一大片太平洋，晕染着往事与挂念。宣景琳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曾经的对手戏，如今的两岸情，时光带走的是青春，带来的是回忆，俱往矣，当年的争锋与携手，都变成时光沙漏里最有韵味的片段，温暖如昔。

宣景琳做人始终恪守一个准则：自食其力。她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总算安稳，靠自己的退休工资过活。宣景琳特别喜欢猫，晚来无事，她养了五只猫咪做伴，不算寂寥。宣景琳也有些“猫相”：细长丹凤眼，薄而小的嘴巴，略微有点翘起的鼻头。老话说，猫有九条命，纵观宣景琳一生，她又何尝不像一只九命猫，历经劫难，一命犹存。对宣景琳来说，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熬”，潮起时一跃而上，潮退时也不必暗自神伤，毕竟再红的红花，也有褪色的时候，再绿的绿叶，也有大放光彩的契机。

对待生活，宣景琳一丝不苟，生活也毫不吝惜地给予她馈赠。她一直活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亲历中国电影的默片、有声、彩色等好几个时代，眼见一代代演员、导演来来去去，沉沉浮浮，也曾在影坛这个光鲜又浑浊的地方，起起落落。她仿佛民国的舒淇。因为舒淇小姐，有所谓“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之说。宣景琳从烟花巷走出，但却似乎是民国女星中最正经最清洁的一位，如此的相反相成的奇景，是她做人的成功，也是命运的微微戏谑与反讽。

§§起落·柔软的力量“＠胡蝶”

在民国电影女明星里，胡蝶并不是条件最出色的。论容貌，她称不上是绝色，顶多算是有特色，一张鹅蛋脸，一双吊梢眼，还有就是那个令人过目不忘的酒窝。胡蝶拍照，永远是抿着嘴微笑，唇线化得像一只寿桃的尖，弥补嘴唇略大的缺陷，她的一双眼睛通常是微微朝上看，迷离的，慑人的。与在她之前走红的殷明珠、王汉伦比，胡蝶少了一些摩登味道；与张织云、阮玲玉比，胡蝶又少了那么点东方的韵味；用现在的眼光看，胡蝶五官嘴巴太大，不够精致，化妆之后，更像是从月份牌上走下来的美女，缺少了那么点“永恒”之女神的神采；而论演技，《姊妹花》里的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纵然是已经“炉火纯青”，但这“纯青”，还是能看出痕迹，跟阮玲玉比，又少了几分天赋。

可就是这么一个各方面条件算不上最优的胡蝶，成了民国女明星里艳压群芳的人，她一人独得三次“电影皇后”桂冠。每次大的电影变革，她都能“亦步亦趋”，紧跟潮流，并且一跃而上，成为风头最劲的人物。无声片时代，胡蝶从天一公司转会明星公司，无论古装片，还是现代片，她都有代表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声片朝有声片大转变，胡蝶又首演《歌女红牡丹》，占尽先机。待左翼风潮涌起，胡蝶又演《狂流》等影片，一跃成为拍左翼电影最多的女演员。

在电影界，胡蝶是左右逢源的。但要知道，民国的电影界，并不平静，胡蝶红到发紫，自然更是“众矢之的”，人人都盯着看着。别说后来戴笠对她的“软禁”，就是此前的离婚，与张学良跳舞的传闻，就足以把任何一个女明星击垮。这种例子很多。情感上的困扰和众人的口水，便把一个阮玲玉葬送。胡蝶遭受的风浪更大，情况更复杂，处境更危险，但红遍半边天的胡蝶小姐，却总是能够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迎来生命的新天地。她好似一竿绿竹，风来雨去，总能自动调整姿态，随风雨飘摇，却不失去内在的力量，最终实现反弹，笑傲人生。胡蝶贵在有自持力，她不惹事，也不怕事，她更圆融，不走极端，低调而谦和。在民国那么多女星里，胡蝶最具有大姐大气质，她是花中的牡丹，既诱惑又端庄。

与阮玲玉、张织云等人不同，胡蝶有个幸福、平静的童年。胡蝶原名胡瑞华，乳名宝娟，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上海的弄堂，喧嚣、吵嚷、拥挤，又是切切实实的人间。即便后来走南闯北过完童年，胡蝶还是有大城市小弄堂女孩的亲和力。胡家是广东鹤山人，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在鹤山定居了几百年。但到了胡蝶的父亲胡少贡这一代，胡家忽然有了个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机会——胡少贡的姐姐，也就是胡蝶的姑母，嫁给了段祺瑞政府总理唐绍仪的弟弟。胡蝶的姑母住在上海，胡少贡也跟着沾到了好处，举家北上，来到了上海。而后，他在京奉铁路谋了一个总稽查的职务，一家人则跟着辗转北上，住过不少地方，渐渐开阔了胡蝶的眼界。

与许多打出家庭的早期女演员相比，胡蝶的家庭和早年生活，完全是圆融和煦的，推开窗户就能见到日光，家庭是她的避风港，也是她情感和成长的乐园，家庭和父母，对她来说，绝不是“反封建”的革命对象，而是携手共同成长的领路人。胡蝶的家庭是标准的小富之家，谈不上万事不求人，但终究也算饱暖，中产家庭的出身，赋予胡蝶一种平易谦和的性格。胡蝶的父亲胡少贡，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有幽默感。再大的事在他那里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父亲的这种性格影响了胡蝶。从某些层面看，胡蝶的性格里是有些男性化的因素的。她少了几分小女子的扭捏，而多了几分男子的干练和决断。而她的母亲虽然读书不多，却也教会胡蝶“尽责”二字的重要性，她让胡蝶凡事退一步，不要抢先。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胡蝶始终能抓住那个微妙的距离，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点头微笑，认真聆听。她尊重别人，更尊重上级，但内心深处，她总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和判断。胡蝶是一个非常东方化的女人，这里说的“东方化”，并不单单指她的长相，而更是性格做派，据说胡蝶幼时不肯吃饭，胡少贡就买来绘有历史人物故事的瓷盘瓷碗，一边哄胡蝶吃饭，一边给她讲故事。传统的那点人情世故，忠孝节义，打小起胡蝶便熟知于心，直接影响了她世界观的形成。胡蝶是知黑知白，知进知退，走得了羊肠小路，辨得清大是大非。她对人宽厚，对己严格，所以在众多的女明星里格外经得起时代大潮的考验。每到几乎不能支撑的关头，胡蝶总是退一步，口问心，心问口，又能坚强地生活下去了。

胡瑞华有主见。她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16岁时，她看到王汉伦演的《孤儿救祖记》，有心闯荡影海，便毅然梳了s头，打扮成少妇模样，去投考上海中华电影学校，并且给自己起定了“胡蝶”这个艺名。中华电影学校还只能算是个短期的培训班。不过，这个培训班显然是胡蝶进入影海的踏板。从电影学校毕业，胡蝶就凭借老师陈寿荫的关系，在大中华影片公司的第二

部大片《战功》里，参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时候，她还只是给悲剧女王张织云配戏，且没有经验，常闹出笑话。最典型一例是，张织云在片中戴眼镜的，但怕拍摄时镜头反光，所以眼镜只有镜框，没有镜片。电影中有一出戏，是胡蝶帮张织云擦眼泪，胡蝶想也不想，拿起手绢直接就从镜框里擦过去了。结果，导演大喊ng。

不过，胡蝶的进步到底不慢，小试牛刀之后，胡蝶便在同学徐琴芳的介绍下，在友联公司的时装悲剧《秋扇怨》中演到女主角。1926年，胡蝶接受邵醉翁的邀请，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基本演员，仅当年，就一口气拍了7部电影，且部部是主角，成为天一当仁不让的一姐。1927年，她再接再厉，又主演了8部片子。如此大规模的出镜，虽然因为片子质量所限，没能够大红大紫，但她到底凭借高产量和高曝光率，在影坛小圈子内和观众那里，混了个眼熟。

天一公司追求影片产量，质量自然就不能保证，很多演员对天一公司深恶痛绝，认为不到迫不得已，都不会去天一。可胡蝶却说，“（天一）他的多产以及对电影市场的竞争，使公司须得扩展，须得罗致更多的人才，给电影从业人员以更多的磨炼演技以及各方面技能的机会，这一点功劳似不应抹杀。出身天一的，除我之外，尚有蔡楚生、沈西苓、许幸之、史东山、苏怡、高占非、孙敏等人。固然他们的成名是离开天一之后，但天一却曾提供给他们工作磨炼的场所。”这就是胡蝶看问题的方式，她总是看到问题的两面。天一的大剂量训练，的确给胡蝶良好的锻炼，为她以后的演技大爆发打下了基础。

1927年，天一公司改组，胡蝶得以离开天一。1928年，胡蝶与林雪怀大婚，明星公司三大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一齐现身，给足面子，热捧场子，第二天，胡蝶从天一跳入明星，华丽转身，开启自己事业的又一扇大门。从大中华到友联，到天一，再到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胡蝶影坛之路，走得顺风顺水，稳稳当当。胡蝶在不红的时候，没有因为角色不好，或者因为辛苦闹脾气。她的目的很明确，她就是来拍片子的，因此，她尊重导演，认真演戏，无怨无悔，而一旦有机会往上走，也不放过机会。刚进影坛时，胡蝶只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认真地打着自己的茧，苦磨苦练，她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毅然决然，破茧成蝶。明星公司之于胡蝶，是一个耀眼的造星工厂，它为胡蝶提供了一个高飞的平台，18集连拍的《火烧红莲寺》，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乃至于后来的左翼电影，胡蝶总是能够在明星的力捧下，立于时代潮头不败之地。而胡蝶享有盛名之后，也几次凭借自己的超高人气和精湛演技，挽救濒临倒闭的明星公司。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演《姊妹花》，连映60天，创造了票房神话。而明星公司也乐得在幕前幕后，塑造胡蝶优质的偶像形象，融合传统与现代，在市民观众的可接受范围内，将其捧成一代巨星。

胡蝶在明星公司做了这么久，影坛起起落落，明星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演员，唯独她稳坐一姐宝座，这固然与她的演技和名气有关，但也少不了胡蝶平日里的点滴修行。胡蝶刚进明星公司的时候，阮玲玉也在，她们合作拍摄了《白云塔》，这也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作。阮玲玉性格太硬，得罪了张石川，结果被公司雪藏，最糟糕的时候半年都没进过一次摄影棚。而胡蝶则不，她显然更会做人，她是电影圈的宝钗，在大小人际关系上都很留意，愿意拜“众人为师”，愿意和同人们合作。张石川是个暴脾气，动辄大骂，演员们都怕他，但他唯独没骂过胡蝶，其中奥妙，只能归结于胡蝶的听话和善解人意。

胡蝶的大气，往往不在于她有多少能耐，面对事情有多大的手腕，而在于她的冷静与淡然。很多在别人看来天大的事，放到胡蝶这里，全都“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统统消解。胡蝶不比阮玲玉幸运，她的第一段婚姻同样糟糕，恋爱时一个样，结婚后又一个样。认识广东同乡林雪怀的时候，胡蝶是初出茅庐的小演员，他们在友联公司演《秋扇怨》，一个演女主角，一个演男主角。胡蝶初入影坛没有经验，戏假情真，与林雪怀郎才女貌，很快结下恋情。林雪怀在影坛并没有坚持下来，胡蝶日渐走红的时候，他投身商海，做得不很成功，最后还是胡蝶安排他到自己公司就职，靠胡蝶给钱度日。作为男人，林雪怀心里承受不了女高男低的处境，两人的分裂，误会上叠着地位的不匹配，几乎成为定局。从1927年春天订婚，到1930年底胡蝶聘请律师解除两人婚约，林雪怀和胡蝶走过了三年多失衡的婚姻。胡蝶渐成巨星，林雪怀却还是个小角色，即使胡蝶愿意俯就，林雪怀也无法收起他那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心。

1931年，胡蝶和林雪怀的一场官司打得全城皆知，从法庭到小报，口水满天飞。胡蝶的压力，不比后来的阮玲玉小多少，而她却继续努力工作，一点不敢松懈。胡蝶知道，她的荣耀是电影带给她的，她若失败，也不应该是因为婚姻的失败而失败，而大抵是因为在事业上的疏忽。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胡蝶越是在事业上认真。1931年秋天，张石川带着御用女主角胡蝶和摄制组，从上海北上北平取外景，拍摄《自由之花》《啼笑姻缘》《落霞孤鹜》三部片子。胡蝶演得好，也重游了北平，见了张恨水、梅兰芳，收获颇丰。可等到摄制组两月后回到上海，不但遭遇了《啼笑姻缘》双包案的尴尬情形，还无端端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头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欢歌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胡蝶傻眼了，她想不到日本特务竟然想出这么个法子抹黑自己。这个谣言牵涉民族国家，牵涉整个东北的沦陷，其分量之重，能把人活活压死，可谓软刀子杀人。胡蝶背不起这个红颜祸水的误国恶名，尽管她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在那之前，义愤的国人还是被煽动了情绪，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耐不住，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打油诗两首，开头便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此诗一刊出，舆论甚嚣尘上，胡蝶和明星公司不再沉默，发表严正声明。但这个谣言，却始终伴随着胡蝶，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晚年胡蝶写回忆录，提及此事，还特别说明：“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据说张学良也曾于1933年跟朋友说：胡蝶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连她在银幕上的影子我也没见过。跳舞一事，基本算是冤案无疑。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要换成阮玲玉，恐怕早已经不能承受，但胡蝶却依旧退一步行事，硬生生挺过来了。胡蝶说，跳舞风波，是“我生命史上最感到悲愤的一页”。风雨如晦，胡蝶暗自端然，只等那雨过天晴的一日。她知道，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她需要蛰伏，等待——等待命运之神慢慢转变，等待机会到来。胡蝶有自己的一套乐观哲学：“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果不其然，离婚案件和

跳舞风波过后，胡蝶遇到潘有声，收获了又一段爱情，1933年她又在《明星日报》选电影皇后的评比中摘夺后冠，风头无两。大小媒体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写胡蝶。但胡蝶已经释然。身为名人，特别是电影界的名人，她知道，对于新闻报道，抗拒是没有用的，她能做的，是接受，然后借力用力，平步青云。1935年，胡蝶从国外访问回来，与潘有声走入婚姻殿堂。11月23日，两人在百乐门举办婚礼。婚房在法租界爱威斯路495弄9号，是一幢黄色的小洋楼。胡蝶迎来了人生的暖春。

胡蝶的沉稳与干练，不仅在1931年得到展现，日后的人生舞台，大风大浪，她更是在悬崖舞蹈，每每化险为夷。胡蝶处世谦和，但有力，该模糊的模糊，不该含糊的，绝不含糊。抗战时期，胡蝶曾移居香港九龙塘，很少出街。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找到胡蝶，送“良民证”，送“食品配给卡”，还约胡蝶参加日军饭局。胡蝶一忍再忍。终于有一天，她决定破釜沉舟，化妆成贫家女，和潘有声一起，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逃到了广东韶关。五天之后，著名影星胡蝶北上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蒋介石高兴地派出飞机，把胡蝶一家接到重庆，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新闻。胡蝶的果敢，让她绝处逢生。她与人为善，同时，牢牢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虽然苦痛几许，但却自在。胡蝶刚入电影圈的时候，给自己取艺名，最初想到的是“胡琴”，但转而又觉被人拉来拉去到底不好，遂改名为“胡蝶”，与“蝴蝶”同音不同字，但其中寓意，也似“蝴蝶”，自由自在，飞来飞去。

胡蝶的人生，成就在一个忍字上。拍戏的时候，她忍；离婚的时候，她忍；遭到谣言袭击时，她依旧忍；从香港逃到重庆，丢了30箱的金银细软，胡蝶还是选择忍。她那30只丢失的箱子，像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她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孽缘。胡蝶找到戴笠，问他能不能帮忙找到那些箱子，事关重大，那是她从艺多年存下来的戏服和细软。戴笠笑笑，表示没问题。他让胡蝶开了一张丢失物品的清单，动用手下在上海遍寻，找不到就买，然后一起拿给胡蝶，这算完璧归赵。胡蝶深感戴笠之“恩”，但也觉察到了危险。很快，她的丈夫潘有声被抓，理由是私藏军火。这显然是戴笠的又一个把戏，胡蝶只好被“请君入瓮”，再次去请戴笠帮忙。潘有声出狱了，但他不能和胡蝶相守，他被戴笠一纸调令打发到云南去了。1933年，胡蝶演过一部片子叫《脂粉市场》，是说一个女员工翠芬，反抗自己老板的潜规则，那是戏如人生。如今人生如戏，胡蝶却要反抗特务头子戴笠。怎么反抗？自杀么？她还有家人要保护。胡蝶想一想，还是选择“顺其自然”。

戴笠把胡蝶软禁在重庆，据说有好几处秘密地点。一向追求自由自在的胡蝶，终于逃不过权力的牢笼。戴笠一直迷恋胡蝶，还没得到权势之前，他就是胡蝶的影迷。如今，他已从一个普通青年奋斗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物，夺得心中女神相伴，自然各种伺候，不愿怠慢。胡蝶要吃热带水果，戴笠立刻派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好穿，戴笠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鞋子；胡蝶嫌房子采光不好，戴笠立马让人在神仙洞建一所新宅。然而，囚禁的生活并不快乐，三年，胡蝶又是个忍。抗战结束后，戴笠把胡蝶带回上海，想要跟她做长久的夫妻。戴笠找来杜月笙，拜托他去找潘有声，签个离婚协议。杜月笙照做了。但没想到，1946年春天，戴笠因飞机失事葬身于南京西郊的戴山。胡蝶用忍耐等到了机会，1946年的春天，她重获自由。她心中的感受，或许是又惊又喜又茫然。就像做了一场繁华的噩梦，破晓时分，大梦初醒，胡蝶惊出一身冷汗。自由，是她一直想要的；家庭，是她一直要保护的，但戴笠毕竟对她也不算坏，他只是霸道、不讲理。他的爱，她不能接受，但他的结局，也未免太出人意料。

胡蝶回到了上海，回归了家庭，但影坛，却早已经不是她的影坛。她无法面对小报的流言，无法面对左翼的朋友，无法面对滔滔的人言。胡蝶再一次选择忍。她和丈夫带着一双儿女再次避难香港，用时间冲淡一切。对与戴笠同居的事，胡蝶自知说不清，便索性不说，任由世人口水纷扰，她独自保留真实版本。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提及这段，胡蝶依旧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要紧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和戴笠的故事是一锅粥，混沌难解，扑朔迷离，戴笠一死，只有女主人公自己知道其中配料，历史的解释权尽在己手。胡蝶完全有资本旧账重翻，对戴笠一番控诉。但她没有。这正是胡蝶的聪明之处。她知道，缄默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往事如烟，让过去的过去，让到来的到来。胡蝶总是向前看，至于纷扰的过去，不可控制，任其自然。

胡蝶和潘有声的婚姻，简单，、甜蜜、波折，有始有终。在离婚案和跳舞事件爆发之时，她遇到了潘有声。胡蝶的头脑是清醒的。她没找光鲜亮丽的同样，没找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而是从感情出发，找了平实可靠身材健壮的商人。她没有被自己的明星光环迷惑，她知道自己的不平凡，但她也深知自己的平凡。走出家庭，她是万人追捧的电影明星；走进家庭，她只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妻子，柴米油盐，细细碎碎，生儿育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胡蝶从一个温暖的家庭走出来，理所当然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她做影星赚钱后，一家老小，也曾都靠她一人养活。在婚姻中，胡蝶对于男人，不是靠，而是帮。她不是依人的小鸟，攀援的藤蔓，她更独立，男人给她牢笼，她立刻反击，男人对她温柔，她细心考验，然后立下承诺，不离不弃。阮玲玉一生碰到三个男人，一个是不懂得什么是感情的小开，一个是玩弄感情的老手，一个是不敢面对感情的怯弱者，她的感情，从来没能找到对接的出口。相比之下，胡蝶则清醒得多。她知道，她需要找一个“木”一点的人。潘有声出现得正是时候。

抗战爆发前，潘有声是上海德兴洋行的总经理，做过茶叶生意，抗战结束后，潘胡移居香港，胡蝶对丈夫的生意也多有帮扶。这其间，两人婚姻之中，戴笠半路杀出来，赶走潘有声，幽禁胡蝶，三年之久。但胡蝶夫妇，还是靠一个“熬”字，苦尽甘来。胡蝶与潘有声的婚姻，因为波折而格外不行，时代巨变，风雨琳琅，个人的能力是那么微小，一不小心，就要颠仆在人海，但他们的婚姻，却因为坚持而幸福。这种幸福，绝对不是生就来的，老天爷白赐予的，而纯粹是靠自己的修炼，九九八十一难一道一道克服难关得来的。1952年，潘有声在香港去世，胡蝶悲痛欲绝，但她依然好好生活，并于1959年重返大银幕，主演《街童》和《两代女性》。1960年，她主演的《后门》获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而后，胡蝶再度退出影坛，在台北过了十年平静日子。儿女成家，子孙满堂，胡蝶忙于义卖会、国剧演出、影剧协会事务，她总能找到事做，不耽误任何人，活出自己的人生。

胡蝶演了很多片子，但现在一下就让人们记起的着实不多。许多人张口就能说得出阮玲玉的《神女》、周璇的《马路天使》，却猛然间说不出胡蝶演了什么片。胡蝶演电影只那十年，而后几十年，才是她人生真正的大戏。逃难、幽禁、经商、复出，胡蝶从大江到大海，顺流而下，遇到困难，她就那么口问心，心问口，仿佛熨斗，来回几下便捋顺了烦扰的心事。胡蝶是大女人，有能力，有担当，有运气，有胸怀，她的历史，她自己书写，外界口水无数，但她却牢牢把握最终解释权。胡蝶一生谜团无数，但她大多缄口不言，让历史回归历史，安安稳稳。据说，胡蝶在大陆还有个私生女儿胡友松。1966年，27岁的胡友松，嫁给了76岁、回大陆探访的李宗仁，写就另一段传奇。如有真有这段母女缘分，远在海峡另一端的胡蝶听闻此事，想必也是感慨良多。

晚年的胡蝶移居温哥华，坐享天伦。她洗尽铅华，叫回胡宝娟，立志过一种简简单单的生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温哥华城像一个摊开的右手，静静地伸向太平洋，胡蝶住在高高的大厦上，远眺着东方，大洋的彼岸，就是上海，她眷念，但也知足。不过，即便在“隐居”的日子里，也还有人认得出胡蝶。某日她出街乘车，一位老太太故意在她身边落座，是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庞，是谁，又想不起。那老太太笑说：“你不会认识我的，我是当年仰慕你的影迷。我从你的眼神里认出了你，跟你上了车。其实我回家是该坐相反的路线的。”曾经沧海，而今云淡风轻，最繁华时有人知晓理所当然，未必认真去珍惜，而繁华落尽后，仍有记得，实得感恩。胡蝶的晚年，博大、自得，阔朗得仿佛温哥华的海——平静的表面，谁又知海面以下的汹涌？1989年，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去世。据说，她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在民国众多女演员中，像蝴蝶这样善始善终的到底不多，她用薄薄的翅膀，卓越的努力，跃过了一个个险峻的山头，飞过了沧海，飞出了一段华丽又凄迷的传奇。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圈，能跟明星影片公司抗衡的，大概只有天一影片公司了。？邵氏兄弟创办电影公司的时候，野心很大，要做就做最好，就要做天下第一，所以取名为“天一”。“明星”是端正的，豪气的，主流的，从《孤儿救祖记》开始，他们就是沪上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一呼百应。他们有最牛的导演张石石川，最棒的编剧郑正秋，还一手捧出四大名旦，风华绝代上海滩，影片上映，每每轰动。明星是上海电影届的主流，以一种端正之姿，号令群雄。天一不一样。天一野心虽大，但它不和明星硬碰硬，他们懂得分流观众，追求数量，而非质量，他们绕开主流，避其锋芒，另辟蹊径，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他们做的电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乡土货，和明星的大片比，天一的制作很有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明星拍通俗言情片，天一就拍古装历史片。天一没有郑正秋这样的王牌编剧，便大胆地从中国传统故事里挖掘题材，硬是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天一公司的旨归落在一个“旧”字上，旧伦理，旧道德，发扬中华文明。天一公司是打不死的小强，天一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曾经联合其他五家电影公司，在发行上对天一进行“六合围剿”，可天一却南下香港、南洋，走乡窜镇，硬是开拓了自己的发行网。海外华侨喜欢天一出品的中国味浓的片子，那里面包含着一种乡情。南洋的发行网络，在抗战开始后，救了天一一命。当其他电影公司因战争或毁或迁，终至破败的时候，天一却能凭借南洋的市场，一脉相承。邵逸夫的影视帝国，就是在天一的基础上传承下来的。

“天一”公司是个标准的家族企业。大哥邵醉翁在商场上是个铁腕人物。其父邵玉轩在上海开颜料行，名气很大，且同情孙中山的革命，去世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都为他题词，给足面子。邵醉翁作为长子，理所当然地接过父亲的摊子，一心从商，在做娱乐业之前，他做过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还开过银行，都小有成果，但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后来，上海笑舞台的老板因欠邵玉轩的债，便把笑舞台抵押给了邵家。邵醉翁理所当然接手，张石川做前台经理，郑正秋做后台经理，一起经营文明戏生意。1922年，张石川和郑正秋创办明星公司，拍新片，在上海滩大红大紫。邵醉翁深受刺激，他大概不愿相信昔日在自己手下做事的两个人，居然一夜反超，叱咤风云。

邵醉翁之所以“不怕”明星公司，也多少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和张石川、郑正秋，可以说是一同打拼过娱乐界的朋友，但现在，张郑双双跳槽，立起炉灶，邵醉翁一赌气，拉来自家兄弟，决定大干一场。邵醉翁给弟兄们都改了名字，隐去代表辈分的“仁”字，而从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找灵感，分别取名为醉翁、邨人、山客、逸夫，很有些田园暖色，也多了些武林高手的意味。

“天一”公司的运作模式和“艺术追求”，让许多演员十分诟病。有人甚至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加入天一。天一的运作风格便是今日香港vb的源头，简朴、高效，市场优先，不冒险，对员工不无压榨。导演李萍倩说：“我出了大中华又为什么重入天一？这也许是面包问题吧！可是重入天一的我，却改变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样勇敢了。换一句说，就是为吃饭而艺术。”天一曾经绝对的台柱，一年拍十几部片子的胡蝶，则中肯地说，天一虽然残酷，却是磨炼演技的好地方，许多人是从天一出来的，蔡楚生、沈西苓、许幸之、史东山……他们成名都在离开天一之后，在天一的日子是一个艰苦的量变积累，无自我的，筋疲力尽的，慢缝慢补，终于破茧成蝶。

从天一崛起的女明星不多，即便有一两部卖座的，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女演员常常在天一待不住。谈艺术在天一是奢侈。天一的艺术，如果有的话，也是在商业娱乐基础上艺术，是仓促的，灵光一现的，偶一为之的。加之天一拍类型片，片中角色比较类型化，演技上要求不高，所以在培养女星方面，也似乎缺少那么点动力和竞争力。胡蝶在友联拍完《秋扇怨》，转入天一成为一姐，一年8部电影，7部都是她主演，紧赶慢赶，风风火火，但人还是半紫不红。转入明星公司后，张石川为她量身定做《火烧红莲寺》，一把武侠风烧得满城风靡。邵醉翁不是没有发现明星的眼光，在上海新舞台，戏曲新秀袁美云，就是被邵醉翁发现后硬拉近天一拍片子的。可袁美云真正的代表作，却是在艺华，在中联，在华影。

天一有一种强大的同化的力量，无论多么个性的演员，放入天一的框子里，都变成一个味儿，武侠的，古旧的，忠孝节义的，天一是个加工厂。很难想象，在天一演《小女伶》的袁美云，到了艺华，居然演出了《化身姑娘》这样前卫的片子。时尚在变，风格永存，天一的武侠片风格，一直延续到香港邵氏影业时期，女演员想要在天一红成个性明星，很难。但这并不是说，天一不捧女明星。电影行业是个造星的行业，而女明星，又往往是一个公司的“面子工程”。1933年的电影皇后评选，其实不过是电影公司实力的比拼。胡蝶、陈玉梅和阮玲玉只是打前阵的先锋，她们背后站着的，则是明星、天一和联华三大公司。只不过，天一公司捧人，要比其他两家公司更加特别。天一始终强调一个“忠”字。忠不忠心，是天一的老板最看重的。这种捧人的方略，或多或少影响到如今的香港电视圈，vb捧视帝视后，也往往最看重忠心，女演员的个人能力、魅力反倒在其次。

当年天一公司成立，拍的第一部片子《立地成佛》，主演是吴素馨。而后，吴素馨主演《白蛇传》《梁祝痛史》等影片，成为20世纪20年代知名的“打女”。胡蝶加入天一后，两人均为天一台柱。因此，完全可以说吴素馨是天一公司元老级的女演员。胡蝶被明星挖走之后，吴素馨顺势上位，成为受重用的一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1928年胡蝶离开天一后，吴素馨却很少在天一公司参演，即使偶尔出现，也是b咖，演不到重要角色。最终她只好出走。相反，后起之秀陈玉梅，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力捧。力捧一人，在天一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而陈玉梅，也终于在1934年，继胡蝶之后，成为电影皇后。她也终身留在了天一。其明星姿态与生存之道，折射出的女演员同电影公司的微妙关系，颇值得玩味。

与转会的胡蝶和打女吴素馨不同。陈玉梅几乎是天一公司的“发小”——她个人的成长史，与天一的成长史，几乎是同步的，他们同生同长，同气连枝，同进同退，知根知底得好像自家人。天一是一片绿海，陈玉梅就是绿海中孕育出来的花。一个“乖”字，让陈玉梅在天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陈玉梅15岁进邵氏笑舞台训练班。1926年，她开始在《唐伯虎点秋香》里演秋香，初现影坛。1927年，陈玉梅在邵氏的安排下，出演《铁扇公主》《大侠白毛腿》《夜光珠》等电影***演配角，给胡蝶和吴素馨搭戏。到了1927年，天一与南洋的青年影片公司分解，邵醉翁调整公司结构，合同效力不再，张石川趁机挖走胡蝶，天一面临着捧谁做一姐的问题。就听话程度来说，稳重忠心的陈玉梅似乎更符合邵老板的心意。天一是家族企业，自然也有家族企业的弊病，那就是：除了自家人，对谁都不是十分信任。胡蝶的出走，已经让邵醉翁感觉到了人才流失的惊悚。他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

在利益驱使的娱乐圈，女星们为了酬劳出走在所难免，早起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后起的胡蝶、阮玲玉，谁不曾为钱跟公司起过不愉快。捧女星的尴尬在于，不捧，在观众群里没有号召力；捧了，万一红了，免不了会有“客大欺店”的困扰。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邵氏为了两全其美，再出奇招，想出了一个张石川想不出也做不到的办法：邵醉翁迎娶陈玉梅做二太太。两家变成一家，陈玉梅升格为邵氏的老板娘，自然只能为邵氏拍片，不会转投别家，而且，陈玉梅成了老板娘之后，酬劳问题也迎刃而解，总之都是落在自家钱袋。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事实证明，邵醉翁的眼光是不错的。名气和容貌，固然是邵老大娶陈玉梅的重要原因，但陈玉梅温婉大气的性格，也是她入主邵氏的要素。阮玲玉是刀光剑影，胡蝶是太极推手，陈玉梅则是扎实的马步。陈玉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稳。陈玉梅的童年简单平静，她不需要从婚姻里攫取太多的爱，来补偿早年的不如意。婚姻对她来说，是个堡垒，有点互助合作组的意思，她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丈夫闹个没休。她是能忍辱负重，过长久日子的女人。对于感情生活，她更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娱乐圈雨大风急，她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

陈玉梅总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她够稳。她演电影稳，做人稳，做太太也很稳。1928年到1934年是陈玉梅电影生涯的黄金期，短短五六年，拍足30余部，演技得到很好的磨炼。1934年，上海《影戏生活》报社举办电影皇后选举，邵醉翁远程操控“买榜”，仅仅一天，陈玉梅的选票就狂增两万多张，最终，陈玉梅以30322张选票当选电影皇后，成为继张织云、胡蝶之后的“电影皇后”第三人。风光过后，陈玉梅急流勇退，淡出影坛，专心家庭。在为人处世上，陈玉梅也很懂进退。在天一拍片的早期，陈玉梅很少因为片酬而与公司发生摩擦。成为邵醉翁的二太太后，陈玉梅待人就更加大气、持重。她经常邀请其他不同公司的女星来家里做客，合影留念。陈玉梅像一身低调又华丽的旗袍，靠一种静气压住场面。相比阮玲玉和胡蝶在私人生活上的“绯闻”和“丑闻”，陈玉梅是健康的、平淡的、积极向上的，陈玉梅的情感史很简单，说得出来的也仅有邵醉翁一人。

而天一的老板邵醉翁，在宣传陈玉梅上，也是很有策略的。相比于联华的阮玲玉、明星的胡蝶，天一的陈玉梅搏版面没那么厉害，但她却在天一的运作下，细水长流，凡出现在媒体，大多是正面形象，一点一滴累积起观众对于她的认知。这种造星模式，直至今日仍为不少影视公司使用。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电影公司不厌其烦，终于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健康女星的“刻板印象”。邵醉翁自办公司，开拍古装片，能省就省。陈玉梅拍戏，邵醉翁舍不得次次做新戏服，陈玉梅只好着旧衣上阵。再加上她在电影里唱过《节俭歌》，所以得了个“俭约明星”的绰号。天一公司因势利导，跟着就宣传陈玉梅的淳朴形象，时常安排她参加政府举办的公益活动，比如推广布衣运动、发起航空救国。陈玉梅的口碑越来越好，在许多人心里，她有责任感、热心公益，形象积极健康，与同时期许多绯闻缠身，私生活混乱的女明星比，她更具有榜样价值。

陈玉梅隐退的时间也颇耐人寻味。1934年，正是天一公司战略调整的转折点，邵氏兄弟决定把重心南移，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陈玉梅的进与退，可以说是与天一的进退同步的，到了1934年，南移的天一，似乎也已经不需要一个“电影皇后”在上海滩为他们撑脸面，相反，南下发展事业，一个能够稳住家庭大后方的贤妻良母，则比一个整日出风头的女明星更重要。于是，陈玉梅旋起旋落，凭借家族公司的力挺，在电影界如日中天，又因为家族事业的调整，而隐居家庭，安安分分做一个“背后的女人”。

与众多苦痛、纠结、甚至不得善终的女明星比，陈玉梅栖身影坛的姿态显然不是抵抗的。王汉伦的独立，杨耐梅的放荡，张织云的迷惑，阮玲玉的刚烈，甚至胡蝶的坚持自我，都让她们在男人的江湖的颠沛流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负盛名的电影花旦里，也只有陈玉梅，凭借一种温文尔雅的顺从姿态，在男人们拼杀的空隙中，坐收渔利，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只可惜，陈玉梅的电影生涯太短了，她在电影上的投入，似乎并不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所追求，一个好的归宿，一种简单的、正常的人生活，似乎才是她最想要的。

所以，在1934年之后，陈玉梅的隐退，是如此彻底，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她的挣扎。炭精灯下的生活，或许她早已经过够了，如今，华丽转身，主政邵氏的后花园，陈玉梅心满意足。或许，这里才是一片更富有刺激性的江湖。抵港之后，陈玉梅除了在邵氏电影《水晶心》《丹凤朝阳》中担任配音外，极少露面。整个邵氏家族需要她参与其中，她的忙碌是隐形的，不为外人知的，她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邵家人。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报纸刊登出一张邵醉翁和陈玉梅的合影。他们合作了一辈子，白头偕老，纵然爱情稀薄，也有亲情浓郁。秀恩爱吗？不必。但刊登合照，也似一种宣言，意思是说，看，我们还在一起，小得意溢于言表。婚姻，应该有爱，但更多的是忍耐，所有幸福的背后，都有咬牙坚持的成分。陈玉梅成功了，世俗意义上，她是许多女明星的人生典范：成名──嫁给成功人士──做太太、相夫教子……总觉得陈玉梅像海，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许多委屈和犯难，只是，她挺过来了，微笑着，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