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也就是所谓“海派”文化，不是像歌里唱的，丢了一粒籽，发了一颗芽，它是原生的也有一点，外来的也有一点，更像是一株嫁接的树，因为资源丰富，所以常常开出一些诡异又艳丽的花。

大致说来，海派文化最初有三条非常重要的文化支脉。一条是吴文化，一条是越文化，再有一条就是西洋文化。这一点，在上海话里反应得特别真切。上海话，有点像苏州话，有点像宁波话，说着说着还掺杂点英语。因为要跟洋人交流，时间久了，那种不是很顺口，外国人多少又能听懂的语言，就成了“洋泾浜”。

海派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它一方面是细腻的，像吴侬软语；一方面它又是干脆爽利的，像响呱呱的宁波方言。宁波话里有很多叠词。比如，毕毕跳跳、嘟嘟飞飞、格格笑笑、急绷绷、怕势势、酸汪汪，说起来珠滚玉落，有点像机关枪，给人一种嘈嘈切切的感觉，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而是下盐粒子的那种，听多了会让人感觉不耐烦。宁波人多半也是爽利的。张石川就这么一个爽利的宁波人。

不过，张石川没有郑正秋那么幸运。郑正秋是富家公子，不愁吃，不愁穿，而张石川刚出来闯世界的时候，经济上是非常拮据的。张石川天生是个做生意的好坯子。他家里原本就是做蚕茧生意的，家里人的脑筋也围着生意二字转。就比如，张石川，他原来叫张蚀川，后来家里人越想越不对，蚀，含有亏的意思，亏？那岂不是要亏本？于是就改成了石川。

人生的路，往往不是你想这样走或那样走，就能够走成的，事实情况是，老天爷会逼着你这样那样走。如果16岁那年张石川的老爹不去世，又或者家里留有存款，他绝不会走出宁波，但老天爷显然不想这样安排。16岁的张石川拿着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村口，将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朝后看，是山清水秀，安稳又无望的乡村生活；朝前看，是荆棘满布，一眼瞧不到头的人生路。

上海，那是怎样的一个十里洋场，想都想不出的灯红酒绿，繁华似锦，但在那里，摔个跟头都比其他地方疼些。张石川是个机灵孩子，他提醒自己，万事留心。好在到了上海滩，他还有一棵大树好依靠。那就是，他的娘舅经润三。有了这棵大树，人生的路总归好走一点。

提起经润三，又是一个传奇故事。作为当时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富豪，经润三留下史料甚少，他甚至都没传下来一张照片，属于低调富豪。他在上海滩的发迹史，与当下有一种奇异的对照。说起来好玩，他是靠房地产发家的，搞工程，自己也投资。

他开的大公营造厂（相当于现在建筑公司，经润三相当于包工头），接下的活计，都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工程，比如上海滩人尽皆知的新老沙逊的官邸，还有著名的哈同花园，都是他承建的。地产业有一条不成文的金科玉律，那就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经润三深谙此道，他一直醉心于购买地皮，后来的新世界、宋庆龄公墓、市三女中、教会女中，都用的是他经家的地皮。

往远了说，后来经润三死后，他老婆汪帼贞做慈善，把自家在江苏路的那块府邸地块大部分捐给了教会女中，顺理成章地成了教会女中的校董，每年都会盛装出席毕业典礼，笑容可掬地给每一位女孩颁发红彤彤的毕业证，优雅慈祥。就是这个教会女中里，走出了宋氏三姐妹那样的优秀毕业生。

经家对上海滩历史或显著或微妙的作用暂且不谈，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张石川身上。且说他到了上海之后，投靠了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亲戚，就仿佛漂泊不定的小船，一下子找到了避风的港口，生活也不愁了，工作也有了，他还有了学习的机会。

一个农村孩子，书读得不多，好在几个字还是会写，于是经润三就把他安排在华洋公司抄写文书，以此谋生。不过，张石川深深知道，在上海滩这个地方，光这么抄抄写写，是没有出头之日的，他得学习，得上进。

学什么？呵呵，学英语。很明显，在上海这片洋人汇聚的地方，不懂点英语，是混不开的。相信那一阵，是张石川非常难熬的一段日子，这里的难熬，是指身累，白天上班抄写文书，晚上还要忙不迭地去补习英文，学习之艰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好在他有信念，所以心情大抵是愉快的。他很快就能够说一口“洋泾浜”英语——多好谈不上，但起码交流起来没问题了。

更何况，他不是没有业余生活。他迷上了文明戏。他舅父经润三见他入迷，索性让他在公司组织了一个文明戏的小团体，叫“鸣社”，任命张石川做经理，打理大小事务。

玩票文明戏，对张石川日后涉足电影圈，有两个益处：第一，他结识了一批朋友，认识了日后一批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郑正秋；第二，他积累了难得的艺术感觉。

在拍电影之前，张石川肯定看过电影，“西洋镜”“影戏”那时候已经在上海茶馆和娱乐场地作为逗乐观众的点缀出现。内容都是一些小东西，类似喜剧小品，是洋人眼中的中国，滑稽是有，当总归有点不入味儿。张石川偶尔会有个想干点什么的念头，但一时又不知如何入手。

1911年，辛亥革命来了，但在上海这片地方，尤其在上海的租界里，革命对人们的影响，就仿佛天上下了一场雷阵雨，过去就过去了，大家还是做着自己的发财梦，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不亦乐乎。1911年，接手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两个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敲响了张石川的门。可以说，他们两个当时是非常迷惘的。拍电影，技术上，他们懂，可中国人要看什么，他们真有点号不准脉。他们希望张石川能帮帮忙，做做顾问。张石川一口就答应了。

张石川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他向来胆大。后来他在《自我导演以来》中说：“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的我，却居然不假思索地答允下来。”他的这种答应，有点像现在的内容承包商，美国人提供机器，提供技术，中国人包办编导演。张石川靠着一个机会误打误撞，从洋行的职员，转身成为电影公司的导演。他兴兴头头，拉来了著名文明戏演员郑正秋，成立了新民公司，准备大干一场。1912年，中华民国的序曲才刚刚开始，张石川便在门口挂上了“亚细亚影片公司”和“新民公司”两块牌子。这一年，他才22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