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2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也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又受着意识形态的可笑愚弄，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暗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作者简介：冉云飞，男，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等各类专著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雷颐

浙江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而这13年是国难当头、内战不止的13年，竺先生

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将浙大办成全国著名大学？新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14）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as’，拉丁文veri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桢先生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然而他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并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寄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像竺先生那样爱学生吗？

作者简介：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后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