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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