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沐浴着“燕京精神”成长的燕大新闻人，很早就会在心中或隐或现地根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校园中，燕大新闻系学生就以《燕京新闻》与《燕大周刊》为基地，践行自己的新闻信念。这两份报刊，一直坚持新闻自由。就《大公报》而言，领导层人物中，早期的“三巨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先生有着留学（日本）背景，后入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则是自学成才。他们几人的思想观念固然对《大公报》的报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就像郭根先生在《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义报人》中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大体可以这样说，社长与总编辑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张报纸的风格与思想走向，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风格与思想的达成与实现，需要通过那些中间层人物的名记者、名编辑们来加以践行与推展。

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大公报》的中坚人物，多是出自燕京！出自燕大新闻系的，就有朱启平（名记者，太平洋战争中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参加过1945年8月19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被选入大学新闻教材。其后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大、北大、人大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欧洲二战战场上极少的中国记者之一、著名作家）、刘克林（《大公报》记者的“后起之秀”，抗美援朝时任新闻主笔。建国后入中宣部，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唐振常（名记者、著名学者）、唐人（原名严庆澎，后以知名）、谭文瑞（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其中蒋荫恩后来还曾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一职。另有女记者杨刚（解放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后执掌过上海《大公报》，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和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解放后成为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职），虽是英文系学生，但与燕大新闻系埃德加·斯诺、萧乾等师生关系密切。事实上，除了杨刚，今天学界所公认的《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正主要体现于上述这些名记者、名编辑的文字与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运，这正可反证他们思想底色中涂抹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

由于自5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对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极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会大学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一定性下再无存在空间。在《杨刚文集》、《萧乾研究资料》、《朱启平通讯集》等编辑于80年代的著作及有关回忆录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名记者们对当年燕京母校的回忆与叙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怀人、自传等文字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篇什涉及旧年燕京），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被历史的忌讳抹去了可见的线索，被遮掩在粗线条的文字之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倒是在1998年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之际，出身燕大的知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50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这种概括，可谓是一语中的。

及至今日百年报庆之时，林放在《〈大公报〉与燕京学子情》一文中说：“回顾半个世纪多来，燕京学子和《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交往，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体现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所向往的是公正、平等的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信念》一文，可谓是‘大公报人’与‘燕京学子’思想融合的体现。此文周恩来总理阅后，曾评价说：‘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时，能不感奋。’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燕京新闻系学子愿意投奔‘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大公报》忘我工作之缘由。而《大公报》也愿为这批有着同一理想追求的学子，提供为他们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舞台，由此，共同铸就了不解的情结。”这种论断，更是对一种历史本相客观而又确切的评说。

除了毕业生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供销”关系，燕大与《大公报》的另一种密切联系，就是许多知名《大公报》人曾到燕大任教。早在燕大新闻系创办之时，《大公报》就曾与焉。卢祺新在上述一文中语焉不详地说：“天津大公报的名发行人胡霖（政之），对燕大新闻系创设的成功，贡献极大。”30年代初，王芸生与曹谷冰等也曾到燕京登台为学子讲授新闻课程。1942年，燕大在国难中迁至成都，聘蒋荫恩讲《新闻概论》及《采访写作》，他还曾任新闻系主任一职，对重振燕大新闻系贡献极大；聘《大公报》主笔张琴南讲新闻社论、编辑学，一直到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大成都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一文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人对燕大新闻系的贡献：“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做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的作风分不开的。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与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养学生独力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还有一桩事也可以说反映了燕大与《大公报》关系之密切。1941年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这是中国现代新闻传媒获得的最高国际性荣誉。奖状中有云：“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积极性新闻之传统……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而如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密苏里新闻学院与燕大，有着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