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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