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东平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大约可以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办为起点，迄今已经百年。但其由旧入新，成为现代大学的转换，大致发生在“五四”之后。比较显著的坐标，如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同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在蔡元

培手中完成了现代性的改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这种更新，与更多的新建立的大学一起进入现代之列。

这意味着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作出新的认知和构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难找到从“中体西用”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的表现和标本。同时，社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动，使国家的教育目标与大学的宗旨处于一种紧张的互动之中；民族危亡的紧迫压力、民族振兴的直接需要，更是显著地影响了大学理念的形成。

确立现代大学教育目标的基本问题包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继承、批判或改造的态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有源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任务；在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之间的恰当定位（国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大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取舍、选择（培养专家，还是通才）等等。在20世纪上半叶，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丰富、补充着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从不同方向回应了现代大学面临的这些问题。

一

清末早期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多是旧学出身的绅商和知识分子，如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官僚型绅商盛宣怀；协助张之洞策划三江师范、与马相伯、严复创办复旦公学的“状元资本家”张謇。1927年至1934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暨南大学的另一位校长何炳松，是清末的秀才。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成为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第一人”的钟荣光，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教育学。蔡元培早年连中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在这批旧学出身的大学校长中，1907年至1920年主长交通大学的唐文治，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这位官至商部尚书的清末进士，在新教育的实践中，集“国学大师，工科先驱”于一身。作为国学大师，他是精神上的传统主义者，有“读经救国”的主张，他晚年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书院的模式创办了声誉卓著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但作为交通大学校长，他是行动上的改革主义者，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求实学，务实用”为办学宗旨。在他手中，交通大学成为一所学科齐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现代工科大学，秉承“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认为对大学生应“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使其“蔚为通材”；大学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在办学中强调道德育人，德才统一，知行合一；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既重数学、物理、外语，又重中文学习，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备”。他为交通大学撰写的《工程馆记》集中表达了洋务运动以来主流的教育理念：“维余平生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吾愿诸生勤究物之质，更培养性之灵，庶几体用兼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矣。”和许多早期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一样，唐文治明确地将大学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造就领袖人才”，以期将学生“分播吾国，作为模范”。这既是当时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实际状况，也体现了一种培养圣贤的儒家理想。他鼓励学生“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在这个方向上，唐文治鲜明体现了大变革时期传统儒学的现代生存，其办学实践是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融合、儒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最初尝试。

在大学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结合中国国情，从而使西方教育中国化，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庶几是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或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反应。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就意识到过于西化的教育脱离中国实际的后果。他于1928年颁布的《南开大学方针方案》，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之根本方针。所谓“土货化”，他解释为“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大学”。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提出南开的教育方针着重以下五点：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1934年，张伯苓提出“允公允能”的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许多学贯中西、思想十分“西化”的学者，其情感和个性大抵是中国化的，文化之根仍深植于中国。他们用中文古典解读、传播现代大学理念，深入人心，流诵至今。如梅贻琦以《大学》之语作大学精神之新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1929年创办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阐释大学的教育理想，称英国大学理想，在养成genlemen，此即中国“君子”理想；德国之培养专门学者schor，于中国当谓“士”。“我国本有‘士君子’一名词，然细按之，亦自有别。大概‘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则今日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也持此说，认为大学教育根本就是“士”的教育。他解释，这一方面是理性的教育，能够“推十合一”，思想开放明智，既不“泛滥无归”，也不“执一不化”。另一方面，是情志的教育，情绪、意志的培养，如古人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士见危授命”等。他认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他将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儒家理想相结合，提出一个全新的教育概念位育。他解释说，《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谓“位育”，就是“安所遂生”。可以说，在最高的境界上，古今中外的教育理想是大致相同、可以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