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的作者，清末著名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的缺点不少，优点也有，但必须打着手电筒去找。他最大的优点是有自知之明。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16岁，应童子试未中，他没有像范进那样，与科举进行一场持久战，而是遵循父亲的意思弃学从商。郑观应十分清楚，经商虽然没有科举“正道”，还会有很多荆棘，但这条路如果走好了绝对是条通往成功的捷径。

怀揣着成功的梦想，郑观应来到了上海，并通过叔父郑廷江的关系很快进入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处实习，“供走奔之劳”。第二年，经亲友介绍他进入实力更强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随后又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咸丰十年（1860），回到上海后他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在事业上，郑观应可谓顺风顺水。

但郑观应无论职务升得有多快，也是给别人打工，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为了端稳手里的饭碗，他明白自己的那两把刷子绝对不够用，于是非常有危机意识地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宝顺洋行倒是一直没有炒郑观应的鱿鱼，但1867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却把宝顺洋行从商海中清理出局了。虽然洋行倒闭了，不过此时的郑观应已经有了原始积累，1868年，他与人合办茶栈，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1874年被聘为英资太古洋行成立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年仅32岁的他，已经坐到外企华籍员工的巅峰位置，年薪加投资分红，估计有1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一亩良田的价格，也不过6两白银。如此天价的打工收入，也只有今天的“打工皇帝”唐骏或许能与他匹敌了。

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人如果有了钱，通常会做两件事，一件是在老家买一大块地，当个优哉游哉的大地主；另一件是花钱捐官，圆了自己科举仕途上的遗憾，用以光耀门楣。郑观应的确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他积极地将手伸向了政界，迅速跻身仕途，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成为官商通吃的风云人物。

因为熟悉洋务商情，光绪四年（1878），直隶总督李鸿章让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接着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从此，郑观应致力于经营近代企业。由于他的整顿颇具成效，1883年底被提升为招商局总办。

然而，1884年3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郑观应辞去织布局和招商局职务，并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但是，烂摊子虽然丢掉了，麻烦却没有甩掉，郑观应走后不久，就被人举报利用公款炒股。后来虽然查无实据，但他在融资的时候掺进了很多股票，有不少猫腻，最终只好掏了2万两银子补账。

谁知还没有消停几天，他的老东家又找上门来。原来郑观应在离开太古的时候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而杨桂轩因亏欠公司十万余元钱款逃匿，太古援引保证人有代为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等把事情摆平，郑观应已经被弄得心力交瘁，被迫隐居澳门，寄情山水。

郑观应后来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绝不是因为他作为职业经理人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中的纵横捭阖。若论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贡献，他和张謇、盛宣怀这些大腕相比，还差得太远。

成全他一世英名的是他编写的那本《盛世危言》。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郑观应就开始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有了很深的感触，先后撰写和辑录过许多议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郑观应将它们辑成《救时揭要》一书，以后他又编写了《易言》一书，于1880年刊行。郑观应在澳门期间，经过对其经历和时事的总结，又对《易言》修订扩充，于1894年辑成著名的《盛世危言》。

这本书刊行后，引出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反应：

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江苏布政司邓华熙读后立即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了这本书。光绪皇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发给朝中的高干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至于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

另外，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中山。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牙牙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郑观应在书中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驳斥了“农本商末”的封建经济传统，并对“官督商办”持严厉批评态度。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同时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郑观应还在《盛世危言》中阐述了自己对世博会的理解，他那时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认为：“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一百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

《盛世危言》在随后的几年内又被翻印20多次，共10余万册，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郑观应借助这本书的盛名，顿感精力充沛，收拾起年轻时候的闯劲，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里。1902至1911年，郑观应致力于招商局业务，以70岁高龄往来于京沪，用实际行动证明人的第二春是可以从古稀之年开始的。

不过，郑观应的思想虽然走在时代的前面，但当中国掀起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他却表现出消极软弱的态度。他骨子里还是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留恋，因为这更有利于他的投机。他迷恋权力，向往官场，乐此不疲；他高调反腐败，自己却悄悄地大搞腐败，沉溺于声色。他曾经花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修道炼丹，大娶侍妾，以至于晚年教育儿子:“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后来的遗嘱中，他还特别强调“男子以***不节而妨其发达”。

民国以后，郑观应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教育，同时兼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1921年4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次年，劳碌一辈子的他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