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乾时期，为古代瓷器工艺的高峰；虽都华美，但有不同。瓷如其人，人如其政——康熙瓷器质朴，雍正瓷器雅重，乾隆瓷器华丽。这和康雍乾三帝之为人、行政，何其相似乃尔！

清宫造办处是内务府下属负责宫廷器物制造、维修和贮存的机构。宫廷造办器物，既可见帝王生活之华奢，又可见各行匠师之智巧。

一、内府造办

内府早有造办机构，如宋内苑造作所，明御用监，都下设作坊。清康熙时设养心殿造办处和武英殿造办处。前者，包括养心殿内、慈宁宫内和白虎殿后的房屋300余间。武英殿造办处后来以修书为主，为武英殿修书处。造办处在地方有分支机构，如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局和江西烧造瓷器处等。

造办处隶属内务府，负责宫廷器物制造、维修、贮存，图为总管内务府银印

玻璃厂属于造办处七类四十二作中第六类，图为乾隆年间磨花玻璃杯

造办处下设机构，乾隆中期，调整为七类四十二作：一类有匣作、裱作、画作、广木作四作，二类有木作、漆作、雕銮作、镟作、刻字作五作，三类有灯作、裁作、花儿作、绦儿作、穿珠作、皮作、绣作七作，四类有镀金作、玉作、累丝作、錾花作、镶嵌作、牙作、砚作七作，五类有铜作、鋄（jiǎn，又作wǎn）鋄：《王力古汉语词典》读wǎn，马冠，马头上的装饰物；又读jiǎn，在铁器上錾阴文，捶入金银丝。另与“鋄”字近似的“”字，读作sou，意镂刻。作、杂活作、风枪作、眼镜作五作，六类有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等十作，七类有盔头作、摆锡作、香袋作、大器作等，以上共有四十二处工艺作坊。每作派库掌、催长等，负责视察活计，领办钱粮，互相稽核。

造办处既造皇帝家使用和赏赐的器物，还制作军需用品。如“舆图作”绘制军用地图，“炮枪作”制造数以万计的枪炮及弹药。其中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一次制造火枪一万一千三百杆、铜炮一千门、火箭筒一万个，“锭子药作”还制作大量官兵用的丸散膏丹等中医成药。

造办处虽为“局级”单位，却为“部级”序列，对各部和督抚行文用“咨文”。设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品），有时特命管理造办处大臣，由亲王或一品大臣担任，如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等，便于皇帝直接指挥。其中以怡亲王允祥审美力高，信任度大，权力也重。

造办处的匠役，主要类别有三：一“旗匠”，是从内务府三旗内挑选的，为内务府包衣（奴仆），所占人数最多。他们每月食一二两钱粮和每日半份口分银，是养家糊口的钱粮。他们承办活计没有工价银（计件工资）。二“南匠”，是从广东、江宁、苏州、扬州、杭州等地选送的工匠。他们技艺高超，有工食钱粮银、春秋衣服银。三“民匠”，是从各地召募的南北手工艺人。如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熬炼玻璃，用山东博山县人。还有“画师”等。他们属特殊工匠，赏给住房和原籍安家银。匠役人数不固定。如嘉庆四年（1799年），自有匠役426名，借用内务府其他各处匠役383名，共809人。《京师偶记》里载述了一个聪明匠人的小故事：康熙时朝廷需用裱匠，苏州特送来四人，刚一到就接活，要裱糊细腰葫芦的里面。这位“南匠”沉思良久，想出主意——将葫芦去其蒂，装入碎碗碴，几个人轮流摇晃，使其极光洁，然后把白棉纸用水浸一夜，调匀灌入，随即倒去，干了再灌，如是数次，然后呈上。皇帝打开葫芦一看，葫芦里面有纸，没有补缀痕迹。（引自《清宫述闻》）

造办处的主官为“监造”，靠近皇帝，权力很大。我介绍两个重要的监造，一个是赵昌，另一个是唐英。先说赵昌。

二、小臣赵昌

赵昌（1657—1731年），与康熙帝大体同时。作为宫廷造办处监造的赵昌，有三种身份：康熙帝的小臣、近臣、能臣。

一是小臣。赵昌出身内务府包衣，“包衣”是满语音译，汉意是“家内奴仆”，身世卑微，地位不高。许多同时期有名的内务府包衣（如曹寅等），都任过内务府属旗的佐领（牛录章京）或包衣大。“包衣”已解释，“大”也是满语音译，汉译是“头儿、首领”。赵昌没有任过佐领或包衣大之类的职务。到康熙中期，赵昌升为养心殿总监造，自然不能算是显贵，而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臣。

二是近臣。赵昌比康熙帝小三岁，从发小就和康熙帝在一起，是康熙帝的哈哈珠子。“哈哈珠子”是满语音译，汉意是“阿哥的随侍男童”，就是侍童，跟班男童。耶稣会士徐日升在一封信中说：“赵（昌）是皇帝最早的侍童。”耶稣会士冯秉正（法兰西籍）在报告赵昌受洗信中，谈到赵昌时说：“当他很年幼时，便是宫中业绩最佳者之一——他成了那些人们最早选出来的青年皇帝的陪伴人之一。”赵昌因离康熙帝太近，经常传达圣旨，而成为皇帝近臣。赵昌的一个特殊任务，是在康熙帝与耶稣会士之间，做联络，传信息。

侍从赵昌负责康熙帝与耶稣会士的联络，图为《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第一个例子。耶稣会士在宫廷讲解西方科学知识，从事工艺制造，编译西方图书，参与美术创作，他们在武英殿和养心殿附近，因此赵昌就以宫廷造办处监造身份，做康熙帝同耶稣会士的传话即联络工作。如康熙帝上谕所说：“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管制造、带西洋人事，并传谕旨事。”这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赵昌。（《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两次南巡，赵昌都随驾，负责联络传教士。据耶稣会士苏霖报告说：“皇上南巡的时候……每次路经有我们传教士的地方，都会派两个特使请他们拜见皇上，对他们恩待有加，巡抚与地方官吏不敢再为非作歹。”其中一位特使就是赵昌。康熙帝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了解传教士与地方官的信息。

第二个例子。康熙帝再次南下时，赵昌与传教士的关系更为融洽。在济南天主堂与传教士柯若瑟“叙话待茶”；在南京时，毕嘉、洪若翰两位传教士，留赵昌等在教堂待茶谈叙，直到饭后才去。康熙帝离开南京前，赵昌告诉毕、洪二人，御舟离开的时间以及路线，使他们得以“至扬州湾头恭候送驾”。在康熙帝回銮到济南时，传教士利安宁（西班牙籍）携带方物四种要见康熙帝。康熙帝起初不肯接受他的礼品，也是因赵昌劝说，康熙帝才改变主意接受的。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利安宁所敬献的礼物，康熙皇帝不忍心收下，但对其心意深表感谢。见此情景，那位对天主教颇有好感的侍卫开了口：“皇上，济南府之臣民未能赶上陛下龙船已伤心不已，若陛下拒纳其赠礼，恐其不悦也。”侍卫的话感动了康熙帝，他捡了两个水晶小瓶收下，并对利安宁说：“朕谨收此物，以示纪念。”这个侍卫也是赵昌。

三是能臣。赵昌在养心殿造办处，不仅负责联系耶稣会士，还负责管理火器等事务，表现出他被信用，以及勤慎多能。举三件事例。

第一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籍）在东堂病重，赵昌向康熙帝奏报：“利类思年老久病，甚是危笃。”77岁的利类思病故后，康熙帝特赐银二百两、缎十匹，并派侍卫护送灵柩到墓地。

第二件。法国使团“国王数学家”张诚等一行五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七月到宁波时，浙江巡抚金鋐不让他们进入。他们通知了南怀仁。南怀仁“于9月15日写信给在热河的赵昌”，“使皇帝知道这些人是他的耶稣会同伴，带来了珍贵的科学仪器和书籍”。这批“国王数学家”得以入京，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乾清宫叩见康熙皇帝。“徐日升俱为代奏，天颜喜悦，赐茶优待，各赐资银五十两，遣侍卫赵（昌）同回天主堂寓所”。

第三件。值得注意的是赵昌为促成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容教令”施行所做的努力，为此他还被苏霖誉作是“中国教会的功勋元老”。这一年，浙江兰溪地方官禁止天主教，接着扩大到整个浙江。礼部支持浙江巡抚的做法。在这次交涉中，传教士的想法与情绪通过赵昌顺畅地传达给康熙帝。这次事件中，赵昌作为康熙帝身边的包衣，凭借对康熙帝的了解——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同情与理解——从而给他以影响，进而促使朝廷最终做出了对耶稣会士包容的决定。赵昌还管理火器。史书记载：“如放炮放鸟枪及扛抬鹿角者，俱系八旗汉军，从前内府佐领下那尔泰、赵昌善于放炮放鸟枪，皇考（指康熙）因交与那尔泰、赵昌管辖。”（《上谕内阁》卷二十）

宫廷造办处监造赵昌担任着管理火器的重要工作，图为康熙帝御用火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