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国后的幸福时光

1921年，刚刚建立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成了潘玉良留学法国的第一站。

这所学校虽在法国，却是中国中法大学设在法国里昂的大学部，旨在为留法中国学生提供外国语学习和专业知识的储备。对潘玉良来说，是为了尽快适应留学生涯，所选择的过渡学校。

因而，她在里昂中法大学仅学习了一个月的法语，便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进了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又插班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就读，与徐悲鸿成为同学，师从达仰和西蒙学画。

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是文化艺术的圣殿，是创作者的梦想天堂。潘玉良与徐悲鸿，以及同来法国的邱代明等，在潜心学画之余，时常流连在凯旋门、卢浮宫、塞纳河畔，瞻仰那些富丽堂皇又神秘久远的古典主义宫殿、大厦和厅堂。她像一块贪婪的海绵，狂欢畅饮这无处不在的艺术甘霖。

在法国，她度过了五年时光。五年的耳濡目染和训练，她的画风开始融入西画元素，中国风和现代印象派充分融合，形成了大胆泼辣又不失古朴的风格。

每一点进步，她都借鸿雁传书，说给她的赞化听。夜深人静，孤月高悬时，她在灯下打开项链的心形链坠，看着相片上那张温厚熟悉的脸，傻傻地微笑，目光温柔又伤感。远隔重洋逾千日，教她如何不想他？但她是多么坚毅要强的女子，为了挚爱的艺术，再多日子的煎熬，她都能咬紧牙关挨过去。

1925年，她考入了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在这里，她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罗马古典文化，临摹达芬奇等世界艺术大师的传世名画，使油画创作技艺突飞猛进，作品多次入选意大利国家展览会。1927年，又开始跟随琼斯教授学习雕塑。

然而此时，她的生活却日渐艰难。国内时局动荡，潘赞化一度丢了工作，后来又随军四处征战，时常经济无着，何况方氏已生子潘牟，一家人全靠他撑持度日。一时间，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潘玉良在国外的生活，开始捉襟见肘，格外拮据。

1928年春，她以为再无法支撑下去时，一张面值五千里拉的汇票及时抵达，是她参加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的油画《裸体》获奖的奖金。她对艺术持之以恒的坚守和付出，开始出现转机和回报。

就在这一年，她即将毕业。恰逢此时，她与在欧洲游历的刘海粟意外相逢。彼时，她已频频在各种国际画展中崭露头角，她在法国和意大利画坛也随之声名鹊起。出现在刘海粟面前的潘玉良，已不是初到上海美专读书时稚嫩委屈的姑娘。

刘海粟极力邀她回母校执教，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漂泊了太久，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对那片土地，她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但无论是失望恐惧，还是怀念欣喜，这些统统不重要，她只记着那个人，已等了她整整七年。

她终于又回到了上海。赞化，那个儒雅温厚的男人，已有了衰老憔悴的痕迹。为了支持她圆梦，他甘愿送她远渡重洋，承担她在国外的经济开销，打发难耐的思念，可想而知，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他的胸怀气度，在同时代男人中，实属难得。

为了迎接她归来，他欣喜至极地将居室打扫了一遍又一遍。七年来没有她的家，从未有过这样欢天喜地的温馨。

上海美专，她曾经梦寐以求心向往之的学校，曾经被不屑和质疑逼着退学的地方，她不仅回来了，并且以教授和西洋画系主任的身份，成为这所学校引以为傲的资本。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因缘际会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剧情。

11月底，在恩师洪野和王济远先生的策划组织下，“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潘玉良女士留欧回国纪念画展”在上海开幕，展出了几百幅潘玉良留学期间的作品，《申报》为此专门刊发了专题，苏雪林为她撰写观后感，上海文艺界轰动一时，不啻于在中国画坛刮起了一阵旋风。此后她更潜心创作，短短数年间，先后开办个人画展五次，展出作品数以千计。

她出国的这些年，潘赞化曾一度追随革命军转战各地。1927年，柏文蔚出任国民革命军33军军长，委任潘赞化为副师长。北伐结束后又调至南京，任民国中央政府实业部科长。

赞化在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于是1929年春，她辞去西画系主任职务，不停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巧的是，她在法国的同学徐悲鸿，此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于是在徐悲鸿的邀请下，1929年3月，潘玉良在中央大学兼职任教。

彼时因时局不宁，战事频繁，大夫人方氏不便带着幼子随军奔波，这些年一直携子在桐城老家生活。潘玉良回国后，首先将八岁的潘牟从桐城乡下接到身边，让他读书受教育，倾心养育，视如己出。

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以后牟的教养至中学，都是你一手包办，病中调养更不用说了……

——（1956年7月24日潘赞化致潘玉良）

这段话，是后来潘赞化写给潘玉良的信中，对往事的追忆。潘牟12岁时，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数日昏迷不醒，医生已摇头放弃救治。潘玉良没有放弃，她夜不解衣，精心护理，最后奇迹般将孩子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只因这孩子是赞化唯一的子嗣，是她宁可住在亭子间，竭心滤胆为潘家延续的香火。此后，潘牟与她一直互称“吾妈”和“牟儿”，书信往来间，是割舍不断的母子亲情。1931年，潘玉良创作了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油画《我之家庭》，留下了彼时幸福温暖的家庭图景：她拿着画笔安坐在椅上，扶着椅背站在她身后的是赞化，而身侧的少年，就是她视如己出的牟儿。

此后，这张油画先后参加南京市美术展览会、中华学艺社美术展览会和中国美术会成立纪念展览会等，对她来说，在她所有的艺术作品中，这张画也许最为珍贵，那是一种亲情的抚慰，是她晚年漂泊海外的几十年漫长时光中，最温暖的怀念。

如果生活一直是她画中舒展的样子，该有多好。她像海上的一叶小舟，历练过风浪，闯荡过无数险滩暗礁，现在终于顺风返港，收获了应有的掌声，享受了生命中的至爱亲情——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花好月圆也不过如此。

留学归国后，她度过了这段幸福的温暖时光。然而，生活总是不停向前，生活便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民国，的确思潮纷涌，大师辈出，尤其受西方思想学说的影响，彼时国内文艺界更具超前的人文意识和开阔气象，因此才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者和文化巨擘。然而，这只是民国时期的大气候，而国民思想的小环境却远不容乐观。清王朝才刚刚推翻不久，国人仍然在封建思想的阴影里，久久地徘徊。

潘玉良的身世，一直浸在这个阴影中，随时都能被恶劣的人性利用，发酵成讥讽的利器。她的成就越高，得到的赞誉越多，她的身世便越频繁地被人无端提起，像一根根芒刺，扎在她身上。

流言带给她的委屈和伤害，甚至连赞化也不能幸免。

送君一别成永别

时隔多年，电影版《画魂》已从记忆中淡褪，却记住了这样一个场景——人潮熙攘的大街，用最低贱的字眼污辱她的小报，争抢报纸的路人，和一个愤怒悲伤的男人。

那是潘赞化。他一边抢下行人手中的报纸，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她是中国最好的女画家！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没有人比得上她！”与他的呼喊一同响起的，是小报刺耳的叫卖声：“昨天蹲青楼，今日做教授……”他的心痛和哀伤，没有言语可以诠释。

这个情节也许纯属虚构，这样的渲染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现实中潘玉良回国后，歧视和置疑，一直存在她的生活中。

任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之初，有一次她召开系务会议，出于尊重，她请前辈们畅所欲言。其中一个“前辈”酸溜溜地说：“前辈已经过时了，哪比得上喝过洋墨水的！”另一位干脆站起来轻蔑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里当这么个主任，在我们学校也不过就是‘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

她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站起身走过去，然后狠狠扇了那人一耳光！

那段经历是她的痛。但那痛不是她造成的，她只是受害者，是受害者啊，他们却像苍蝇一般死死盯牢她的伤口，不让它愈合，不让它结痂！

他们难以忍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不仅与他们一样跨进了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成就比他们大，甚至还当了他们的领导！这有违常理的成功，怎能让人释怀？

质疑之声一时间有如飞蝗，甚至有人猜测，署名潘玉良的作品，作者一定另有其人。更有好事者打听到，这么多年，她一直将工资分出一部分接济洪野一家，那么，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和交易，她给洪野钱，洪野则帮她画画。

谣言止于智者，但被偏见左右时，能有智者几人？于是，她在上海举办第四次个人画展时，便有记者针锋相对，提起了这个愚蠢的问题：“据说这些画都是别人画的，你只是定期给那个人钱？”

也许这样的流言她已听得太多，因而面对忽然安静下来的会场，她只微微笑了一笑。看见一个学生正在临摹她的画作，于是走过去接过他的工具，对着一面窗玻璃，在画纸上飞笔疾掠，刷刷刷一阵碎响后，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便是一幅她的自画像。接下来，会场被潮水般的掌声淹没。

流言尚能不攻自破，心伤，却是刺篱，难以逾越，无法遣散。到南京不久，大夫人方氏来了。

若说两个女人间曾经勾心斗角，也许不是潘玉良的错。她知道欠赞化很多，因此她宁愿冒赞化之名给方氏写信，将方氏从乡下请到上海，又让出枕席令他们团聚延续香火。她已经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极致，犯不着再去争些闲风吃些闲醋。

她虽是女儿身，却分明有男儿志。她柔弱的外表下，有坚韧的品质与豪爽的气概。与方氏相处，她可以不拘小节，可以委屈自己成全他们，只将轻愁淡绪寄予画笔和色彩，尽管她深爱着那个男人。

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拉杂琐碎。在电影中，她从门外偶然听到方氏与赞化的交谈，方氏抱怨说，妾便是小，见到我就是要磕头！然后是赞化左右为难的劝告。她忍辱负重，走进门在方氏面前直直地跪了下去。那一刻，她心底一定有百般委屈，她只是不想争，不想让赞化太为难。

也许电影与现实永远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也曾见过一张她与方氏、牟儿三人亲密合影的照片，但生活中，很多不可被语言表述、不可付诸文字的琐碎矛盾，又怎能被一张照片所囊括？不可否认的是，她与小脚女人方氏之间，无论是所受教育还是生活方式，都会有着本质不同。这些不同在生活中会被放大，何况她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男人。

但尽管不能为外人道，家庭矛盾永远都只是自家事，真正能伤害到她的，还是外界对她艺术才能的漠视，和对她人格的污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国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34年，潘玉良捐赠玉雕佛像，参与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活动。之后又创作了两幅具有抗争精神的画作《人力壮士》和《大忠桥》，在1936年南京的个人画展上展出。

那是她在国内举办的最后一次画展，原本是完美的收官，却再一次被污蔑蒙尘。

一个裸体男人，用力搬起一块大石，大石下是稚嫩小草。这是《人力壮士》的全部画面内容，它的深层含义，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对弱小生命的关怀。《大忠桥》所绘，正是南京秦淮河畔的大忠桥，这座桥当年是为纪念抗清名士黄道清所建。两幅画，展现的是同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在当时的抗日背景下，稍有领悟能力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它的积极寓意。

彼时参观画展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对《人力壮士》极为赞赏，当下便预付了一千大洋，决定展出结束后，便收作私藏。

然而第二天，她打开画展室的大门，那一瞬间，便惊得目瞪口呆。室内狼藉一片，到处是被损毁的画作，几幅她最珍视的作品已不翼而飞，而那幅《人力壮士》，不仅触目惊心地被刀片划了个大口子，还题上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妓女对嫖客的歌颂。

欲哭无泪。她终于失望透顶，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她存在，那个耻辱的十字架她便要背负一生！世人不问你的努力，不问你的付出与成就，他们的目光始终会在你身上逡巡，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污点，将你死死地钉在那里！

她要离开！就像一条鱼一样，离开这潭死水，寻找另外的水源和另外的氧气，她才能生存下去。

恰逢此时，法国即将举办万国艺术博览会，邀请她携画参展。也许是命运如此，一个耐人寻味却万分悲凉的结局，在此刻有了最后的安排：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却在自己同胞的嘲讽逼迫下，不得已远走他乡，将他国当作了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