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到距离班加西三百多公里的德尔纳去。两个理由：卡扎菲说这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虽然这样的说法，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上很多，但是到了现在，至少从媒体来说，两个多月的亲眼所见，反对派们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拉登这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利比亚的未来。

不过，拉登之死，至少让这个话题又变得有了点新闻价值，对我来说，在班加西呆了两个星期，能够到另外一个城市度过一个夜晚，显然能够让这个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差，不至于那样的沉闷，至少进行一下不同城市的比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帮助那个中国女孩去找她的男朋友。这名女孩告诉我很多关于她的男朋友的事情，当有不明身份的人冲击他们在艾季达比耶的办公室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逃到了沙漠里面，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一个巴勒斯坦移民，开着车，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从沙漠里面找回来，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住处，并且送他们登上了中国政府帮助当地中国人离开的邮轮。

从班加西向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这里和班加西向西的戈壁完全不同，金黄色的草原，绿色的橄榄树，还有路边的紫色和鲜红的野花。偶尔会看到阿拉伯马匹，于是独自想象着在这样广袤的草原上驰骋。沿途有羊群、骆驼群，草原中偶尔也会出现房子，让看不到头的道路显得一点也不沉闷。

在距离德尔纳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我们接上了翻译哈迈德的朋友哈辛，他是当地中学的老师。不过，他的专业是石油钻探，曾经在利比亚的石油重镇布雷加工作过两年，在沙漠里每天工作六到十二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在五百到七百之间。两年前，他回到了家乡德尔纳，选择了这份每个月只有三百五十元的教师工作。虽然收入减少，但是至少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这样也能帮助他节省开支。

因为这样，这个瘦小斯文的男子，虽然比哈迈德年纪要大一些，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已经不止一个当地男子告诉我，结婚需要准备好房子和车子，而妻子通常不应该外出工作。

我们先去当地的酒店。虽然哈迈德一早已经告诉我，这里的酒店非常漂亮豪华，但是因为呆在班加西四星级的乌祖酒店的经历，让我们对酒店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也因为这样，当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宫殿式的建筑物前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直到走进空荡荡、黑乎乎、巨大无比的大堂，那种静寂的诡异还在提醒我，这是在利比亚。

酒店的房间一尘不染，打开窗帘，正好面对地中海。这个建在高处的酒店，让看海的视线毫无遮拦。我们可能是这家酒店唯一的一批客人，因为前台的服务员看到我们走进酒店的时候，满脸诧异。看着房间里面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这应该是两个月前这里的服务员最后工作的痕迹，因为这家酒店除了前台的两名工作人员、门口持枪的保安以及几个临时的清洁工人，已经没有员工了。在冲突发生之后，这些员工逃向了埃及边境，他们本身就是来自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外国劳工。

不得不赞叹这家酒店选择的地点，一边面对地中海，另一边则是面对整个城市。清真寺有不远处的山峰作衬托，当祈祷声响起的时候，整个城市就会定格在眼前。

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去年刚刚开门营业，造了七年，换了四个国家的承建商，从埃及到土耳其、中国，最后到了突尼斯建筑商的手上。这家酒店代表着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改革开放的决心，他看中了这个城市，面山对海，有延绵的海滩，也有幽静的山谷，还有瀑布，以及一千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墓地和更远古的希腊遗迹。这是利比亚吸引外国游客的最理想的地方，而外国游客的到来，除了增加政府收入，更重要的，还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以及在国际上的认知程度。只是，他的雄心大计，一方面实现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另一方面，当似乎可以开始快跑的时候，变革却轰然而至。

在海滩边，原本的游客度假中心，变成了德尔纳市民的临时居所，他们自己的房子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变成了危房。两年前，政府把那些房子推倒，把这些民众安置在度假村里面。就在这个度假村对面的山上，韩国公司承建的福利房已经差不多全部封顶。

来到这个临时安置中心，是来找一个叫做阿罕迈德的利比亚人。中东国家的人名总是严重困扰着我，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相似的问题，而是过于雷同，以至于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一个同样的名字，却在讲述好几个不同的人。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就像哈迈德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阿罕迈德就是卡扎菲说的基地组织成员。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9·11之后，一名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回到利比亚，结果被利比亚政府转交给美军，并且在关塔那摩基地接受了两个月的调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之后，这个利比亚人又被转交给卡扎菲。这个人就是阿罕迈德。还有一个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9·11之后，自己通过苏丹边境回到了利比亚，结果很快被利比亚政府抓获，关押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内。五年前，这两个人都被利比亚政府释放，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尔纳。卡扎菲政府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住房，也因为这样，其中一个住在这个临时安置区里面。

哈辛认识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德尔纳是一个小地方，总共只有十六万人口，但是真正留在当地的人不多，因为当地没有大公司，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年轻的人们都选择去了班加西、的黎波里，或者是米苏拉塔。不过用哈辛的话说，德尔纳又是一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大城市工作的博士、工程师，很多就是来自德尔纳。也因为地方小，家族和家族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总是能够间接的认识，甚至有着亲戚关系。所以，2月17日的示威冲突发生之后三个小时，冲突就得到了平息，因为当地军人决定放下武器。卡扎菲在当地虽然有军事基地，但是并没有驻军，所有的军人都来自当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通过亲情和家庭关系，很快得到解决。虽然卡扎菲派出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军人空降到附近的一个机场，但是很快被当地武装起来的民众包围。

哈辛说，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阿罕迈德在冲突发生之后，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为当地过渡政府训练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接受训练之后，再到班加西继续接受训练，然后来到前线。至于另外一个，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思想怪异的人，他总是想要宣扬自己的想法，也因为这样，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卡扎菲说德尔纳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敲响了阿罕迈德的家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不在家。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女人推开了窗，让我们不要拍摄。出于尊重，我们离开了这个住宅区。邻居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阿罕迈德了，“也许是为了躲避媒体，这些日子，每天都有记者来这里找他”。其实，就在我们到德尔纳之前，这两个被认为是前基地组织成员的利比亚人，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访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因为当年躲避卡扎菲的压迫，不得已才选择去了阿富汗，不然就会选择伊拉克，如果去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回利比亚。他们只不过是在基地组织里面教授阿拉伯语，从来没有杀害过平民。这样的说法依然有让我疑惑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曾经是卡扎菲的敌人，那么当他们在利比亚现身之后，为何被反对派认定，而不会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卡扎菲，不单单释放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房子以及金钱，要求他们保持和政府的合作？

虽然找不到这两个前基地成员，但是在德尔纳，却有大量的外国战士（f·reignfigher）。纽约时报在2007年就报道过，在伊拉克的外国战士，60%来自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这两个美国的盟国。来自利比亚的这些外国战士，大部分来自德尔纳，是当地伊斯兰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70年代和卡扎菲决裂，在90年代中期打过游击战，专门袭击政府官员以及军事基地。这些成员，早在80年代就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的圣战，不少人还留了下来。现在，在这场利比亚的冲突发生之后，来自阿富汗的消息指，至少有二百名塔利班利比亚人准备回到利比亚，而在德尔纳，要找到一个曾经在伊拉克战斗过的利比亚人非常容易。也因为这些人，让西方社会一直担心，如果给予反对派支持的话，会不会间接帮助了这个组织，很显然，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于西方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不过，这些人现在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也好，其他伊斯兰的组织也好，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卡扎菲。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这些人的理念和行事方法，在这个城市是不是有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在德尔纳广场遇到了这个城市的官员，所谓官员其实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很多是当地的大学教授，来进行维持城市运作的协调工作，他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有民主和自由，自然就没有了极端主义。”

和班加西比较，德尔纳的宗教气氛要浓很多。和班加西一样，四点过后，这里的妇女开始三五成群地出来去清真寺祈祷。像我这样的外国女性，走进清真寺也不会引发诧异的目光，这一点，如果是在一个基地组织或者是宗教极端组织活跃的地方，是不被容忍的事情。2001年的时候，我去距离喀布尔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地方采访，这里的长老，从头到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更不要说握手这样的礼节。已经用头巾包着自己的我，可以感受到周边那些男性的相当不友善的眼光。哈辛指着那些妇女对我说：“你看，妇女可以自由行动，这里她们不需要戴上b·ka（只露出眼睛的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时期被要求的装束）。伊斯兰教义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权利选择信仰哪种宗教，选择怎样的打扮。”

拍完清真寺对面广场上儿童们的游戏场面，站在清真寺旁边的咖啡馆，等着我们要的蒸馏咖啡。五六个当地的年轻人坐在街边喝咖啡聊天，这是利比亚人每天下午祈祷完之后的必备节目。看到我们的摄影机，马上举起了v字手势。很快，其中一个把他们坐的凳子一个个搬到我们面前，另外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一张白色的塑料桌子，哈迈德捧着咖啡出来，指着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他已经为我们结了账。

就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拿来一张复印的传单，上面是三个算术题：

19696900

19424200

20111100

旁边写着一些阿拉伯字。1969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卡扎菲是在1969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也因为这样，让我猜想这些数学题一定和卡扎菲有关。

不出所料，哈迈德给我解释那些阿拉伯字的意思：1969年上台的卡扎菲，今年69岁，他1942年出生，统治了利比亚42年，今年是2011年，卡扎菲的阿拉伯名字有11个字母，所有的这些说明，他会在今年完蛋。

这不算是首创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汶川地震还有北京奥运之后，网络上就出现过类似的数学题，原理都是在假定了一个结果之后，寻找可以论证这个结果的数据。这样的数学题，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巧合，从心理层面上进行暗示，让人们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在这个与中国相距遥远，文化也截然不同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串数字，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小，人和人之间的思维，或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差别巨大。

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那个中国女孩的男朋友。一开始是电话没有人接听，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我尝试了十多次，直到深夜，电话还是没有打开。

忽然有一种预感，从我两天前和他通电话开始其实就已经产生，对方听到我转达的消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兴奋，相反，有些错讹和迟疑。而现在，我更是担心，他是有意关机的。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他并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我，即便我告诉他，我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

也许，这是那个女孩过于美好的想象，而现实就像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那样，革命并不浪漫，也不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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