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真纯朴的人！生活在多么叫人奇怪的简化与伪造中啊！一旦留心看到这个奇迹，肯定会惊奇不已！我们是怎么把周围的一切弄得无挂无碍，舒适简单的！更是怎么使我们的感觉容忍一切肤浅之物的，是怎么能够使我们的思想神圣无比地想要随意胡闹，想要作错误推理！怎么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保持无知状态，以享受几乎不可想像的自由——无思想、轻率、热心和愉快，以此享受生活！至今为止，只是在这一坚硬的、花岗岩般的、无知的基础之上，知识才得以建立起来，求知的意志建立在更加强大得多的意志之上，这个意志就是求无知、求不确定、求不真实的意志！不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对立物，而是看作对前者的提炼！的确，我们希望，语言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不要克服其尴尬处境，希望它对事物只是有逐渐变化和许多改进的地方，仍然谈论对立；我们同样希望，已造成肉身的虚伪道德将歪曲有识别力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不时地对其表示理解，对最高级的知识竭尽全力使我们待在这个简化的、完全人造的、适当虚构的和适当伪造的世界上的方式，付之一笑，对它热爱错误观点的方式，付之一笑，它所以热爱错误观点，是因为作为生活本身，它热爱生活！

二

在这样令人愉快的开始后，人们也许想听到严肃字眼，严肃字眼才合大多数一本正经者的心意。当心，你们这些哲学家和知识之友不要因此殉难！留心，不要“为了真理”而受苦！即便为了保护你们自己，也要留心啊！它损害了你良心中的天真无邪和优雅的中立；它使你听不进反对意见，动辄发怒；它使你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甚至更恶劣的敌意行为作斗争时，变得丧失理智、兽性大发、残酷无比。最终使出一着，声称自己是地球上真理的保护者——似乎“真理”是个非常天真无邪的、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来保护他！需要你们这些一脸哀容而又游手好闲的先生们和制造时代精神的人们！最后，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即使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你们知道，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哲学家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你们知道，在自己特意说的话和自己特别喜欢的学说后面（以及偶尔在你们自身后面）加的每一个小问号，要比上诉人在法庭上演的所有严肃滑稽剧和玩弄的骗人把戏，有更值得称赞的真实性！还不如躲开得好！躲开，藏起来！带着你的各种假面具和各种诡计，以便把你误当作你现在的样子，不要担心你的样子！请不要忘记那个花园，那个有金花格凉亭的花园！把人们聚集在你的周围，他们是花园，或者是白天已成记忆时，黄昏时的水上音乐。选择有益的孤独吧，选择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轻松愉快的孤独吧，它将使你有权保持善，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善！每一场长期斗争都使人变得多么恶毒、多么狡猾、多么坏啊！长期斗争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用武力进行的。长期的恐惧、长期警惕着敌人——可能的敌人，会使人变得多么爱攻击别人啊！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被长期追捕、遭到残酷迫害的人以及被迫隐居的人，这些斯宾诺莎似的人，或吉奥达诺·布鲁诺似的人，最终总是在极其富于理智的伪装下，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有教养的复仇者和毒药的酿制者（只要揭穿斯宾诺莎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就可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道德愤怒的愚蠢了。就一个哲学家而言，道德愤怒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已没有了哲学家的幽默感。哲学的殉难——他“为真理所作的牺牲”，暴露了隐藏在鼓动者和演说者内心的东西；如果有人至今一直以艺术家的好奇心打量哲学家，那便容易理解许多哲学家，为何危险地想要看到自己也堕落（堕落成为“殉难者”，堕落成为舞台上和讲坛上大声喊叫者）。

三

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都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在那里他可以摆脱多数人——可以忘却“作为规则的人们”，而成为例外：只是不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更加强烈的本能把他直接推向人群，以伟大而杰出的明辨是非者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谁，在与人们交往时，若不偶尔由于恶心、厌烦、同情、沮丧和休戚相关，而痛苦的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发白，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趣味高尚的人。不过，如果他并不主动挑起这个重担，并不对自己反感，假如他执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执意像我说的那样，静静地、高傲地待在避难所，那么有一件事便是确定无疑的：他天生不是，也注定不是有学识的料。他这样的人终有一天会对自己说：“魔鬼剥夺了我的高尚情趣！但是‘规则’要例外——比我自己，比我这个例外，更令人感兴趣！”于是他会感到垂头丧气，特别是会进入“内心世界”。长期而认真地研究普通人，因而尽量伪装自己，进行自我克制，表现出亲热的样子，作不自在的交往（除了与同等的人交往外，所有交往都是不自在的交往），构成了每一位哲学家个人经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许是最令人不快的、最令人作呕的、最令人扫兴的一部分。不过，如果他幸运的话，他作为知识的宠儿，会遇到合适的助手，这些助手会减少和减轻他的工作，我指的是所谓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只承认兽性，只承认平庸的东西，只承认他们内心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们超凡脱俗，敏感而易激动，喜欢当着人谈论自己和与他同样的人——他们有时沉迷于书本中，犹如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一般。犬儒主义是卑贱的人借以接近所谓诚实的惟一方式：高等人应侧耳倾听犬儒主义者讲的所有难听或好听的话，应为粗鲁的人在自己面前变得不知羞耻，或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开口说话而暗自庆幸。有时甚至狂喜和厌恶会混合在一起，即会看到天生的畸形儿，天才的头脑竞附在某个不知检点的公山羊和猿人的身上，加利亚尼道长就是如此。这是个在他那个世纪思想最为深邃和敏锐的人，或许也是思想最为肮脏的人——他远比伏尔泰深邃，因而也更加缄默得多。如上面所暗示的，科学头脑竟安在猿人的躯体之上，卑贱的人竟具有绝好的理解力，这种情况决非罕见，尤其是在医生和品行端正的生理学家当中。每当有人非常无知地谈论人类，把人类说成是具有两种：一种是需要肚子的人和一种是需要头脑的人时，每当有人认为或力图认为饥饿、***和虚荣，是人类行为的惟一真实动机时，每当有人“诋毁”人类或说人类坏话时，爱知识的人都应侧耳细听。一般说来，只要这种谈论不带有怒气，他就应洗耳恭听。因为，愤愤不平者和总是用自己的牙齿撕咬自己的人，固然从精神上说，要比性嗜嬉戏、自满自足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但从其他各种意义上说，他却是更为普通、更为平凡、更无启发性的人。愤愤不平者，是最大的撒谎者。

四

要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像恒河那样急速地思索和生活，而别人却以其他方式思索和生活——即乌龟般地，或至多“青蛙般地”思索和生活（我在尽力使自己“叫人难以理解”）。我要衷心感谢某些人的好意，竭力挖空心思地对我作出解释。不过，“好朋友们”总是那么悠闲自得，并自以为作为朋友有权逍遥自在。对于他们，首先应提供操场和娱乐场，允许他们误解——自己因此而仍然在笑，或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在乎这些好朋友们作何感想——于是还是在笑！

五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最难表达出来的是语言风格的速度。语言风格的速度源自民族的特性，若从生理方面来说，源自消化营养物的平均速度。有些翻译想要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不自觉的通俗化，几乎歪曲了原文。原因仅仅是原文活泼而愉快的速度（借助这种速度而跳过和避开了词语上的所有危险）也是无法表达的。德国人几乎无法快速地说话，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出，德国人几乎无法理解自由自在、奔放不羁的思想中，那些最令人愉快、最意气风发的微妙之处。正如丑角在肉体和精神上，与德国人格格不入一样，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也无法翻译介绍给德国人。一切沉重、阻滞、笨手笨脚的东西，以及一切冗长而令人厌倦的文风，都在德国人中间花样翻新，大放异彩——恕我直言，就连歌德的那些生硬与优雅参半的散文也不例外。它们所反映的是它所属于的“过去美好时光”，表现的是当初的德国趣味。所谓德国趣味，就是有气无力而精巧细致的趣味。拉辛由于具有演员气质是个例外，这种气质使他悟性极高，精通许多事情；他卓有成效地翻译了培尔的作品，自愿躲避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阴影之下，更加自愿地躲避在罗马喜剧作家当中——拉辛也热爱奔放不羁的精神和奇思异想，这些都不合德国的节奏和规矩。但德语，即便是拉辛散文中的德语，怎能模仿马基雅弗利的速度呢？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中，使我们呼吸到了佛罗伦萨干燥纯净的空气，并禁不住以喧闹愉快的方式展现了最为重大的事件，或许以艺术家特有的心怀恶意的对比感，以骏马奔驰的速度，以最为卓越、最为放纵的幽默感，表述了那些冗长、沉重、难以理解而又危险的思想。谁又胆敢用德文翻译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呢？在题材选择、思想和词语方面，佩特罗尼乌斯比至今为止的任何大音乐家，都更是大师。若像他那样拥有风的双脚，能像风那样急速行进、呼吸和不受约束地表示轻蔑，使一切东西都跑动起来，从而使一切都健康向上。那么，对布满沼泽的病态世界，对“旧世界”还在乎什么！至于阿里斯托芬——那个善于使人变形的天才，为了他的缘故，我们应原谅曾存在的全部希腊精神。假如我们理解了其深刻含义所需要原谅和变形的所有那些事情的话。关于柏拉图的秘密和其令人猜不透的性格，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那件被保密得很好的小事，即：他临终时，枕头下放的不是《圣经》、不是埃及人的书、毕达哥拉斯的书，或他自己的书——而是阿里斯托芬的一本书。没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又怎能忍受生活——他所拒绝接受的希腊人的生活！

六

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独立，保持独立是强者的特权。任何试图保持独立的人，即便是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只要不是被迫这样去做，都证明他或许不仅是强者，而且还有无比大的胆量。他进入了一个迷宫，千百倍地增加了生活本身已具有的危险；他知道自己将如何和在哪里迷路，将变得孤立无助，被某个良心怪物撕成碎片。假如这样的人倒了霉，他的不幸将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力，人们既不会感觉到这种不幸，也不会同情这种不幸。他不再能回头！甚至不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七

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直觉，若突然地讲给那些从气质上和本性上不宜接受它们的人听，肯定会被认为是傻念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认为是犯罪。按照哲学家从前所作的区分，宗教徒有显教徒和秘教教徒之别。这两者在印度人当中，正如在希腊人、波斯人和穆斯林中一样，一句话，在相信等级差别而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权利的人当中——在显教教徒看来，相互之间并不那么对立。显教教徒是站在外面，从外面来观察、评价、衡量和判断。较为本质的区别是，显教教徒是从下面往上看事物，而秘教教徒则是从上面往下看事物。在一些心灵层次上，悲剧本身不再显得是悲剧。若把世界上的痛苦聚集在一起，谁敢肯定见到这些痛苦必然会使人生出同情之心，从而使痛苦增加一倍呢？……高等阶级视为补品或提神物的东西，在完全不同的低等人看来，必然是毒品。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学家的眼中，也许是邪恶和软弱；高度发达的人，若人们原以为他会堕落，走向毁灭，反而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优秀品质。则他为此会在自己所坠入的低等世界中，被尊为圣人。有些书对于心灵和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看是低级心灵和低级生命力在利用它们，还是高级心灵和强健的人在利用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书是危险的、引起恐慌的、令人不安的书；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书则是传令号角，召唤最勇敢的人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敢精神。供一般读者读的书总有股难闻的气味，卑贱者的气味总是萦绕不散。在平民百姓吃饭喝水的地方，甚至在他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常发出臭味，若要呼吸纯净空气，就不要走进教堂。

八

年轻时，我们只知道表示尊敬和轻蔑，不知道有表达细腻感情的艺术，掌握了这种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收获。我们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和事，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悔过。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所有喜好中最糟的一种喜好，即对绝对事物的喜好，总是被愚弄和滥用，直到一个人学会在感情中掺入一点艺术，与虚假和不自然决一高低，像生活的真正艺术家所做的那样。年轻时特有的激愤之情和恭敬态度，使年轻的生命躁动不安，直到适当歪曲了人和事，得以把感情倾泄于它们之上；年轻时代本身甚至就是某种歪曲他人他物、令人上当受骗的东西。以后，幻想不断破灭，年轻的心灵备受折磨，最终开始怀疑自身。但即使在良心的这种怀疑和悔恨之中，也仍激情洋溢，仍狂暴易怒。此时，它严厉地谴责自己，不耐烦地撕咬自己，为自己的长期自我蒙蔽而进行自我报复，似乎年轻的心灵当初是故意欺骗自己！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情，以此惩罚自己；用怀疑折磨自己的热情，甚至觉得问心无愧是一种危险，似乎它是自我掩饰，是正直诚实的困倦；尤其是，出于本能地开展起反对“年轻”的事业，十年之后才明白，这一切也仍然是年轻！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