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起来，没有华格纳的音乐，我就不可能忍受得了我的青年时代。因为我已经被判决为一个德国人。当一个人想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时，必须有麻醉品。好吧，我必须有华格纳。华格纳是一切德国事物卓越的抗毒剂——我不否认他也是毒剂……自从听到《特里斯坦》钢琴片断的那一刹那起——多谢彪罗先生！——我就成为一个华格纳派了。我看华格纳以前的作品都在我之下——还太平庸、太“德国气”……可是今天我还在寻找一部作品，与《特里斯坦》有着同样危险的魅惑力、同样可怕而甜蜜的无穷意味——我在一切艺术中徒劳地寻找着。只要响起《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全部奇特都失去了魅力。这部作品绝对是华格纳的顶峰，他的《名歌手》和《指环》已是从顶峰下跌了。变得更健康——这在华格纳这样的天性反是一种退步……生逢其时，并且恰好生在德国人中间，以求成熟于这部作品，我以为是头等的幸运，我身上心理学家的好奇心走得如此之远。对于从未病得足以沉溺于这种“地狱之狂欢”的人来说，世界是贫乏的，应当准许甚至命令在这里运用一种秘密形式。我认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华格纳的奇伟怪诞，除了他，无人能展翅飞抵狂喜的五十重天，况且我足够强壮，可以使最可疑、最危险的事物变得对我有益，并且变得更为强壮，所以我称华格纳为我生命的大恩人。使我们结成亲缘的是，比起本世纪人们所能忍受的苦来，我们受苦更深，而且互从对方受苦，这将使我们的名字永远重新连结在一起，在德国人中间，华格纳必定是一个纯粹的误解，我也必定是如此，且将永远如此——我的日耳曼同胞，你们首先得受两百年的心理学和艺术的训练！……然而这一课是没法补上的了。

四

我还要概括地谈谈我的风格和艺术。用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节拍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内在的激情的紧张——这是每种风格的意义，由于我的内在状态异常繁多，就具有风格的多种可能性，一般来说，只是一个人所曾掌握过的最多样化的风格的艺术。一种风格若能真实地传达内在状态，不错用符号、符号的节拍以及表情（一切修辞都是表情的技巧），便是好的风格。我的本能在这方面是不会错的。自在的好风格是十足的愚蠢，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如同“自在之美”、“自在之善”、“自在之物”一样……前提始终是要有听取的耳朵、有懂得并且配得上这种激情的人，有可以向它传达的人。例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目前还在寻找这样的人——唉！它还将久久地寻找！人必须配得上受它的考验……在那个时辰到来之前，不会有人理解我耗费在这本书中的技巧，也不曾有人致力于如此崭新的、闻所未闻的、真正首创的艺术手段。在德语中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这一点一直有待证明，我本人从前对此也坚决否认。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用德语能够做成什么——一般来说，用语言能够做成什么。伟大节奏的技巧，修辞的伟大风格，以表达高尚的超人激情的澎湃起伏，首先被我发现了，凭借《七印记》这样的颂诗，我翱翔在迄今所谓诗歌之上一千英里。

五

要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就必须忘掉一些事情。它是靠它的错误发生影响甚至使人着迷的——这错误便是它对华格纳主义的利用，似乎华格纳主义是一种向上的征象。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成了华格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伟大的希望系于华格纳的名字。即使在今天，只要提起《帕西法尔》，人们还要提醒我，对于这一运动的文化价值作出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意见占上风，我是负有罪责的。我时常发现这部作品被引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复活》，人们只注意华格纳的艺术、意图和使命的新公式，却忽略了隐藏在这部作品基础中的真正价值。“希腊精神和悲观主义”，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标题，即首次说明了希腊人是如何清算悲观主义的——他们靠什么战胜了悲观主义……悲剧恰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在这里如同他在所有问题上一样弄错了。用局外人的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像，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麦茨城下，在寒冷的九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它散发着令人厌恶的黑格尔气味，只在某些公式中，它夹带着叔本华的报丧者气息。一种“理念”——酒神因素与日神因素的树立，被阐释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被看做这种“理念”的开展，这一对立在悲剧中被扬弃而归于统一，在这种光学下，从未彼此照面的事物突然相遇，互相照亮和阐明。例如歌剧和革命……书中有两点决定性的创新，第一是对希腊人酒神现象的理解——为它提供了第一部心理学，把它看作全部希腊艺术的根源；第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作是希腊衰亡的工具、颓废的典型。“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力量！全书对基督教保持深深敌意的沉默。基督教既非日神也非酒神，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惟一价值，它在至深的意识中是虚无主义的；反之，酒神的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基督教教士一度被喻为是“阴险的侏儒族类”、“地下族类”……

六

这一个起点是无比奇特的。我凭借最内在的经验，发现了历史所具有的惟一比喻和对应物，因此，我首先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同时我视苏格拉底为颓废者，彼此毫不含糊地证明，我的心理绝不会陷入任何道德过敏的危险——视道德本身为颓废的象征，只是一个创新，是认识史上头等的独特事件。借这两个见解，我如何高出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那可怜的肤浅空谈之上！我首先看出真正的对立——看出蜕化的本能带着隐秘的复仇欲转而反对生命（其典型形态是基督教。叔本华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柏拉图哲学，全部唯心主义），反对生于丰盈和满足的最高肯定的公式，无条件的肯定，肯定痛苦，肯定罪恶，甚至肯定生存的一切可疑和异常的特征……对于生命最终、最快乐的、最热情洋溢的肯定，不但是最高的智慧，而且是最深刻的智慧，得到了真理和科学最有力的证明和维护。凡存在的人，无物要抛弃，无物为多余——基督徒和别的虚无主义者所摒斥的生存方面，在价值系列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要无限地高于颓废的本能所赞许、所称道的东西。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有勇气而接近真理。强者必须认识和肯定现实，恰如弱者由于虚弱而必定怯懦并且逃避现实，此谓“理想”……他们没有认识的自由，颓废的人离不开欺骗——这是他们的保存条件。谁不但理解“酒神”的这个词，而且由这个词而理解自己，他就用不着去反驳柏拉图、基督教或叔本华——他能嗅到那腐昧……

七

最近我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表明，我如何借此而找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找到了关于什么是悲剧心理的终极知识。“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的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一”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权把自己看作第一个悲剧哲学家，也就是悲观主义哲学家极端的树立者和相反者。在我之前，没有人把酒神变为一种哲学激情，尚缺乏悲剧智慧，甚至在苏格拉底前两百年的希腊大哲学家身上，我也是徒劳地寻找此种智慧的征兆。惟有对于赫拉克利特，我有所保留与他接近，我的心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觉得温暖和愉快。肯定流逝和毁灭，酒神哲学中的决定性因素，肯定矛盾和战争，生成，以及彻底否定“存在”概念——我在其中不能不认出至今为止与我最相像的思想。“永恒轮回”的学说，即万物是无条件的和无限重复的循环学说，终究可能也已经为赫拉克利特所教导过。几乎所有根本观念都从赫拉克利特继承而来的斯多噶派有此种学说的迹象。

八

一个宏伟的希望从这论著中说话。我终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于音乐的一种酒神式未来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百年以后，设想一下我对两千年来的反自然和人类耻辱的进攻就已成功。那新的生命党，着手于最伟大的使命，培养人类更高的品质，其中包括无情地毁灭一切坠落者和寄生者，将使大地上生命之丰盈重新成为可能，因而使酒神境界也必定重新高涨。我预期着一个悲剧时代，一旦人类具备一种觉悟，进行最艰苦却也最必要的战争，并不因此痛苦，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就要复活了……

在19世纪末叶，可有谁清楚地知道强盛时代的诗人们称什么为灵感？倘若没有，我愿来说说。一个人稍微有一点迷信，恐怕就不会拒绝在事实上想像一下，自己成为某些极强大力量的纯粹化身、纯粹传声筒、纯粹媒介。启示的概念就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它的含义是，使一个人深深震撼颤栗的某种东西，突然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准确和精细变得可见可闻。倾听，而并不寻求，接受，而并不追问谁在给予；一种思想犹如电光突然闪亮，带着必然性，毫不犹豫地获得形式——根本不容选择。一种喜悦，其巨大的紧张有时通过泪水的汹涌而得舒缓，他此时步态踉跄，时而疾行，时而踟蹰；一种不完全的出神状态却又清晰地意识到有无数微妙的震颤和波动流遍全身；一种至深的幸福，痛苦和阴郁在其中并非作为对立面，而是作为条件，作为产物，作为如此光辉灿烂中必有的色彩起作用；一种节律关系的本能，它绷紧了形式的广阔空间——长度，对于扩展的节律的需要，几乎是衡量灵感力量的尺度，是对灵感的压力和紧张的一种平衡……万物最高程度地显现了，这是不由自主的，却又好像是一种自由情感、绝对、强力、神性的狂飙突起……最奇特的是形象和比喻不期而至，人不再明白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比喻，一切都以最迅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看来是真的，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事物好像自动前来，甘愿充当比喻。（“这里万物爱抚地走向你的言谈，向你谄媚，因为它们想骑在你的背上驰骋。这里你骑在每种比喻上，驰向每种真理。这里一切存在的语言宝库向你突然打开；这里一切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从你学习言谈。”）这便是我对灵感的体会，我不怀疑，必须倒退几千年，才能找到一个能向我说这话的人：“这也是我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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