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冒着道德说教一向显示出的那种风险，即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暴露自己伤口的风险。我斗胆对科学与哲学相互地位的改变而提出抗议，这两者之间的地位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有权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如此重要的地位问题，而不要像瞎子那样谈论颜色，不要像女人和艺术家那样对科学说三道四。他们出于本能，也出于羞愧地叹息道：“唉！这该死的科学！它总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科学家宣布独立，宣布从哲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是民主的组织状态和混乱状态的后果之一。现在的学者都是一副自我陶醉、春风得意的样子，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吹嘘就发出香气。此处还是民众的本能发出叫喊：“摆脱一切主人。”科学在反抗了神学、取得辉煌战果，不再是神学的“仕女”之后，现在肆无忌惮、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要为哲学制定法律，声称该轮到它来充当“主人”了——我在说什么呀！它是声称要由自己来充当哲学家。在我的记忆对不起！是一个科学家的记忆中，可曾听说过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年老的医生（更不用提所有学者中最有教养和最自负的语文学家和中小学老师了，他们从职业上说不分你我）对哲学和哲学家采取幼稚傲慢的无礼态度。有鉴于此，专科医生和专业人员出于本能对所有综合工作和综合能力采取守势；另一次，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察到哲学家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因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被人小看了。还有一次，功利主义者由于患有色盲症，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东西，而只是看到一系列遭到驳斥的体系和“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的”过高开支；另一次，人们普遍对隐蔽的神秘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知识的疆界被调整；另一次，对个别哲学家的蔑视，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对整个哲学的蔑视。最后，我常常发现，在年轻学者对哲学不屑一顾的态度背后，有某位哲学家造成的恶劣后果。虽然人们已下决心不再遵奉他，可是却未能消除对其他哲学家的嘲笑和蔑视，结果是对整个哲学的敌意。（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最为现代的德国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如此。由于疯狂地反对黑格尔，他成功地把整个最新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的联系切断了，而这种文化一直在提升和完善历史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本人的贫乏、接受能力之差和反德国精神的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的来看，正是现代哲学家的卑劣，从根本上损害了人们对哲学的尊敬，给民众的本能敞开了大门。仅让我们承认现代世界已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可勒世界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想一想那些庄严华贵的隐居修道者，当时被称作什么。而现在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当今时尚的影响，即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在德国，例如，柏林的两头雄师，无政府主义者欧根·杜林和调和主义者埃迪亚德·冯·哈特曼，都是如此），对此，出身较高贵的老实科学家又有什么感觉！特别是看到那些自称为“实在论者”或“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家，肯定会使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心中产生不信任感：这些哲学家顶多是学者和专家，这一点很明显！他们都已被科学所征服，重新受科学的支配。他们有时要求从自身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无权享有这些更多的东西，无权承担这些更多东西的责任。他们目前在言行上值得称许地，并充满憎恨地，不相信哲学的监督责任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科学蓬勃发展，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而现代哲学却在逐渐下沉。当前剩下的部分激起的即使不是轻蔑和怜悯，也是不信任和不愉快。哲学家已还原成“知识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各时代的一门缺乏信心的科学，一种教人忍耐的学说：哲学甚至还从未跨过门槛，尚未登堂入室：也可以说，哲学是在作最后的挣扎，已走到路的尽头，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之中，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够占据支配地位？

二

阻碍哲学家成长的危险如今多而又多，以至人们怀疑这个果实还能否成熟。科学的范围和结构已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哲学家也越来越有可能在学习时就感到疲惫厌倦，越来越有可能去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成为专家”，从而不会再往高升。也就是说，不会具有超人的眼光，不会做到滴水不漏，不会俯视一切。或升高升得太晚了，成熟的最佳时期和力量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他已受到损伤，变得粗糙而衰弱，因而他的观点，他对事物的一般评价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也许正是智力良心的改进，使他在征途上犹豫彷徨；他害怕受到诱惑变成浅薄的涉猎者，变成百足虫，变成千芯啄；他太清楚了，一个目光敏锐的人，若已丧失了自尊，便不再能发号施令，不再能引导人们了；除非他立志要成为伟大的演员，成为通晓哲学家的江湖骗子，成为精神上的捕鼠者。总之，成为把人引上歧路的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不是个良心的问题，而是个趣味的问题。给哲学家增添更多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要求自己作出判断，说是或否，不是对科学，而是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他不情愿地学会相信，作出这种判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他设法完全依靠最为广泛的（或许是令人烦恼的、毁灭性的）经历，来行使这一权利，并达到上述信念。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犹豫不决，产生怀疑，被惊得目瞪口呆。其实，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大众误认为是混同于科学人士和典型的学者，或被误认为是混同于具有高尚宗教情操的、无情无欲的、超凡脱俗的、耽于幻想的、醉心于上帝的人士。然而，当一个人听说某人由于过度“富于智慧的”或“哲学家般的”生活而受到赞扬时，其意思只不过是过“谨慎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智慧，对大众来说似乎是一种飞翔，是一种成功地脱离罪恶游戏的手段和手法。但真正的哲学家——我的朋友们，难道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是这样吗？——过的却是“非哲学的”和“没有智慧的”生活，尤其过的是一种不谨慎的生活。感到有义务和责任做许许多多的尝试，感到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他不断冒险，参与这种罪恶的游戏。

三

所谓天才人，要么产生，要么创造（就这两个词最充分的意思而言）。相对于天才而言，学者，即一般科学家，身上总是有某种老妇人的味道：因为他们跟老妇人一样，也不熟悉人类的这两项主要功能。当然，应该承认，似乎是作为补偿，这两种人也是值得尊敬的——这里强调的是值得尊敬。但是，在承认这一点时，也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让我们较为仔细地考察一下：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科学家是普通类型的人，具有普通的美德；也就是说，是非统治类型、非权威类型、非充满自信类型的人；他们勤劳刻苦，耐心地与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们生性喜欢像自己那样的人，生性喜欢这样的人需要的东西。例如：需要拥有足以过温饱生活的收入和一块绿草地，没有这些便无法放下工作稍作休息；需要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注（这些首先是得到承认和可以得到承认的先决条件）；需要好名声带来的温暖与幸福；他们的价值和有用性，需要得到永恒的认可，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内心对这一点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存在于所有从属性人们的心底。学者与其身份相称，也有一些可鄙的毛病和缺点：他们气量狭小，充满了妒忌，对那些他们无法企及的性格，他们的眼睛特别犀利，可从鸡蛋里挑出骨头。他们易于相信别人，但只是在自己能随心所欲时才易于相信别人，并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正是在领导伟大潮流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得较为冷淡，不那么愿意开口，此时他们的眼睛像是平静而毫无波澜的湖面，狂喜或同情都不能使其有波动。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最坏和最危险的事情，产生于他那种类型的人的平庸本能，产生于平庸的耶稣会教义，此种教义出于本能尽力要消灭杰出人物，力图弄断，或更好些，放松每一把弯弓。当然，要怀着体谅的心情放松，自然也是用宽厚的手放松。怀着易于相信别人的同情心放松。这就是耶稣会教义的真正手法，它一向知道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富于同情心的宗教，兜售给人们。

四

无论人们多么满怀感激之情地欢迎客观精神——谁不对一切主观性及其讨厌的自我意志腻烦得要死！可是，最终人们学会小心对待自己的感激之情，停止过分赞颂精神的无私化和非个人化，最近人们似乎把精神的无私和非个人化当作了目标本身，当作了拯救和荣耀——特别是悲观学派常这么做，而该学派也有充足的理由向“无私的知识”致以最高的敬意。客观的人，不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咒骂和斥责，理想的学者，在遭受了许许多多全面的和局部的失败后，其身上的科学本能开始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无疑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昂贵的工具，但他的作用却掌握在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人手中。他仅仅是一件工具；我们可以说，他是镜子——他不是“目的本身”。客观的人确实是镜子，习惯拜倒在要了解每件事情之前，只具有了解或“反映”等词语表示的欲望——他等待着，直到发生某件事，然后敏感地展开四肢，即使是神的轻轻脚步飘然而过，也会在他的表面留下痕迹。不管他仍具有什么“个性”，这种个性在他看来都是偶然的、任意的，而且常常令人不安。他已慢慢地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外部形式和事件经过的反映。他尽力回想“自己”，可常回想得不对；他动辄便把自己与其他人混在一起，搞错自己的需要，只是在这方面他不精细，粗心大意。他也许为自己的身体，为了与妻子和朋友闹点小别扭，为缺少朋友和社交活动而苦恼。的确，他设法思考自己的痛苦，但是白费力气！他老是走神，思考的总是一般的情形，昨天他不知道如何自助，明天他也不知道如何自助。他现在不认真对待自己，也不为自己花很多时间。他安详而宁静，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因为没有能力理解和对付自己的烦恼。他习惯于殷勤对待所有事物和经历，高高兴兴、亲切接受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他总是那么性情温和，那么超然物外，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在许多情况下，他不得不为他的这些美德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人，他太易于成为这种美德升华后剩下的渣滓了。假如有人想从他那里得到爱或恨，我指的是上帝、女人和动物所理解的那种爱和恨，那他会竭尽全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如果他爱得不深，恨得不深，如果他在这方面表现得虚伪、脆弱、有问题和堕落，人们一定不要吃惊——他的爱是不自然的，他的恨是造成的，不如说是一种力气活儿，有点卖弄和夸张的味道。他的真诚完全以客观为转移，只有在完全安详和宁静时，他才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他那映照一切和总是自己擦得很亮的灵魂已不知道如何肯定，如何否定。他不发号施令，他也不搞破坏。“我几乎什么都不怕”——他与莱布尼兹一起这么说。我们可不要忽视和小看这个几乎！他也不是模范人物，他不超过任何人，也不落后于任何人。他对一切都采取极其超然的态度，既没有理由支持正义事业，也没有理由支持非正义事业。人们长期以来把他混同于哲学家，把他混同于凯撒的老师和文明的独裁者，给予他太多的荣誉，忽视他身上较为本质的东西——他是一件工具，可以说是个奴隶，当然是那种最受人尊敬的奴隶，但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人是一件工具，一件昂贵的、易于损坏的、易于失去光泽的衡量工具和反射工具，需小心使用和照料。但他不是目的，不是向外去的和向上去的，不是其他存在物借以为自身辩护的互补性的，不是终点，更不是起点。不是一项创生性的或原创性的事业，没有任何想成为主人而必须具备的那种英勇果敢、坚强有力、以我为中心的气质，而只不过是陶工使用的柔软的、空心的、精巧的、可移动的模板，要用某种内容和框架使其“成形”。他通常是个没有框架和内容的人，一个“无私的”人。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对人毫无吸引力的人。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