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若像我这样，被某种神秘的欲望所驱使，长期以来力图把悲观主义搞个水落石出，以摆脱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狭隘和愚蠢（悲观主义在本世纪正是以这种狭隘和愚蠢，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谁，若以亚洲人或超越亚洲人的眼光，真正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观察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式中，最为厌世的思维方式——超越善与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的理论，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无论谁摆脱道德的束缚，或许会不知不觉地睁开眼睛，看见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热爱现时、生气勃勃、活泼快活的人们的理想，他们不仅已学会了与过去和现在妥协，而且还希望生活永远保持过去和现在那种样子：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生大声喝彩：不仅仅是为人生而且实际上是为需要人生的人们喝彩；因为这些人总是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的。唉，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

十三

人四周的距离或空间，会随着想像力和洞察力的加强而增大。人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深广，不断出现新的星辰、新的奥秘和新的观念。也许智力的眼以它敏锐和深邃的目光观察一切时，只不过是在眨一眨眼，是在作游戏，是在闹着玩。或许曾引起最多厮杀和苦难的最庄严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恶”，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将不再重要，而只不过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于是“老人”又需要有另一种玩具和另一种痛苦——总是孩子气十足，永远是孩子！

十四

人们是否已观察到，表面的懒散或半懒散，对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对于其喜欢的、不辞辛劳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对于“祈祷”时的温和与平静；对于为“上帝降临”时刻做好准备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种问心无愧的懒散，那种只有昔日具有高贵血统人才享有的懒散，此种懒散与眼下辛苦工作正在败坏——与身心庸俗不堪的贵族气质是多么相似。因而，不正是这种腐败的气质在教育人们“无信仰”，并为“无信仰”铺路吗？比如，目前远离宗教而生活的德国人当中，我发现了各种不同而出身各异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代一代辛勤劳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们已不知道宗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呆笨而吃惊地注意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宗教。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无暇旁顾，既要工作又要享乐，还要为“祖国”出力，要看报，还要尽“家庭义务”。他们似乎没有一点时间来顾及宗教。特别是，他们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自言自语道，反正人们去教堂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情绪吧。他们决不是宗教习惯的反对者；假如环境或国家利益要求他们服从这种习惯，他们会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们已经按要求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保证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地去做，不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们繁忙得很，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前便可以把属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特别是在人们辛勤劳作的大贸易和商业中心；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学者和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可算作这种人（神学家不在此列，心理学家总是感到纳闷，怎么会有神学家？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就那些虔诚的或仅仅去教堂作祈祷的人们而言，我们不知道一个德国学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觉自愿的成分，或随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认真对待宗教问题。他的专业工作（以及我已经说过的他那像工人一样，由现代良心驱迫的辛勤劳作），往往使他对宗教采取一种高傲的、几乎是仁慈的平静态度，偶尔对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许的蔑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仍宣称属于基督教会，谁就有邪念。只是在历史的帮助下（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得以对宗教表现出可敬的认真态度和某种畏畏缩缩的敬意。但即使他达到对宗教充满感激之情的地步，也仍未更进一步树立起对教会的信念，从而虔诚地对待宗教。甚或与此相反，他是在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环境下出生和长大的，就他来说，这种对宗教的淡漠，通常会升华为小心谨慎和纯洁正直，避免接触宗教界人士和宗教问题：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仁爱，促使他躲避宽容带来的麻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神圣的幼稚行为，其他时代会因为有人发现了这种幼稚行为而深表忌妒。学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深信自己的宽容问心无愧，深信应确定无疑地把笃信宗教的人视为价值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则是超出和高于他们的——但他只不过是个傲慢的小侏儒和骗子，过于警觉，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现代思想”！所有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为——多少可爱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为。

十五

无论谁对世界有多了解，都会发现人的浅薄无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轻浮、轻飘和虚伪。在各处都会发现，哲学家和艺术家狂热而极端地崇拜“纯形式”。毫无疑问，谁都非得膜拜表面上的东西不可，而有时就会不幸掉进它的束缚。那些被烧伤的孩子，那些天生的艺术家，甚至也有等级，他们发现，生活的惟一乐趣就是尽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惫地报复生活）。人们会推测，生活究竟怎么会使他们那么反感，致使他们那么想歪曲、缩小和神化生活的形象——人们会把艺术家当中笃信宗教的人，视为最高等级的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做出了宗教上的解释：人们从本性上害怕会太快地获得真理，在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强、具有足够多的艺术家气质以前……虔诚，“神的生命”，以这种观点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终结果，似乎是艺术家在所有最为符合逻辑的真理面前的赞颂和陶醉，似乎是颠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价说谎的意志。或许，至今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他虔诚；说某人虔诚，某人就会变得非常狡猾，非常浅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样子也就不再惹人讨厌。

十六

为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至今人类获得的最为崇高和最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另一种愚蠢和残忍的行为，热爱人类的这种倾向，首先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谁先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力图表达事情时多么结结巴巴，他都将永远是神圣的和令人尊敬的，是至今飞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讨人喜欢的人！

十七

我们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正如他们利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做这项工作那样。利用宗教所产生的控制性影响，它所迷惑和保护的人是不同的，它具有创造性和塑造性，也可以是有破坏性的。有些人性格坚强而具有自立精神，天生注定和后天培养成为发号施令的人，具有统治民族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是另一种工具，可用来克服行使权力的障碍——是连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可把被统治者的良心拱手交给统治者，而人们从内心深处总是尽力逃避服从。贵族出身的人很特别，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倾向于过闭门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欢以较优雅的方式（通过某一阶层中精选的追随者或成员）进行统治。他们可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粗俗事物的嘈杂和麻烦，避开一切政治鼓动中不可避免的肮脏和龌龊。比如，所罗门就明白这一点。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有为人民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于国王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诱的机会，使他们在未来有资格进行统治和发号施令：这些人属于缓慢上升的阶级和阶层，仰赖幸运的婚姻习俗，他们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断增加。宗教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诱惑，使他们努力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体验必须进行自我控制的情感，体验沉默不语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种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遗传特征，未来达到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则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便是教育该种族，和使该种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后是普通人即芸芸众生，他们生来是为了干活和劳作的，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境况感到心满意足，内心感到平静，觉得服从是光荣，具有较多的社会幸福感和同情心，脸上容光焕发，使灵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贫乏得到了原谅。宗教连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给这些永远遭受折磨的人带来了阳光，甚至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悲惨样子；宗教对他们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受难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别开生面，高雅别致，几乎利用了受苦受难，最终甚至把受苦受难神圣化，证明受苦受难是正当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敬佩的，莫过于它们有办法教导最低下的人，通过尊奉表面上等级较高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很困难——据说这种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十八

毫无疑问——对这些宗教作蹩脚的反计算，暴露其隐秘的危险——若宗教不是在哲学家手中作为教育人和训练人的工具，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为万物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充当一种工具，则其付出的代价总是过于昂贵。在人们当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堕落的、体弱的、必然受苦的人；在人们当中，成功者也总是例外，而且由于人是尚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成功者应是罕见的例外。更为糟糕的是，人所处的等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小；人类一般政体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则，对高等级的人产生的破坏作用最为可怕。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脆弱的、多样的、难以确定的。那么，上述这两种最伟大的宗教对生活过多的失败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图保存一切能够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站在受苦受难者的一边：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宁愿把每一种其他的生活体验视为虚假的和不可能。不论我们给予这种溺爱式的和保护性的关心（在关心其他人的同时，更多地是关心受苦受难最多的那种类型的人）多么高的评价，至今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宗教——这是对它们的一般性的评价，都是导致“人类”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它们保存了太多的本该消亡的东西。我们要感谢它们做出的无法估价的贡献。哪位充满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基督教至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不感到难受！但是，在它曾安慰了受苦受难者，鼓励受压迫者和绝望者，给予孤苦无助者依靠和支持，把社会中的失意者和苦闷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它们还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问心无愧地保护一切患病者和受苦受难者，以确确实实地促进欧洲种族的堕落呢？颠倒全部价值判断，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摧毁强壮者，使一切伟大的梦想破灭。怀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捣毁一切自主自立、男子汉气魄、征服气概、专横傲慢，所有这些最高等级和最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把这一切都变为犹豫不决、自责自疚和自暴自弃；无疑地，把对社会的全部热爱，把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过来，变成对尘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这就是基督教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直到根据它的标准，“对钱财嗤之以鼻”、“对酒色不感兴趣”和“高级人”融合为一种感情为止。如果人们能以伊壁鸠鲁主义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看一看欧洲基督教导演的这出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剧，那我认为人们会惊异不已和笑个不停；似乎某种意志支配了欧洲十千八百年，要使人类庄严地流产，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过，某人若像欧洲的基督教徒那样（例如帕斯卡尔），需要的东西与此相反，手里拎着一把神圣的斧子，能考察人类的这种自愿性的堕落，他便会愤怒地、同情地、浑身颤栗地高喊：“喔，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笨蛋，你们干了些什么呀！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怎么能这么胡砍乱弄我最好的这块石头！真是放肆无礼！”我要说，基督教是至今为止最为放肆无礼的。人们尚未伟大得和坚强得能作为艺术家参与塑造人类的活动；人们尚未强大，也尚未有足够多的远见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听凭千百万人必然失败和灭亡的规律肆虐；人们尚未崇高得能够看清把人与人区别开来、迥然不同的等级和差距——这样的人们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至今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以致最终产生了一个发育不良的样子——可笑的物种，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谦和有礼，病恹恹，平平庸庸，即当今豹欧洲人。